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一項偶然出現在我辦公桌上的統計數據令我大吃一驚。2020年，由於疫情，美國人的駕駛裏程下降了13%，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卻上升了7%。

我搞不懂。為什麽美國人在大流行期間開車卻更加魯莽？但根據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數據，在2021年上半年，機動車死亡人數更比2020年增加了18.4%。據該機構稱，造成事故的因素包括酒後駕駛、超速和不係安全帶。

為什麽這麽多美國人開車那麽不負責任？

當這些令人沮喪的數字在我的腦海中縈繞時，這個星期，馬修·伊格萊西亞斯通過Substack發表的一篇文章進入了我的收件箱。文章的標題是《各種不良行為在增加》。伊格萊西亞斯指出，不僅魯莽駕駛的人數在增加，飛機上的爭吵數量也在激增，城市裏的謀殺率在飆升，吸毒過量的人數在上漲，酗酒的美國人越來越多，護士說病人變得越來越粗魯，等等等等。

伊格萊西亞斯是對的。

教師們正麵臨著越來越多的破壞性行為。《華爾街日報》去年12月報道稱：“在學校裏，學生在課堂上講話這樣的小問題，以及打架鬥毆、持有槍支等更嚴重的問題都有所增加。學校官員表示，在達拉斯，今年的課堂破壞事件比疫情前的水平增加了兩倍。”

本月，美國家庭研究所發表了一篇名為《毒品流行越來越嚴重》的文章。其中指出，20多年來，因毒品死亡人數的上升幾乎沒停過，但“在大流行期間吸毒過量尤其出現激增”。在這個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裏，吸毒過量危機主要集中在白人當中，但該文指出，在2020年，“黑人的比例首次超過了白人的比例”。

去年10月，CNN播出了一則報道，題為《聯邦調查局稱美國的仇恨犯罪報告激增至12年來最高水平》。例如，聯邦調查局發現，2019年至2020年期間，針對黑人的襲擊從1972起上升到2871起。

槍支購買量也出現激增。據《華盛頓郵報》報道，2021年1月，美國槍支購買的數量超過200萬支，“同比增長80%，是有記錄以來單月購買量的第三高。”

隨著美國人對彼此的敵意似乎在增長，他們對彼此的關心似乎也在下降。印第安納大學利裏家族慈善學院的一項研究發現，美國人的慈善捐款比例正在穩步下降。2000年，66.2%的家庭做了慈善捐贈。但到2018年，隻有49.6%的人這麽做。對宗教事業捐款的比例隨著禮拜儀式出席率的下降而下降。但在2018年，向世俗事業捐款的家庭比例也創下了42%的新低。

這還不包括整體氛圍惡化中難以量化的部分——兩極分化、仇恨、憤怒和恐懼的加劇。許多年前，當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從來不擔心自己在課堂上說的話會讓我受到排斥。但現在，我認識的大學生們擔心，說錯一句話可能會導致社會性死亡。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不得不說，並非所有趨勢都是壞的。例如，青少年的毒品使用似乎正在減少。而且這些問題當中，有很多都是由疫情帶來的暫時壓力造成的。我懷疑，如果沒有戴口罩的規定和一種令人擔憂的致命病毒，就不會有那麽多人毆打空乘或是因為奶酪發脾氣。

但一些更黑暗、更深層次的事情似乎也在發生——團結的長期喪失，隔閡與敵意的長期上升。生活在一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都在解體的社會裏，就是這樣的感覺。

這到底是怎麽回事？一句話：我不知道。我同樣不知道是什麽導致了抑鬱、自殺和孤獨感的高發率（這些問題其實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經困擾著美國人），這是我剛才描述的那些敵意和魯莽可悲的另一麵。

我們可以歸納出一些常見的嫌疑人：社交媒體、腐敗的政治。當唐納德·特朗普總統表示仇恨邊緣化群體也沒什麽不可以的，很多人肯定會將其視為一種允許。

一些有害因素肯定是社會學方麵的——社會結構的破裂。去年，蓋洛普發表了一份報告，題為《美國教會成員在人口中首次不占多數》。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發布了一份報告《美國單親家庭兒童比例為世界最高》。

一些有害因素肯定是文化上的。2018年，《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根據兩項新研究，美國是一個自戀狂的國家》。

但在這個問題的核心，肯定也存在著某種精神或道德問題。在過去的幾年裏，在各種不同的行為中，美國人支持社會、親近他人越來越少，反社會和自我毀滅越來越多。但這是為什麽呢？

作為一個專欄作家，我本應有一些答案。但我現在不知道。我隻知道情況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