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我沒有絕望，中國還能再往哪兒壞呢(下)
文章來源: 自由亞洲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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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我知道您和作家王安憶曾經有過一次討論，王安憶說作家是三分靠天賦，七分靠努力，而您覺得正好是相反，天賦應該是占到七分。您是什麽時候發現自己有寫作天分的呢？
嚴歌苓：就是我二十一二歲的時候吧，我覺得我也沒學過寫小說也沒學過寫電影劇本，反正寫出來大家都覺得還挺像，挺像那麽回事兒。就那個時候。因為我覺得幾代的基因不可能不影響我做什麽。我爸爸是一個作家，我的爺爺也是個作家，現在很多人在發掘我爺爺的這個曆史，越來越多的佐證，我為什麽會成為我現在的這個樣子，其實跟誰是我的爺爺是很有關聯的。
記者：您曾經是部隊文工團的一名舞蹈演員。軍旅生涯對您的個性的形成，以及日後的寫作產生了哪些影響呢？
嚴歌苓：部隊的生活因為占據我全部的少年和青年的這段時間，這段時間是一個孩子到一個年輕人，他的意識形態他的世界觀形成的最重要的一個階段。部隊給我最好的東西就是堅強，就是隱忍自我的紀律。我覺得沒有這些東西，作為一個作家來講是很難的，因為作家沒有人給你壓力，自己不壓自己的話，自己不讓自己守紀律的話，是沒有任何人來讓你守紀律的。而一個不自律的作家，是不可能實現他自己的這種文學上的一些抱負的。
記者：您從80年代二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寫長篇小說。我們知道寫長篇不僅需要天才，還需要驚人的毅力跟體力。這麽多年您是如何保有這種創作力和激情的呢？
嚴歌苓：我覺得任何一種職業從事它的人，特別是很艱苦的寂寞的職業，如果得不到樂趣他不會去從事它的。我覺得一定是有苦中作樂的部分。對我來講寫小說是一個，讓我越來越感到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事情。你根本不知道，你會把一個人的行為怎麽去寫，但是你寫出來了。然後呢？寫出來以後，有很多時候會反過來讓你自己驚訝，這是藝術創作者最最理想的一種境地。很多時候我在寫的時候，這種艱難困苦也好，巨大的耐力在跟它死磕也好，但我知道會有這樣的時候，會有這樣的非常非常讓人驚喜的時刻會來臨的。所以我想這就是未知，這是藝術創作者和他的藝術品當中的一些必然的，但也不是肯定老能出現的一種關係。這就是讓我感覺到所有的苦中作樂都是值得的。
記者：我看到您最近在和詩人楊煉的對談中，談到您是六四之後決定離開中國去國外讀書的。六四當晚您在北京，當時您覺得太驚訝氣憤了。有不少在海外的華裔學者他們雖然沒有親曆六四，但是在看到六四鎮壓之後，就決定再也不回去和這個政府合作。這麽多年您是用什麽心態和國內的出版界、影視界合作的呢？
嚴歌苓：怎麽說呢就是要把一個倫理概念搞清楚，什麽是state什麽是祖國什麽是民族，我覺得這些如果混在一起談的話，就是辱華啦我們中國人什麽什麽，這些就是從倫理上沒有搞清楚，概念是非常混淆的。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為中國人、中國讀者和讀中國文字的人寫作的。那麽如果我寫出來的作品恰好被電影導演喜歡，他們來拍這些電影，那當然我是非常非常支持的。文學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小眾化的一種藝術形式，如果有了電影的這種推動的話，對於我的小說來講呢，有一大批的觀影者會變成讀者，這是我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再加上我本身呢也是一個影迷，我也是奧斯卡評委對吧。所以電影對我來說是我生活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看電影寫電影做電影，我覺得我都是非常有興趣有激情去參與的。在哪裏能找到讀者在哪裏能夠有觀眾無所謂，哪裏能看懂我的小說，哪裏能看懂根據我小說改編的電影，哪裏就是我的土壤。
記者：您在和楊煉的對談中還談到了中國的80年代。您會如何評價80年代的中國文壇？當年你們這些青年的作家們，又是如何看待80年代整個國家還有個體的覺醒的呢？
嚴歌苓：那個時候我們毫無經驗，第一次經曆這種開放，很多很多的方麵中國在改正自己的誤差。然後一下子獲得了，好像基本上是全部的自由思考言論表達都有。但是那個時候我們we took it for granted (我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認為我們永遠就可以有這樣的自由，有這樣開放的一個方向。結果後來才發現它不是這樣的，曆史可能都是回旋型地上升回旋型地前進。我是一個不是很能夠把我壓倒的人。不是有什麽東西可以讓我徹底沮喪啊，或者去選擇放棄，我不是這樣的人。所以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螺旋型的（發展），它可能會有個周期。比如說30年呀或者多少年啊它會有這樣一次逆轉，然後再繼續向前。我覺得我現在其實挺樂觀的，壞到這個樣子還能再往哪兒壞呢？那麽唯一的走向就是向好嘍對不對？怎麽可能再壞下去？所有的人都不要創作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作家，都可以休息躺平了對吧，再這樣下去的話。
