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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衝:我一生的努力企圖把自己從偽劣品變成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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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臉皮薄,羞於在人前流露感情,還懼怕人群,不是一塊演戲的料。如果在我十四歲的時候,上影廠的武珍年導演沒有偶然地出現,我今天會在哪裏?

不過仔細回憶起來,在看了電影《春苗》之後,我跑到母親大衣櫃的鏡子前,對著鏡子模仿李秀明說電影裏的台詞。也許那份莫名的衝動,就是我未來樂章的第一個音符。

每個星期天我們一家都會到奶奶爺爺家吃午飯,沒想到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星期天,上影廠的武珍年導演通過我姑姑的一位朋友,來奶奶家看我。在那之前,她見到過一張父親為我照的相片。印象裏她沒跟我多說什麽,也沒有留下吃飯就走了。幾天後她通知我去上影廠麵試,不過那時還沒有麵試這個講法。武導演隻是說,去廠裏讓其他人也見見你吧。

記得那是穿薄外套的季節,上海人稱“兩用衫”,就是春秋兩用的衣服。我一共有兩件兩用衫,一件軍裝,還有一件淡色帶粉紅花的娃娃衫。在去上影廠之前,母親、姥姥和我反複討論了兩件衣服的利弊:軍裝精神,但是左上臂被釘子勾破打了補丁;娃娃衫可愛,但是缺乏無產階級艱苦樸素的風格。最後決定“不愛紅裝愛武裝”。



兒時陳衝

到上影廠後我被領到一間辦公室,裏麵站著、坐著有五六個大概是副導演的人。我從來沒有被人這樣審視過,但是勇敢地抬頭看著他們。初生牛犢不怕虎也許就是我那副樣子吧。其中一位問,有什麽可以為我們表演的嗎?這麽簡單的一個問題,卻把我問住了。小學期間我是學習委員,課餘愛好是打乒乓;中學我是射擊隊的運動員,還負責出黑板報,實在沒有可以拉出來就表演的文藝節目。尷尬了一會兒後,我說,我為你們背誦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吧。

周圍的人也許有點吃驚,都沒反應。我又加上一句,用英文。不知道這個想法是怎麽出現在我腦子裏的,沒等他們回答,我就朗朗地開始了。那時我和母親每天準時開無線電聽英語課程廣播,《為人民服務》也是那樣學了以後背下來的,我非常引以為豪。我無法想像在場的人對我的表演是怎麽想的,我隻知道我就這樣被選中去演電影《井岡山》裏的小遊擊隊員。

攝製組到共青中學去借調我的時候,副導演和製片主任順便看了看學校的其他女同學。老師為他們推薦了學校講故事組的一位同學,她有很大的眼睛,上麵長了濃密的睫毛,還會說一口比較標準的普通話。我突然覺得受到威脅,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這個職業給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遠覺得自己不夠好,是偽劣品。或許,這份不安全感是與生俱來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時鞭策我。回頭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圖把自己從偽劣品變成真貨。



陳衝舊照

《井岡山》是江青親手抓的“長征三部曲”當中的一部電影,所有演員和工作人員的檔案都需要她通過,演男主角的朱時茂是她定的,導演成蔭也是她從八一電影製片廠調來的。第一次見成蔭導演,我坐上了他的紅旗牌轎車,車窗上薄薄的窗簾半關著,我從一個完全陌生的視角和構圖望著街上劃過的腳踏車和行人,懷疑自己在做夢。坐紅旗牌轎車是極少數人才能享受的特權。

我在電影裏演一名遊擊隊員,好像隻有一句台詞,也可能還有些其他台詞,但我的記憶裏隻有這一句:“老羅叔叔,井岡山丟了。”劇本注釋了,是要含著熱淚,用顫抖的嘴唇說的。我整天在攝製組辦公室外麵的走廊,對著一扇窗反複練這句台詞。可無論如何都沒辦法含著熱淚,更別說顫抖的嘴唇了。這讓我非常苦惱,並且越來越沒有信心,不知怎樣才能不辜負導演、製片、父母和我對自己的期望。

有一天,製片主任畢立奎跟我說,攝製組要解散了,所有從其他單位借調來的人,都要回原單位了。我的第一反應是鬆了一口氣,這回不用熱淚盈眶、雙唇顫抖了。接著馬上就被一股強烈的失落感襲倒在椅子上,半天說不出話來。在組裏的這段時間,我每天早上騎車進廠門上班,自己覺得已經是上影的員工了。現在讓我夾著尾巴回高中讀書,實在太沒勁、太沒麵子了。而最嚴重的問題是,回學校就意味著畢業後要去插隊落戶。我終於有點熱淚盈眶雙唇顫抖的感覺了。

畢立奎見我不出聲,笑著問,你不想回學校嗎?我搖頭。他說,張瑞芳在為上影演員劇團培訓班招生,她看中你了。你要願意去,我會把你的關係轉到劇團。我拚命點頭,在短短幾分鍾裏,我的心情承受了巨大的跌宕起伏。當時我還不知,《井岡山》劇組解散,是因為一場巨大的政治變遷正在最高層發生,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即將垮台,她領導下的“長征三部曲”停拍,隻是一場序幕。AD

