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近期的涉華表態又有了細微而重要的變化。5月31日，蓬佩奧在接受霍士新聞（Fox News）提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時，並沒有如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一樣稱呼習近平為“主席”（President Xi），而是用了“總書記”（General Secretary Xi）的稱呼。如此變化引起了輿論的關注。

這並非是蓬佩奧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中如此稱呼習近平。2019年10月30日，蓬佩奧在曼哈頓哈德遜學院晚會上演講時開始稱習近平為“習總書記”。

除他之外，他很多美國官員就此問題還進行過討論，並出台了相關報吿。美國眾議員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也稱中共領導人為“總書記”。

美國前眾議院議長金裏奇（Newt Gingrich）也多次在演講中表示，美國人之前把習近平稱為“President”是一個錯誤，習近平應該被稱為“總書記”。

美國國會委任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在2019年11月14日發布的年度報吿中就指出，應該以習近平的黨魁頭銜來稱呼他，才更準確地描繪了他的政治角色。

中國國內輿論在不特指的情況下，更習慣於以“總書記”稱呼最高領導人。然而在國際舞台上，則按照規定和國際慣例，以“國家主席”稱呼。目前國際輿論上，西方媒體和大多數國家領導人在報道和提及習近平時也都一貫使用“習主席”（President Xi）的稱謂。那麽，蓬佩奧和部分美國政客轉而使用“總書記”的稱謂，又是意欲何為？

顯然，蓬佩奧等人“總書記”的措辭，與中國國內輿論的語境不可一概而論。蓬佩奧近期的公開和外交場合上總是將“中共”和“中國”區分得非常清楚，是試圖有意強調中國共產黨並不代表國家。除了此次5月31日的采訪的例子外，他在1月20日與外交大臣藍韜文（Dominic Raab）會晤時也指出：“中國共產黨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核心的威脅。”

蓬佩奧等人有此表現主要基於以下兩點原因。

第一，這是刻意的政治策略。以蓬佩奧為代表的美國政治人物在公開場合刻意區分“中國”和“中共”的表述，是試圖展示自己的批判言論僅針對“專製邪惡的、剝奪人民自由的中共”，並非針對“善良勤勞的中國人”。這也是多年以來美國政府發表涉華演講時的一貫立場，隻不過在兩國關係平穩時不會刻意做此等表態。

第二，蓬佩奧此言也是出於對“黨不同於國”的普遍共識所影響，以及對中共和中國政製的不理解與不接受。目前大多數國家政製都是多黨製，他們的黨派往往隻能代表一部分國民的訴求，通過“宣傳自身政綱，贏得人民支持，乃至獲得大多數選票”的方式執政。這也是絕大多數人認可的模式，在此模式下，任何一個政黨都無法代表所有國民的訴求，也不需要代表所有國民的訴求。

中共及中國政製的情況則不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直接寫明中國乃由中國共產黨“全麵領導”，這是客觀事實。這本身就令中共異於歐美等國政製下的政黨。從文化角度而言，歐美等國政製下的政黨，更類似於中國曆史上的“牛黨”“李黨”，又或是“閹黨”“東林黨”，中共的本質則更類似於“朝廷”；從實際操作的角度而言，中國政製的核心思維也在於協商和集體決策，政綱製定力求整體利益的最大化，未必反應當下大多數人的核心訴求，改革開放之初優先發展廣東，而今調動全國資源優先發展人數占少部分的“西部大開發”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國這種政製在過去數十年裏取得了一定成績，但能否長遠有效，有待時間的檢驗。

美國很明顯不認可這種政製，且對於不同於自身製度的國家，美國不僅不認同，也向來不接受。針對那些對自己構成競爭壓力的國家，也一貫采用打壓手段；針對既對自己構成競爭壓力，又與自身製度不同的國家，打壓也尤其強烈，且在打壓策略上會著重突出這種“國家不同於政黨”的論述。借此，蓬佩奧等政治人士可以將中國同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自由民主主義陣營形成對比，以獲得國內外人士的支持。畢竟今天中國政製有待檢驗，而大部分人都是更認可“國家不同於政黨”的。

在此上兩個因素之餘，如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讓國際環境出現了動蕩。在各國奮力抗擊疫情的同時，國際上也出現了一個競爭的現象：哪一個國家的製度在抗擊疫情更具優越性。在這樣的氛圍影響之下，蓬佩奧等美國政治人物自然會在這一時機抨擊中共製度，展現西方製度的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