記者：您說過出國二十多年再回到中國，發現中國大陸是一個最有故事的地方。離鄉去國這麽多年之後再回到中國，您覺得哪些中國故事是最讓您感歎的呢？
嚴歌苓：因為我們對這個發生在（19）21年之後，或者說（19）49年之後或者抗日戰爭期間，整個這樣一段應該說近一百年的中國近代史裏麵，很多都沒有講清楚，很多故事都是因為這個該死的審查，很多故事沒有說透，也沒有讓作家去完全發揮他們的創作力，和他們思考的那種無限製的自由去創作出像樣的作品，我覺得那個時候都已經沒有寫盡寫好寫透，何況現在？現在我覺得很多眼花繚亂社會上的這些故事，確實是非常非常。。。有時候讓我非常憤怒，讓我覺得簡直太離奇了很多東西，但是我始終覺得正因為它每天都在發生這樣驚心動魄光怪陸離的故事，我們倒不能夠覺得馬上就能寫這樣的東西。我覺得一定要有長時間的思考，要拉開足夠的距離，才能夠在寫作當中發生一種美學的創作活動，否則的話我覺得是吃不透的。當然，我現在也會再創作一些，包括疫情的這些故事，我都在思考怎麽樣寫，怎麽樣寫才能夠避免我剛才說的這些問題，火爆劇那樣的，怎樣避免這些對於創作和藝術方麵非常忌諱的這種現象。我想如果我能夠避免這樣的東西，我想我也是可以創作剛剛發生的或者幾年前發生的事情。
主持人：三十年前曾離鄉背井出國求學的嚴歌苓，這次因為大膽敢言遭到中國當局封殺，不得不再一次從中國大陸斷舍離出來。嚴歌苓說，她此刻的心情和三十年前相比，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
嚴歌苓：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很不同的地方，因為我現在相信沒有任何一個國土是可以被封閉的。現在信息發展得這麽快總是可以衝破封鎖。那在我出國的時候，離開中國去美國留學的時候，這種條件是不具備的，人們沒有選擇地要相信一種消息來源，但現在我覺得已經不是這樣，人們可以選擇不相信，然後可以選擇去相信更多的消息來源，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一種現象。即便像我以後在國外出版，我也準備自己做出版社做電影。我覺得隻要是人們有足夠的這個興趣來讀我的小說，我相信他們還是會讀到的。因為網絡太發達了。
記者：我們看到這麽多年來您成功塑造了無數個女性形象。我記得您說過（百年孤獨的作者）馬爾克斯所有故事源頭，其實都是來自那個小鎮。我在想您所有的故事，是不是也有一個同樣的源頭呢？這些豐富多彩的東方女性形象，是不是也有一個共同的源頭？如果有的話這個源頭是什麽源頭呢？
嚴歌苓：我想沒有吧。因為我接觸的女性非常多，很多女人都愛跟我講知心話，特別愛告訴我他們的故事。我也是一個聽故事的人，人群當中我很愛安靜地聽人家講他們自己的（故事），讓他們撒開來講很多人都很精彩，他們的故事都很精彩。還有呢就是說因為我要寫這個角色，她畢竟要放進去很小一部分的我自己，比如說我的執著可能會在每個女性人物當中有所體現，因為我是一個很好動很勤勞的人，所以我的勤勞，對勤勞的這種美德的欣賞，也會在我（寫的）女性人物當中有所體現。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作家所必須（具備）的一種才能。就是在她的眼裏，她可以是完全沒有仲裁就可以去同情任何一種人，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最廣泛的認同感，跟所有的人物都有認同感。
記者：之前您有提過您寫不出象卡夫卡這樣的作品，為什麽？
嚴歌苓：每一個作家成為什麽樣的作家是他自己不能決定的，是他的生長環境童年上幾輩人。。。每個人他其實都帶著一定的被pre programmed 的一種預先的設置。作為卡夫卡來說，他的那種生長環境、他和他父親關係，他後來從事的工作，都是使他寫出卡夫卡式的小說來的，那麽這些東西都沒有發生在我身上，我是肯定寫不了那樣的東西，特別是他對現實來說所看到的那樣一種特別荒誕的、有的時候像惡夢那樣的一種情境，我是沒有感覺的對吧。所以說你隻能是寫你自己能寫的。
記者：不過現在也有蠻多人說中國社會的荒誕完全就是卡夫卡的作品。
嚴歌苓：可能比他要荒誕很多，更加荒誕。但是你需要一個卡夫卡來寫出這樣的東西，或者你需要一個中國式的卡夫卡來寫那樣的東西，中國人整個對荒誕的體會是比較粗淺的，他的表達也是比較粗淺的，很多時候是模仿的，所以如果是沒有真正的對荒誕的這種認識，我覺得這就會有造假的感覺。
記者：象您說的之前是象捏著鼻子在寫。所以如果真的是現在整個放開了之後，是不是您覺得您創作的天地更寬廣了？
嚴歌苓：也不知道，我要走出自我審查的這種心理的一種狀態的話，會什麽樣子都不知道，因為我還不知道這種傷害已經到了什麽程度了，所以我要試試看，完全沒有禁錮的情況下我會寫些什麽。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新的一種局麵吧。而且我覺得中國的故事應該屬於世界，我的小說可能最最好的作品還沒有寫出來。所以我想告訴我的讀者就是，等著吧，我還有更好的作品。
主持人： 嚴歌苓目前正在用英文寫作《致女兒》，她希望有一天她的女兒可以讀懂媽媽筆下的中國故事。另外她還將成立出版社出版自己沒有被刪減過的作品，並投資小製作的藝術電影。嚴歌苓相信哪怕自己在中國大陸被完全封殺，喜歡她的讀者觀眾，還是可以看到讀到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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