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稱，國外新近研究發現蝙蝠可能攜帶新冠病毒直接感染人，意味此次疫情源頭可能直接來自蝙蝠。
記者盤點近年研究成果發現，蝙蝠SARSr-CoV或其他潛在病毒感染人類的首份血清學證據，兩年前已得出。
2017年11月底到2018年2月，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團隊連續發表3篇論文，表示已發現SARS相關冠狀病毒在蝙蝠體內重組的證據，以及人類感染蝙蝠的SARS相關冠狀病毒的現象。
石正麗團隊通過對雲南218位村民的血清測試，提示SARS類冠狀病毒有很高的潛力直接感染人，而無需中間宿主。論文還預測，蝙蝠體內的SARS相關冠狀病毒“溢出”到人類體內後，可能會引起類似SARS的疾病，建議對相關地區加強監測。
蝙蝠冠狀病毒有無直接傳人證據？
218雲南村民血清采樣，6人陽性
近日引發關注的報道中，援引了美國瓦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長Richard Ebright教授的解釋，稱中國菊頭蝠的ACE2受體與人體的ACE2受體的相似程度與其他潛在中間宿主是一樣的，這表明這次感染了數萬人的疫情的源頭可能直接來自蝙蝠。
該報道直指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團隊兩年前做的研究。2017年11月底到2018年2月，石正麗團隊連續發表3篇論文（發布平台、中英文名見文末備注），揭示了以雲南采樣的蝙蝠體內SARS相關冠狀病毒的連貫研究成果。
論文通過相關證據，鎖定了SARS病毒的源頭宿主是蝙蝠。同時，發現SARS類冠狀病毒有很高的潛力直接感染人，而無需中間宿主。
為進行人類感染蝙蝠SARS相關冠狀病毒的血清檢測，在2015年10月，石正麗團隊在雲南省昆明市晉寧區夕陽彝族鄉4個村莊（天井，大風口，綠溪，綠溪新村）收集了218個居民的血清樣本。附近有2個蝙蝠洞（燕子洞和石頭洞），距離4個村莊在1.1-6.0公裏之間。自2011年以來，石正麗團隊一直在對這些洞穴中存在冠狀病毒的蝙蝠進行縱向分子監視，並發現大量蝙蝠居住，包括被證明是SARS相關病毒主要宿主的菊頭蝠（石正麗團隊日前發現的與新冠病毒最接近的病毒樣本，也采自菊頭蝠）。
這個地區沒有經曆過2002-2003年SARS的暴發，他們在采樣過程中也沒有受試者表現出任何明顯的呼吸道疾病。在這些樣本中，女性有139名，男性有79名，中位年齡是48歲。有208人提供了職業數據（占95.4％）：其中85.3％為農民，8.7％為學生。大部分被調查者（81.2％）飼養或擁有牲畜或寵物，並且大多數被調查者（97.2％）曾接觸或接觸牲畜或野生動物。其中，有20名（9.1％）參與者目睹了蝙蝠在房屋附近飛行，其中一人處理過蝙蝠屍體。
這218個人中，有6人在SARS相關冠狀病毒的檢測中呈陽性，但是對他們的口腔和糞便拭子及血細胞中進行的病毒核酸檢測都沒有陽性。
石正麗團隊在論文中表示，他們的研究提供了蝙蝠SARSr-CoV或潛在相關病毒可能感染人類的首份血清學證據。
被調查者感染來源如何鎖定？
6人未接觸SARS患者，1人去過深圳
論文介紹了六個陽性樣本（四名男性，兩名女性）的人口學統計和旅行史。
其中，大風口村有兩名男性（45歲的JN162、51歲的JN129）；綠溪村兩名男子（JN117，49歲，JN059，57歲）；兩名女性（分別是55歲的JN053，JN041）來自天井村。在采樣之前的12個月中，JN041是唯一一位有雲南之外旅行史的人，她到過深圳，距離她的家鄉1400公裏。JN053和JN059隻去過距離他們村莊1.4公裏的地方。JN162前往過63公裏外的雲南省會昆明。JN129和JN117從未離開村莊。6人都提到，曾看到蝙蝠在他們的村莊中飛行。
這6名被調查者沒有接觸過SARS患者，也沒有在SARS疫情暴發期間去過SARS重疫區，並且，感染SARS的康複者2-3年體內可檢測抗體迅速下降，這也說明這些陽性不是由於先前感染過SARS引起的。
論文稱，對於居住在蝙蝠群落附近高危人群的血清陽性率為2.7％，這表明蝙蝠體內病毒溢出是相對罕見的事件，但是這取決於抗體在人體內存在的時間，其他人的抗體可能已經減弱（以致無法檢出）。
