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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位置: 文學城 » 新聞 » 焦點新聞 » 廈大教授:建議養老金額度與子女數量掛鉤 促生育

廈大教授:建議養老金額度與子女數量掛鉤 促生育

文章來源: 21世紀經濟報道記 於 2022-01-13 19:22:32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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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研究團隊發布研究報告稱,解決低生育的辦法是盡快建立鼓勵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萬億元,用10年社會多生5000萬孩子,解決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問題。



盡管“印錢”的方式備受爭議,但爭議背後,專家學者們基本達成的一個共識是,當前確實有鼓勵生育的必要,並且要真正從大家“不想生”、“不願生”的原因出發去解決問題。

從各類調查結果來看,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有多個方麵,包括經濟負擔重、嬰幼兒無人照料、女性難以平衡家庭與工作的關係、生育觀念轉變等。

任澤平就談到了生育觀念的問題,他提出:1975-1985年出生的這批人還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而90後和00後不要說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連結婚都不願意。

生育觀念的變化背後,無疑有著諸多因素,其中一個因素在於,隨著養老體係的日益完善,很多人摒棄了過去“養兒防老”的觀念。

隨之而來的是,當生育率開始下降時,已經有不少擔憂提出,由於人均壽命的延長,未來“少子化”與“老齡化”疊加,養老金體係入不敷出怎麽辦?應對這一問題,正是一些專家學者呼籲鼓勵生育的邏輯起點之一。

2021年,廈門大學教授趙燕菁曾在北京的藍籌年會上提出一個建議,將生孩子與未來領取養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掛鉤,曾引起廣泛討論。

趙燕菁曾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廈門市規劃局局長,現為廈門大學建築與土木工程學院和經濟學院及王亞南經濟研究院“雙聘教授”,兼任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城市規劃、土地財政、城市經濟。作為規劃界專家及經濟學者,趙燕菁指出,其實城市規劃的第一步首先是對人口的現狀和趨勢進行分析,人口規模大小、增減快慢,包括它的社會構成,比如年齡、文化等都會對城市空間結構的選擇、基礎設施的配套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近日,趙燕菁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再度闡述了他基於養老金視角的鼓勵生育的建議。

養老金製度下仍然是代際養老

趙燕菁指出,在以前的家庭裏,“孝”是非常重要的,下一代贍養上一代的老人,這幾乎是所有家庭的一個契約,人們通過家庭成員互保,對衝生命周期帶來的風險。但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可以更好地代替家庭的這些功能。有了醫保、社保、養老金製度以後,家庭互保的功能相對減弱。這也很大程度解釋了,為什麽金融發達的國家比窮國的生育率更低。

但金融工具是否真的替代了家庭代際養老的功能?

趙燕菁認為,表麵上看,我們的社保、醫保、養老金等都是個體繳交的,但是所有金融的本質都是今天和未來的交易,養老金、社保也是一樣的。中國的養老金製度是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需要跨代進行統籌。通俗來理解,我們(指工作者)現在交的養老金,養的是我們父母這一代(指退休者),而我們今後領取的養老金,實際上是由我們的子女一代在繳納,其實仍然是代際養老。

“今天我們的養老並沒有代替原來的家庭互保功能,隻是因為養老金的繳交和發放的兩端都是基於個人,給了市場一個錯覺,讓人們以為可以擺脫對下一代的依賴,以為我們自己交的錢可以在未來養活自己。”趙燕菁指出。

有人質疑,為什麽不通過個人養老金賬戶養活自己?

