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名高等學府上海複旦大學發生血案。與其他無差別報複社會的惡性事件不同，複旦教師薑文華因被學校解聘而殺害上司。本科就讀複旦大學，在美獲博士學位，後又作為引進人才在複旦任職的他，為何墮落進殺人犯群體？本文解讀高校“非升即走”製度，反思案件背後青年教師的就業困局。



命案發生後，薑文華在複旦大學被捕。（微博@衝鋒號角）

近期發生了太多惡性事件，稍作回想，便不忍痛憤：

2021年5月22日，大連市勞動公園附近，一男子在人行橫道前毫不減速，肆意撞擊行人，造成7人死傷；

5月29日，江蘇南京一名男子因感情糾紛行凶，當街駕車撞人、且持刀殺人，傷及7人；

6月5日，安徽省安慶市一名男子因家庭不順，在商業步行街上實行無差別攻擊，造成20人死傷。

他們都是因為一些個人的原因，轉而對無辜群體進行傷害。社會也許虧欠了他們，而他們卻選擇了報複整個社會。

與無差別地報複社會不同，6月7日下午，複旦大學教師薑文華因被學校解聘而惱怒，麵對學院黨委書記王永珍的當麵解雇，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網購刀具，將其捅死。

薑文華本科就讀於複旦數學係，2009年在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獲得統計學博士學位，後分別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從事博士後研究。

回到中國後，薑文華曾在蘇州大學任教，未能續聘，又通過人才引進計劃進入母校複旦工作。

而在複旦六年後，薑文華再次被解聘。

學曆如此優秀的他，為何先後被蘇州大學和複旦解聘，以至於竟然拿起屠刀，從高知人群，墮落進殺人犯群體？

這關係到一個人事聘用製度——“非升即走”（up or out）。

這種製度也被稱為預聘-長聘（tenure-track），從美國引進，指的是高校聘用一位人才，先簽訂三年合同，三年後如果審核合格，就再簽三年，也就是“3+3”。如果審核不合格，直接走人。

而在中國國內，這種審核很難通過、且受領導影響較大。比如，2018年武漢大學的第一批考核中，正式申報考核的48人裏隻通過了6個，通過率僅為12.5%。

其他42位都將麵臨被解聘的殘酷現實。

現實是如此，有人能承受，有人會崩潰。在薑文華殺人事件中，網傳其院黨委書記王永珍涉嫌打壓教師升遷，故而很多輿論都傾向於同情薑文華，同情他人到中年，卻丟了工作，失去了原本屬於平靜生活的一麵。

案件背後折射出的現實當然值得我們反思，但無論如何，殺人都是罪惡的，一份工作與一個生命，也不太適合放在同一個天平上去衡量。不管是什麽原因，薑文華都應該選擇比“殺人”更有效的解決方案。

但我們也不應小覷“社會不公”所能給個體帶來的巨大壓力。個體是強大的，但也是極其脆弱的，往往一根稻草便能壓倒一個人。

也許在薑文華內心，已沒有什麽有效途徑可以解決他的遭遇，他想到的唯有“殺人”這個兩敗俱傷的辦法。

薑文華在學術體製內兩次被解聘，且人已中年，確實是人生的挑戰。脫離學術體製，可能心有不甘、也有損尊嚴，而繼續留在高校任教，下一次解聘又會發生在何時？俗言道“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就業問題，確實是整個社會的大問題。

而在學術體製內，導師決定製、領導決定製、非升即走等等製度所引發的慘劇事件已然不少：

2016年，中山大學博雅學院院長甘陽因拖延青年教師晉升被掌摑；2018年，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陶崇園因長期被導師王攀壓迫，跳樓自殺……

站在這樣的學術製度和現實下，人們對這位學霸青椒（網絡用語，高校青年教師的一種自嘲性稱呼）的惋惜也包含了對社會製度的反思。隻是，人們在分析、同情、並理解薑文華殺人行為背後的原因時，是否又對死者過於冷漠無情了？

薑文華，一個從小成績優越、遠渡重洋深造的年輕人，在海外從事了一段時間的博士後研究後，終於選擇回到中國任教。

可是辛苦耕耘了三年之後，他竟然無法繼續留在母校。據傳，薑文華目前處於離異狀態，工作、家庭兩失，幾近一無所有，這對一個青年人來說是個極大的打擊。

現實留給薑文華的退路很少，但他是否又給死者留了退路？當人們在問他為什麽會這樣的時候，有疑惑，也有一絲同情，但絕不是在為他的罪行開脫。

也許不久之後，薑文華就會被判刑，也許是死刑，也許不是，對於公眾來說，法律會給大家一個交代。

但法律交待不了它背後的社會問題。

將薑文華處刑，能夠避免日後有更多薑文華出現嗎？在一次一次的怒火被點燃時，要以什麽來澆滅它？

惡性事件一次次地重演，人們隻急於定罪、急於判刑，而忘了去追問，這個人何以成為今天的樣子？何以在盛怒之下，將刺刀揮向對方，甚至揮向無辜的孩童？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有這樣一句話：