就這樣,我進了上影演員劇團培訓班。我們一共十八個男生和六個女生,據說都是徐景賢按照江青要求的“一號形象”,指示上影廠從各地招來培訓了去“占領銀幕”的,所以一律都是道德品行純正,沒有文化背景的工農兵。班裏隻有我一個高中生。



陳衝舊照

劇團離我家一站路,我把鋪蓋、臉盆、熱水瓶等綁在腳踏車上,推著車跟姥姥一起步行走到宿舍。我被分配在雙層床的上鋪,姥姥害怕我睡著了會滾下來,又回家拿了一根長繩來,繞著床頭床尾的鐵杆做了一個網狀的圍欄。

下鋪的同學叫閔安琪,很快就成了我的好朋友。天冷的時候,我就幹脆跟她在下鋪一起睡。我倆都愛吃零嘴,夏天常到劇團對過的煙紙店買斷掉的棒冰。普通棒冰四分錢一根,斷成兩截的三分錢一根,我們跟店裏的人講好了,把斷的都給我們留著。

劇團在一個大院裏,那裏有幾排破舊的平房,還有一個過去天馬電影製片廠的舊攝影棚。院子當中是一大片雜草叢生的空地,空地邊上有一個小湖,那裏經常回蕩著憂傷的小提琴音樂。後來我們知道,平房裏有一間,住了一位上影廠的作曲。他的女兒每天要練四五個小時的琴,有時候我們還能聽到她的爸爸訓她、打她的聲音。伴隨著琴聲的還有一個總在刷刷刷掃地的身影,那人的長相隻是一片模糊不清的印象,迭在淩亂的背景上。很多年後我才偶然聽說他是一位叫賀路的導演,是上官雲珠的第四任丈夫。

每天早上六點,我們穿著劇團發給我們的棉布燈籠褲,開始在空地上七倒八歪地踢腿、伸腰、展臂做形體訓練,然後摸住腹腔咿咿呀呀大聲開嗓門,找丹田共鳴。記得有一個老師跟我們說,大笑的時候用的就是丹田氣,我們可以用大笑來感受橫膈膜的位置,那天空地上此起彼伏都是我們瘋狂的笑聲。晨練後,我們到食堂吃早飯,飯後開始正式上課。我們當中有兩三個農場文工團唱歌跳舞的,但是大多數是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任何文藝表演的,普通話都說得很勉強,更別說用丹田氣了。排練小品的時候,男生女生都不好意思對視,隻好互相看著額頭或鼻子。

我們這批叫床頭櫃“夜壺箱”的上海人,分不清平舌翹舌、前鼻音後鼻音,更搞不懂兒化韻。對於郊區的同學,f和h的音也常常混淆。當時的台詞老師有林臻和喬琪,他們油印了手抄的繞口令教我們——

學好聲韻辨四聲,陰陽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須找準,開齊合撮屬口形。AD

雙唇班報必百波,舌尖當地鬥點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麵積結教堅精;

翹舌主爭真誌照,平舌資則早在增。

擦音發翻飛分複,送氣查柴產徹稱。

合口呼午枯胡古,開口河坡歌安爭;

嘴撮虛學尋徐劇,齊齒衣優搖業英。

前鼻恩因煙彎穩,後鼻昂迎中擁生。

咬緊字頭歸字尾,不難達到純和清。

老師說,這條繞口令是發音的要領口訣。“咬緊字頭歸字尾”就是要我們牢記吐字歸音這一最重要原則。我們便每天念幾十遍、一百遍,練到舌頭發硬。以至於幾十年後的今天,我仍然能將它倒背如流。

林老師很耐心,他針對上海郊區農村來的同學的問題,自己編寫了一條繞口令——

杜五虎,無父母,五虎訴苦不孤獨。

杜五虎,入互助,不入互助無出路。

老師請一位寶山來的同學站起來念這條繞口令,他一出口就成了:杜五腐,無戶母。

為了加快我們普通話的熟練程度,老師要求我們在平時生活中也不說上海話,這讓我們很不習慣,甚至到食堂打飯也成了一件令人焦灼的事情。我們拿著飯盒排隊,心裏暗暗把小黑板上的菜名翻譯成普通話,有時候吃不準發音,就會跟後麵同學說,你先買。食堂的大廚是一位姓餘的導演,做完飯,他就在窗口為我們打飯,有時劇團的其他演員也輪流來食堂勞動。

我們打飯就像見考官,當我們把炒茭白說成“草高白”,把一兩粥說成“一兩豬”,把番茄炒蛋說成“番茄炒痰”的時候,他們會糾正我們。大家知道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這直接關係到我們的前途。但每次發生這樣的事,我們還是忍不住要笑到彎腰。

