習近平在梁家河的7年是孤獨的 塑造他認知世界的方式

聿文視界：習近平的鬥爭精神、不安感及他的備戰團隊

2022年10月27日，中共黨總書記率領他的新常委班子前往“革命聖地”延安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代表大會會址參觀學習。習近平在參觀“七大”會址時發表講話。

美國之音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鄧聿文評論文章：中共二十大過去了一個多星期，但圍繞著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組成，輿論對習近平如此人事布局背後的動機和原因仍在做各種討論。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習建立這個所謂戰鬥班子，是因為他自感要麵對外部的“驚濤駭浪”。某種程度上這麽說可能是對的。習在大會結束後的首站外出即率領六常委前往中共“聖地”延安，似乎也證明了這點。

延安是中共“福地”。86年前，毛和他的革命戰友領著一支疲憊之師，落草延安，起死回生，用13年就奪得天下，建立起全國政權。習帶領他的常委班子到延安朝聖，當然不隻是要新常委們重溫中共這段既艱難卻也輝煌的曆史，而是通過此舉讓他們牢記、並向外界傳達兩層含義：（1）黨的幹部隊伍必須發揚延安時期那種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那種鬥爭精神、提高鬥爭本領，腳踏實地、苦幹實幹；（2）有了這兩種精神的附體，二十大新選出的中央領導班子，將像毛那代領導人在極艱難的狀況下開辟出中國革命的新局麵一樣，也將在新時期全力戰勝各種困難和挑戰，依靠頑強鬥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迎來中共又一個輝煌。

顯然，習要把剛結束的二十大比作七大，兩者在精神譜係上是一樣的。但此次延安之行，習還藏有個人私心，因為他當年在延安的梁家河渡過了七年知青歲月。現在梁家河成了中共另一朝聖之地。習在梁家河學會了忍耐和等待，通過積極向黨組織靠攏，終以“黑五類子弟”身份當上大隊書記，某種意義上可看作他人生的第一個政治資本。就此而言，梁家河亦是習個人“福地”。

習在延安的講話同樣出現在二十大報告中，尤其對鬥爭精神的強調，可視作報告基調。開篇提的“三個務必”，其中之一是“務必敢於鬥爭、善於鬥爭”；談到未來前進道路上需要把握的幾個重大原則，亦有“堅持發揚鬥爭精神”，增強全黨全國人民的誌氣、骨氣、底氣，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知難而進、迎難而上等。

鬥爭是中共的哲學。作為馬克思主義金科玉律的的對立統一規律，就非常強調鬥爭性。所謂對立麵的統一和鬥爭的規律是宇宙萬物的根本規律，事物發展的原動力來自於矛盾即鬥爭。毛深得鬥爭哲學的精髓，他一生都在鬥爭，“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習以毛為師，對鬥爭的領悟，青出於藍勝於藍。十年前他上台不久，即強調敢於鬥爭，要求全黨有鬥爭精神，後來成為核心，更把鬥爭掛在嘴上，成為中共的“聖訓”。

2021年6月28日中共慶祝建黨100周年時舉行的大型晚會。舞台背景顯示已故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正在投票的畫麵。

雖然鬥爭是中共原色，然而，在過去十年，他特別把這個在胡時期處於休眠狀態的鬥爭精神激活，原因在他改造中共的宏偉計劃，這勢必會激化原來處於平衡態下的各種矛盾，要達到一種新的平衡態，就須經曆一個殘酷的鬥爭過程。中共過去表麵上風平浪靜，但水麵下是波濤洶湧，習所以能將各派係收拾得服服帖帖，可以解釋為他的鬥爭精神、鬥爭意誌比其同僚強，鬥爭手腕和權術比他們高明。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帶領他的新班子到陝北參觀延安革命紀念館。（2022年10月27日）

習也將中共的鬥爭精神發揚光大，運用於外。他放棄鄧的韜光養晦方針，固因中國國力到他手上累積壯大，再想像頭大象藏在樹後很難，但他主動出擊，以鬥爭 精神處理對外事務，重塑外部環境，有很大關係。鬥爭精神引起了美國和西方的警覺，讓美中衝突提早到來。外部環境的惡劣，特別是美國對中國圍堵的加強，又進一步強化了他的鬥爭精神和對全黨的鬥爭要求。