“我們都是好人，不知道為什麽事情會變成這個樣子，老天爺到底要我們學到什麽？”

是啊，這到底是為什麽？

然而，在慘劇發生後，去追問疑犯的動機和引發這一行為的社會因素時，多少會被義憤填膺之人指責這是在為疑犯辯護。

但是，允許為疑犯辯護，又是法律的一條準則。

法律上有“有效辯護”原則，它規定嫌疑人也擁有辯護權，有權請律師為自己辯護。即使是作惡者，即使沒有任何律師願意為其辯護，國家也設立了專門的法律援助製度，確保嫌疑人獲得法律幫助。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劇中，律師王赦曾為一名死刑犯辯護。死刑犯在地鐵上實行無差別殺人，甚至死者中還有孩童，罪無可赦，可王赦仍選擇為死刑犯辯護，即使剛走出法院就被人潑了一身糞。

當被告被執行死刑、自己這個律師卻未收到消息時，他怒罵道：“為什麽一個國家要這樣粗暴地奪走一個年輕人的生命？他殺了人，他是應該死，但不代表一個國家的民主法治要跟著一起陪葬。”

是啊，一個人作惡，連帶程序正義也為之陪葬，用實質正義來取代程序正義，最後的惡果，隻能整個社會來承擔。而那些以道德為前提，忽視程序的人，最終也不免成為作惡之人。

律師王赦在現實中也有原型，名叫黃致豪，是一位台灣地區的律師，他所辯護的死刑犯名叫鄭捷，是個家境優渥的大學生。

2014年，鄭捷在地鐵中實行無差別殺人，在短短幾分鍾內造成4死24傷，其中包括兒童，因此引起眾多台灣地區民眾的憤怒。

在與鄭捷不斷的見麵、交流，給他看受害者照片的過程中，黃律師逐漸感受到鄭捷態度的細微轉變，甚至鄭捷還告訴他：

“如果早一點遇到你們的話，我可能不會做這些事。”

在TED的演講中，黃律師也解釋了自己為什麽願意為死刑犯辯護，就是他想要追問：

“這些人到底有沒有被教化的可能性？”

另一方麵，去追問一個犯人是在怎樣的環境中長大，怎樣形成今天的人格，去“建構人格發展的曆史”，這是一個律師、也是一個社會該做的。

可是，在黃律師還未調查清楚一切時，鄭捷卻已被突然執行死刑。

這個世界上有關於“死刑”的爭論。在死刑之下，刑罰可以輕易地奪取生命，一顆子彈或是一劑藥品，法院也可能在民憤之下倉促宣判、倉促處決。

可是一旦這個人死了，我們也就無從追問了。

你不知道他在那一刻為什麽揮起了刀子，不知道為什麽那個時刻他盛怒難卻，一定要衝上街頭，讓一群陌生人與自己共死。

你更不知道，下一個這樣的人，會在什麽時刻出現？而你身邊的人，又會不會成為刀下亡魂？

若能有更多的追問，我們才能夠追根溯源地去看一個人的童年、成長、成熟，看到所有的偏執是怎麽形成的，才有可能防止更多惡性事件發生。

而不是隻看到那一刻，他揮起刀子。

我們所受的教育、學識都告訴我們，殺人不對，殺人無法解決問題，隻是將你和那個人的生命、未來都終結了而已。

因此，社會不僅僅有責任追問，還有責任改變。

我們看到薑文華舉刀刺向書記，看到他背後的非升即走製度，看到學術市場中的內卷壓力，當我們看到了，就要試圖去改變。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最後，製作團隊舉起了一條橫幅，上麵寫：

“沒有人是局外人。”

我們都身在局中。

因為人人都在局中，人人都可能成為薑文華，人人都有可能出現走投無路的時候，所以我們更要去追問背後的原因，更要去改善背後的製度。

問題為何出現？

問題出現了，為何選擇殺人？

隻有我們搞清楚每個案件背後的原因，製度也得到相應的改善，人們才會相信法律，相信有合法的途徑可以實現正義，才不會有人一次次揮起刀子，讓暴力的魔鬼狂妄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