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疫情攪亂華爾街,“保姆荒”難倒職場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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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是紐約一家金融機構的地區負責人,因為疫情的緣故,他在家悶了好久,不時還得遠程麵試,招聘一些新人。

他告訴我,現在就算招到新人,也會讓他們在家待著,“等疫情結束了,再到我們新的辦公室看看,不急的。”

當然,他不知道疫情何時能夠結束,也不知道業務進展能否順利。幸好他管理的團隊,以客戶關係經理為主——和客戶打交道最重要,去不去辦公室倒還是其次。

這種工作性質,大概是他們可以“逆勢”招聘的主要原因吧。很多客戶關係經理往往“自帶”客戶,每招到一位成熟的經理,對於金融機構來說,收益都要大於成本。

我們的另一位合作夥伴Jerry,情況也和Martin類似。他是一家資產管理公司的創始人,大約兩個月前,他把自己位於華爾街的辦公室關閉了。但現在,我注意到他已重啟招聘。

商業的邏輯是相通的。對於Jerry來說,他要招聘的都是投資顧問,和Martin急需的客戶關係經理類似,既不用坐班,又能“自帶”客戶,拉高銷售額。

這是疫情之下,許多金融機構的用人邏輯。換句話說,如果你對華爾街來說屬於“成本項”,或“收益難以量化項”,那麽即便沒被裁員,想換份新工作也是不容易的。

非常時期,華爾街日子也不好過。機構和員工,大家共患難吧。

(疫情前的華爾街     來源:新華社)

銷售端的掙紮

對於不少機構的決策者來說,疫情之下,客戶維護成了壓倒一切的任務。

比如Martin和Jerry都在逆勢招聘。盡管頭銜不同,一個招的是客戶關係經理,另一個招的是投資顧問,但本質都一樣:屬於直接麵向客戶的銷售端。

通過在銷售端奮力一搏,維護甚至拓展客源,穩住現金流,是他們的共同願望。至於其他諸如市場部、品牌部什麽的,預算優先級都得往後排。

這裏不是說市場部、品牌部不重要。用一位朋友的話來說,隻是因為被視作“成本項”或“收益難以量化項”,他們在危機時可能會被CEO往後放,這也是人之常情。

事實上,除了我接觸到的這些金融機構,許多華爾街老牌企業,也遵循著相同的邏輯。

就在此前,摩根士丹利的一份備忘錄確認,一名身在紐約州Purchase辦公室的員工已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該辦公室主要負責公司的財富管理業務。

這一消息引發金融圈子高度重視,許多華爾街公司為此加強了公衛安全措施。比如摩根士丹利和富國銀行均表示,它們將為保障員工的健康安全采取特別措施。

此後,各大金融機構逐步調整了它們開展業務的方式,包括讓員工在家工作,大量取消非核心活動,嚴控出差,主動壓縮與產品供應商的會麵時間。但它們的一個共同做法是:死保銷售端。

隻要是客戶的會麵要求,機構永遠當回事兒。特別是那些大的私人客戶,能令銀行家幾乎隨叫隨到。即便是疫情期間,那至少也得在“雲端”隨叫隨到。

據我了解,以下是部分機構的做法:

美銀美林提出,公司隻會批準“客戶至上”的商務旅行。

摩根士丹利表示,隻會批準“關鍵員工”(主要為銷售端的投資顧問)的“關鍵旅行”。而且,針對前往高危地區的員工,會有特別安排。

瑞銀集團等公司也采取了類似的措施,表明“隻為客戶冒險”的態度。至於其他的出差旅行、商務會麵,最好都緩緩。

疫情猛於虎。從這些安排中,不難看出金融機構的真實想法:如果真要冒員工感染病毒的風險,那也隻能是為了客戶。其他的,都不值得。

這裏再舉一個真實例子:曾有一位銀行家,為了她的黑卡客戶,自掏腰包飛行萬裏,隻為幫助客戶調查遠在異國他鄉讀書的兒子,交了一個什麽樣的女朋友。

業內人士都知道,華爾街的銀行家個個看著外表光鮮,但在麵對私人客戶時,他們連“管家”的角色都要扮演。

這樣看來,疫情之下,各大機構死保銷售端的做法,就沒那麽奇怪了。

(疫情前華爾街某機構內部  顧鄉/攝)

“保姆荒”下的焦慮

疫情之下,“隻為客戶冒險”,是機構合乎邏輯的選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華爾街金融人士也是苦不堪言。即便未遭裁員,可以居家辦公,但疫情造成的“保姆荒”,實在讓人頭疼。

“我現在陷入了工作的疲勞點,公司也知道。”一名家裏有三個6歲以下的孩子、主要負責交易端工作的職場媽媽說,“挑戰在於我和丈夫都得工作,疫情期間我倆都要隨時待命。我要對接四名律師,而他則是一名交易員。對於雙職工家庭來說,這是一種真正的掙紮。想排好一張時間表都是非常困難的。”

“這讓我不堪重負,不得不請假。”另一名金融分析師說。她有兩個不到6歲的孩子,丈夫是一家投資銀行的董事總經理。

“沒有人幫我,我一直在努力管理我的工作量,同時還要照顧孩子。有6個星期,我在小一點的孩子午睡、大一點的孩子在看動畫片的時候,才能擠出時間掙紮地幹上兩小時。”她說,“如果我想再加班,那我老公就得帶他們出去玩一會兒,但這很辛苦,他也要工作。而我女兒還處於一個隻想要媽媽的階段。”

雖然在疫情開始時,像瑞士信貸和高盛這樣的大機構,會為員工提供額外津貼,並讓他們可以抽出時間照看孩子。但這些福利一般不會持續超過兩個星期,這對從事繁重金融工作(尤其是時間表混亂)的上班族來說,幾乎幫不上什麽忙。

美國各州法律禁止父母將低齡子女單獨留在家中或車內。而紐約與一些內陸州不同,雙職工家庭較為普遍,那些要求女性做出犧牲的傳統勢力比較弱。這些因素,往往令許多金融家庭捉襟見肘(美國老人普遍不會幫忙帶孩子)。

以往的紐約,由於保姆行業高度發達,問題還不容易暴露。但在這次疫情之中,用慣了保姆的紐約金融人突然發現,全城保姆已經難覓蹤影。

“本地的保姆現在都不工作了,因為她們必須留在家裏帶自己的孩子。”有分析人士說,“年紀大的保姆也不想通勤,因為她們不想把自己暴露在病毒前。”

幸運的是,紐約職場精英們很快“開發”到大學生這一群體——這些被突然擠出校園生活的年輕人,如今成為很多金融家庭在這個夏天的“最後指望”。

“現在失業率如此之高,雇用年輕人並不難。”上述那名有三個孩子的母親說,“我們決定了,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幾乎可以兼任輔導員的人。”

“大學生是最好用的。”另一名從事金融工作的母親說,“他們現在都在找事情做。”

隻不過,根據金融招聘內容提供商efinancialcareers的調查,為紐約金融家庭工作的學生可能會發現,他們的這個夏天,將和任何一名銀行實習生一樣苦不堪言。因為大多數華爾街從業者,本質上都是“加班狂人”,特別是一些巾幗不讓須眉的媽媽,可能覺得這個夏天需要更多加班,以彌補前段時間的“損失”。

還有一名金融媽媽說,即便大學生應該能夠幫她撐過這個暑假,但她還是憂心忡忡,“估計他們會在秋天回去上學。至於之後怎麽辦,我可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一場疫情,看盡華爾街眾生相。

(疫情前的華爾街 顧鄉/攝)



剛滿十八 發表評論於
股市投機者太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