趙燕菁回應稱,這其實就是相當於個人儲蓄的概念。當社會的資本總量增加時,如果養老金不能隨著資本的增加相應增值,而僅僅是以儲蓄的方式增值,就算最後完全兌付,也很難實現有尊嚴的養老。這不僅僅是因為通貨膨脹,同時也因為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一些新產品逐漸成為生活必需品,而最初設計養老金製度時,並沒有為這些新增的消費做準備。

也有人質疑,可以通過購買商業保險等方式來保障養老。趙燕菁指出,要考慮到除了富人以外,很多家庭難以負擔商業保險的支出,這就意味著一定的代際統籌是無可避免的。

按照生育情況“分級”領取養老金

在解釋了養老金製度後,趙燕菁提出,如果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多,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少,甚至沒有子女,那麽養老金在未來應該怎麽兌付?這是一個新問題。按照現在的模式,退休後獲得養老金和養育多少子女是沒有關係的。

“這也意味著,如果你不生育小孩,未來其實很大程度是靠別人家小孩交的養老金在供養。如果大家都不願意生育,養老金製度也就成為了‘無源之水’,隨著人的平均壽命越來越長,而下一代的人越來越少,人口撫養比例失調,下一代的負擔也將越來越重。”

趙燕菁由此提出一個設想與建議的方向——在設計養老金領取製度時,應該與生育情況相掛鉤,比如不生育的,退休後隻能領取最基本的養老金,生育一個小孩的,養老金標準再相應地乘一個係數,依此類推,設置分級。實際上這背後的問題,是讓市場恢複正確的信號,在小孩撫養成本越來越高的今天,應該讓撫養小孩多的家庭在社會再分配中獲得更多的分配。

有質疑提出,這一建議的實質是懲罰不生的人,但換一個角度,其實可以看作是對生育家庭的獎勵。

誠然,選擇“少生”或“不生”的家庭,都是出於獨立、理性、自主的選擇。但基於生育的正外部性考慮,如果通過養老金方麵的製度設計,增加一個新的約束條件,或者說告知大家未來預期的養老金差距,這將可能改變一些人的生育決策。

當然,趙燕菁也提到了其他鼓勵生育的措施,尤其是幫助年輕人降低生育、養育成本。他指出,比如城市開發綜合體時,更多地考慮將青年公寓、幼兒園、工作場所等結合在一起,讓年輕人有機會就近就業,節省時間成本。建立專業的嬰幼兒托育機構,減輕父母的育兒負擔。此前很長一段時間,育兒模式普遍“貴族化”,在當前校外培訓機構大規模減少後,一部分補習、培訓可以轉到校內,減輕父母的焦慮。保障生育女性的就業機會,讓她們的晉升不要受到生育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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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大教授:建議養老金額度與子女數量掛鉤 促生育

21世紀經濟報道記 2022-01-13 19:22:32

近日,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研究團隊發布研究報告稱,解決低生育的辦法是盡快建立鼓勵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萬億元,用10年社會多生5000萬孩子,解決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問題。



盡管“印錢”的方式備受爭議,但爭議背後,專家學者們基本達成的一個共識是,當前確實有鼓勵生育的必要,並且要真正從大家“不想生”、“不願生”的原因出發去解決問題。

從各類調查結果來看,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有多個方麵,包括經濟負擔重、嬰幼兒無人照料、女性難以平衡家庭與工作的關係、生育觀念轉變等。

任澤平就談到了生育觀念的問題,他提出:1975-1985年出生的這批人還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而90後和00後不要說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連結婚都不願意。

生育觀念的變化背後,無疑有著諸多因素,其中一個因素在於,隨著養老體係的日益完善,很多人摒棄了過去“養兒防老”的觀念。

隨之而來的是,當生育率開始下降時,已經有不少擔憂提出,由於人均壽命的延長,未來“少子化”與“老齡化”疊加,養老金體係入不敷出怎麽辦?應對這一問題,正是一些專家學者呼籲鼓勵生育的邏輯起點之一。

2021年,廈門大學教授趙燕菁曾在北京的藍籌年會上提出一個建議,將生孩子與未來領取養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掛鉤,曾引起廣泛討論。

趙燕菁曾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廈門市規劃局局長,現為廈門大學建築與土木工程學院和經濟學院及王亞南經濟研究院“雙聘教授”,兼任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城市規劃、土地財政、城市經濟。作為規劃界專家及經濟學者,趙燕菁指出,其實城市規劃的第一步首先是對人口的現狀和趨勢進行分析,人口規模大小、增減快慢,包括它的社會構成,比如年齡、文化等都會對城市空間結構的選擇、基礎設施的配套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近日,趙燕菁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再度闡述了他基於養老金視角的鼓勵生育的建議。

養老金製度下仍然是代際養老

趙燕菁指出,在以前的家庭裏,“孝”是非常重要的,下一代贍養上一代的老人,這幾乎是所有家庭的一個契約,人們通過家庭成員互保,對衝生命周期帶來的風險。但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可以更好地代替家庭的這些功能。有了醫保、社保、養老金製度以後,家庭互保的功能相對減弱。這也很大程度解釋了,為什麽金融發達的國家比窮國的生育率更低。

但金融工具是否真的替代了家庭代際養老的功能?