當然,對前途最至關重要的並不是普通話,而是思想意識。我們每天批判名利思想,強調艱苦樸素,抵製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負責我們思想意識的老師姓王,是個善良的“老左”,經常找同學談心。但眾所周知,被王老師找去談心,就意味著思想意識出現了問題。有一次,一位姓朱的女生,在兩用衫裏麵穿了領口有蝴蝶結的襯衣,王老師見後便找她談心,跟她說,小朱啊,你裏麵怎麽穿了這樣的衣服?你可是共產黨員,這件衣服不符合你的身份啊。女同學搪塞說,這是睡衣,我沒來得及換下來。王老師也不戳穿她,隻是語重心長地說,這個地方是個大染缸啊,你以後要注意啊。那以後我們再也沒見過那件漂亮的襯衣了。

還有一個姓程的男同學,從家裏帶來一雙鋥亮的新皮鞋,跟上還釘了金屬,走起路來很響亮。我們跟他說,這鞋你也敢穿啊?王老師要找你談心嘍。他說,王老師問起皮鞋的話,我就告訴她皮鞋是我弟弟工廠發的工作鞋。那天,王老師低頭看了一眼男同學的皮鞋後,抬眼用失望的口氣跟他說,小程啊,我們好久沒有學習啦。男同學立刻語塞。王老師走開後,他氣急敗壞地跟我們說,冊那,她不問我鞋,隻說好久沒有學習啦,我沒辦法回答了。



陳衝舊照

我因為年齡最小,所有人都不把我當回事,所以有點逍遙法外。記得姥姥曾經來劇團找王老師,了解我在培訓班的情況。王老師說,劇團對“小陳衝”挺滿意的,唯一的問題就是交友不慎,跟閔安琪太要好了,她思想作風不正,不是一個好榜樣。對於這一批評,我隻是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我想,反正閔安琪不是階級敵人,我不用劃清界限。

那段時候,我跟閔安琪形影不離,就連星期天回家都想拉上她一起。我總是用食物勾引她,說,我家裏有白砂糖番茄,或者,家裏有酒釀。

記得有一年夏天,我倆想逃離課堂出去自由一下,便自告奮勇踏黃魚車去廠裏拉冷飲回劇團。黃魚車是當年最常見的人力三輪拉貨車,她和我在那之前都沒有騎過。劇團和上影廠大概五六站公車的路程,閔安琪先從大木橋路歪歪扭扭地騎到了徐家匯,我說我來換你吧。沒想到我一上車龍頭就歪了,直衝著馬路當中一輛42路汽車撞去。黃魚車一路失控,我還一路在哈哈大笑,結果被42路車的司機大罵一通,“小赤佬不要命啦!尋死啊?”

王老師隻跟我談過一次心,是讓我不要跟男同學瘋瘋癲癲。她再三跟我強調,這種表現如果不及時糾正的話,將會導致嚴重的生活作風問題。其實,我隻是愛跟每個願意打球的男同學打乒乓,總是打得不亦樂乎,滿臉通紅。同學們就給我起了個外號,叫“小番茄”。那是我一輩子最無憂無慮和開心的時候,既不用做家務,也不用做功課,還有一群大男孩跟我玩。

那時我們差不多一星期才洗一次澡,我整天打球,總是汗淋淋的,頭發也甩得亂七八糟。有一天,一位喜歡我的同學看見我邋裏邋遢的樣子,提醒我說,不小了,以後你要注意個人衛生。他的話非但沒讓我難堪,反而讓我覺得受到關愛,很溫暖。我在這兒就叫這位同學M吧。M長得十分英俊,心底也很善良細膩。那時我情竇初開,跟他在一起心裏就非常甜蜜。

最近幾個月來,美國的疫情越來越嚴重,我趁宅在家裏,整理了一下當年的舊照片。我看到跟M一起的照片,便發信問候。我們聊了一些同學們的近況、互相的家庭和新冠疫情。我突然好奇,問他,你從什麽時候開始對我有好感的?他突然不好意思,說,哎,我倆的事啊。我心想,是啊,我倆,那是多遙遠的過去啊。他說,我這兒還留著好幾封你寫給我的信呢,等下次見麵還給你。我有些驚訝,居然完全忘記了給他寫信的事。又覺得感激,他還留著它們。

停頓了一會兒後,他說,記得《歡騰的小涼河》嗎?我想起來了,那是我們剛進培訓班不久,老師說廠裏有個攝製組需要群眾演員,我們可以去參與拍攝,得到寶貴的現場經驗。那天我們演的第一個鏡頭,臉上需要有興奮和激動的反應。攝影機橫移劃過我們的時候,攝影師說,這個小孩臉上還蠻有戲的。我興奮激動的表情就更真實了。

M接著說,那天拍完戲,我們坐大卡車從金山回上海。你在車上睡著了,臉曬得通紅。我就想這個女孩真好看啊,就是在那一刻開始注意你的。還有一次是大冬天,房間裏冷得要命。你打完乒乓後,衝進我們寢室,熱得把滾燙的臉貼在書桌的玻璃台麵上去冰,說熱死了熱死了,鼻子上還在冒汗。M的話讓我感動,畢竟,世上有幾個人記得你十五歲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