習的鬥爭精神和他的危機感或官方說的憂患意識是相伴隨的。過去十年，他不斷向黨員幹部強調強憂患意識和底線思維，並用“黑天鵝”、“灰犀牛”來告誡全黨。二十大報告也重複這些表述，要求全黨“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外界注意到，此次報告對安全的重視超過上次，不單是政治安全、政治風險習要考慮，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產業和供應鏈安全和風險等都不能掉以輕心，時刻提防。這些安全風險很大程度上又和美中的對抗綁在一起。有觀點認為，二十大報告未一字提美，卻處處針對美，表麵上隻談成就和部署，少說問題和困難，可字裏行間又無不顯露出習的不安感和危機意識。

故而，正是內憂外患導致的安全感的嚴重缺乏，習要組建一個完全聽命於自己，承襲其鬥爭精神和意誌的戰鬥班子。有人把二十大的政治局稱作戰時內閣，不過用備戰班子或團隊來稱呼也許更恰當。習接下來在未來五年或十年要幹幾件大事，其中之一可能要收回台灣，確實要求他的團隊必須以一種戰鬥的姿態和精神去麵對各種艱難困苦挑戰，隨時準備迎接大風大浪考驗，在驚濤駭浪中鍛煉幹部隊伍，因而盡管現在不是戰爭年代，但須有這種鬥爭的精神和本領，否則就不是一個稱職的領導幹部。

二十大報告在有關建設堪當民族複興重任的高素質幹部隊伍部分，提到選拔幹部的三個標準，即忠誠幹淨擔當。忠誠無疑是隻對習的，它是首要的政治標準；幹淨是要求領導幹部廉潔，沒有腐敗；擔當用報告的話說，是注重在重大鬥爭中磨礪幹部，加強幹部鬥爭精神和鬥爭本領養成，著力增強防風險、迎挑戰、抗打壓能力，帶頭擔當作為，做到平常時候看得出來、關鍵時刻站得出來、危難關頭豁得出來。唯有符合這三個標準，才能適應新時代要求、具備領導現代化建設的能力。

根據這個標準選出來的新一屆政治局，來自重要省市主政者7人，占新當選政治局委員的一半以上，其中四人有軍工背景。他們除了忠誠，說明習還看重政治局成員的地方經驗，以及執行能力。一般來說，地方主政著要管方方麵麵，應對的局麵比行業主管麵對的情況要複雜得多，有時還會遇到突發事件，考驗他們的危機處理能力。而有軍工背景的官員，科技水平和能力比較高，同時也有很強的執行力和團隊協作精神，做事講究效率，少繁文縟節。就習要實現的目標來說，他的確需要權力團隊有這些品質和能力。

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帶領中共新一屆政治局常委與中外媒體見麵。

不過，僅僅用他需要一個備戰團隊來解釋二十大人事布局，是不夠的。即使黨內高層在這一點上達成一定程度共識，即要讓新一屆領導班子成為一個有鬥爭精神和戰鬥力的領導團隊，依然不能解釋何以現在的政治局是由習的清一色人馬組成，因為如果預期未來五年將是驚濤駭浪，合理的邏輯反而是組建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領導機構，盡可能容納和團結更多的派係去共同應對風險挑戰，這樣的團隊會更有戰鬥力。假如習擔憂自己的意誌在這個團隊中會打折，影響團隊戰鬥力的發揮，退一步，隻留汪洋或隻讓胡春華入常，少讓他的一個親信入常行不行？無論汪或胡，都沒有實力去掣肘他，讓他們兩個中的一個在常委裏作點綴，都不可能讓他的團隊成不了戰鬥團隊，還多少能改善外界的一點觀感。然而，習讓改革派兼團派在最高層全部出局，甚至將胡的政治局委員也不保留。這種做法的合理解釋是，此人至少在用人上氣度小，排除異己。

習在用人上的氣度小其實在十九大就顯示出來，隻是沒有現在這樣明目張膽，根子還是他對權力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不安感。這種不安感的養成，很可能來自青少年時期作為“黑五類子弟”的經曆，包括他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時光。父親在中共元老中被過早打倒，讓習尚未成年即體會到失去特權的滋味，成長環境的不友好養成了他時刻防範人的心態，在梁家河的七年是孤獨和無助的，他之所以一次次被拒絕仍要一次次申請入黨，就是要尋找權力保護，得到認可，擺脫受歧視處境，根本不像他後來發達說的那樣。此種兒時的心理創傷在一個人成年後會帶到他的工作和生活中，成為他觀察和認識世界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