趙燕菁認為,表麵上看,我們的社保、醫保、養老金等都是個體繳交的,但是所有金融的本質都是今天和未來的交易,養老金、社保也是一樣的。中國的養老金製度是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需要跨代進行統籌。通俗來理解,我們(指工作者)現在交的養老金,養的是我們父母這一代(指退休者),而我們今後領取的養老金,實際上是由我們的子女一代在繳納,其實仍然是代際養老。

“今天我們的養老並沒有代替原來的家庭互保功能,隻是因為養老金的繳交和發放的兩端都是基於個人,給了市場一個錯覺,讓人們以為可以擺脫對下一代的依賴,以為我們自己交的錢可以在未來養活自己。”趙燕菁指出。

有人質疑,為什麽不通過個人養老金賬戶養活自己?

趙燕菁回應稱,這其實就是相當於個人儲蓄的概念。當社會的資本總量增加時,如果養老金不能隨著資本的增加相應增值,而僅僅是以儲蓄的方式增值,就算最後完全兌付,也很難實現有尊嚴的養老。這不僅僅是因為通貨膨脹,同時也因為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一些新產品逐漸成為生活必需品,而最初設計養老金製度時,並沒有為這些新增的消費做準備。

也有人質疑,可以通過購買商業保險等方式來保障養老。趙燕菁指出,要考慮到除了富人以外,很多家庭難以負擔商業保險的支出,這就意味著一定的代際統籌是無可避免的。

按照生育情況“分級”領取養老金

在解釋了養老金製度後,趙燕菁提出,如果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多,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少,甚至沒有子女,那麽養老金在未來應該怎麽兌付?這是一個新問題。按照現在的模式,退休後獲得養老金和養育多少子女是沒有關係的。

“這也意味著,如果你不生育小孩,未來其實很大程度是靠別人家小孩交的養老金在供養。如果大家都不願意生育,養老金製度也就成為了‘無源之水’,隨著人的平均壽命越來越長,而下一代的人越來越少,人口撫養比例失調,下一代的負擔也將越來越重。”

趙燕菁由此提出一個設想與建議的方向——在設計養老金領取製度時,應該與生育情況相掛鉤,比如不生育的,退休後隻能領取最基本的養老金,生育一個小孩的,養老金標準再相應地乘一個係數,依此類推,設置分級。實際上這背後的問題,是讓市場恢複正確的信號,在小孩撫養成本越來越高的今天,應該讓撫養小孩多的家庭在社會再分配中獲得更多的分配。

有質疑提出,這一建議的實質是懲罰不生的人,但換一個角度,其實可以看作是對生育家庭的獎勵。

誠然,選擇“少生”或“不生”的家庭,都是出於獨立、理性、自主的選擇。但基於生育的正外部性考慮,如果通過養老金方麵的製度設計,增加一個新的約束條件,或者說告知大家未來預期的養老金差距,這將可能改變一些人的生育決策。

當然,趙燕菁也提到了其他鼓勵生育的措施,尤其是幫助年輕人降低生育、養育成本。他指出,比如城市開發綜合體時,更多地考慮將青年公寓、幼兒園、工作場所等結合在一起,讓年輕人有機會就近就業,節省時間成本。建立專業的嬰幼兒托育機構,減輕父母的育兒負擔。此前很長一段時間,育兒模式普遍“貴族化”,在當前校外培訓機構大規模減少後,一部分補習、培訓可以轉到校內,減輕父母的焦慮。保障生育女性的就業機會,讓她們的晉升不要受到生育的影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