6人在受訪時均表示，在調查之前的12個月中沒有任何臨床症狀。基於細胞和人源化小鼠感染研究表明，這些病毒的毒性不如SARS病毒。石正麗團隊稱，考慮到這些人在村裏極有可能直接接觸蝙蝠的分泌物，因此他們的研究說明，一些蝙蝠體內的SARS相關冠狀病毒不用經過中間宿主，就能夠直接感染人類。
蝙蝠體內病毒會否頻繁演變？
洞穴內存在多種蝙蝠，經常發生病毒重組
在另一篇論文中，石正麗團隊稱，他們研究的洞穴距離昆明市約60公裏。 除了已經檢測出SARS相關病毒的許多菊頭蝠和蹄蝠之外，那裏還存在其他蝙蝠，如鼠耳蝠。洞穴的溫度約為22℃–25℃，濕度約為85％-90％。 洞穴的物理性質並不是唯一的，但是在繁殖季節，它確實容納了特別密集的蝙蝠種群。在雲南其他地區，不同物種的蝙蝠種群共同居住的類似洞穴並不罕見。
從一項為期5年的縱向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最終證明，SARS病毒基因組的所有構成要素都來自雲南一個地方的蝙蝠SARS相關冠狀病毒。菊頭蝠被認為是SARS病毒的主要天然宿主，因為在它們體內有與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所有SARS相關冠狀病毒。細胞侵入研究表明，三種不同S蛋白序列的SARS相關冠狀病毒都能夠使用人的ACE2（一種細胞受體，SARS和新冠病毒目前都被證明可以結合ACE2，從而侵入細胞）作為受體。
數據表明，在同一洞穴中的SARS相關冠狀病毒之間經常發生重組事件。石正麗團隊證明，SARS病毒最有可能是通過菊頭蝠體內的SARS相關冠狀病毒重組產生。 此外，他們還發現，能夠結合人類ACE2的各種SARS相關冠狀病毒在這個區域的蝙蝠中交叉傳染。 因此，蝙蝠體內的冠狀病毒有可能“溢出”給人類，並出現類似SARS的疾病。
石正麗調查的蝙蝠洞離最近的村莊隻有1.1公裏，本地居民可能會接觸到蝙蝠。 他們建議應繼續監控該點位和其他點位的SARS相關病毒的演變，檢查人類感染的風險和對村民進行血清學調查，以確定這些點位是否已經發生感染並製定幹預策略，避免將來引發疾病。
蝙蝠冠狀病毒傳人的風險有多大？
東南亞部分地區食用蝙蝠
石正麗團隊還對2009-2016年在雲南和廣東省采集的果蝠樣品中的兩種beta冠狀病毒進行了縱向監測。
論文提到，蝙蝠是唯一能夠飛行的哺乳動物，約占所有哺乳動物的20％。根據飲食的差異，蝙蝠分為食蟲類和食果類。果蝠因為體型龐大、肉質肥厚，被非洲和東南亞一些地區的人當作美味（ideal bushmeat）。
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果蝠寄生多種病毒，例如馬爾堡病毒、亨德拉病毒和尼帕病毒。與免疫係統相關的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埃博拉病毒和狂犬病毒，已經在中國的果蝠中被檢測到。此外，還從果蝠中檢測到或分離出遺傳物質多樣的呼吸道腸道病毒、腺病毒和冠狀病毒。
分別在廣東省和雲南省發現的兩個密切相關但截然不同的beta冠狀病毒（SARS和新冠病毒也屬於這類病毒。——記者注）。兩者都在中國的黑果蝙蝠中發現，冠狀病毒可通過呼吸係統和腸道感染宿主。石正麗團隊研究發現，腸道組織是兩種beta冠狀病毒的主要靶標。但是，在腎髒和肺部也檢測到其中一種beta冠狀病毒，這表明這種beta冠狀病毒具有廣泛的組織嗜性，並可能通過糞便和呼吸道傳播，從而感染其他動物。
石正麗團隊在論文中表示，中國至少有五種果蝠，全部位於熱帶地區。這些果蝠以水果和花朵為食，並與農民、農場頻繁接觸，因此增加了蝙蝠病毒向家畜和人類傳播的風險。
科研人員是否存在感染風險？
采集樣本易接觸蝙蝠排泄物
武漢晚報2017年5月曾報道武漢市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田俊華，為科研冒著被感染風險野外捕捉蝙蝠的事跡。
報道稱，采集蝙蝠樣本的環境極其惡劣。蝙蝠洞內散發著惡臭，而且在懸崖峭壁上，極其危險；蝙蝠攜帶大量病毒，一不小心就有被感染的風險。
田俊華發現利用發出的煙火和響聲驚動蝙蝠促使其活動、再拉網，捕獲的蝙蝠最多。“但在操作中，田俊華忘記了做防護措施，蝙蝠尿液像雨點從頭頂滴到他身上”，“蝙蝠的翅膀攜帶利爪，抓蝙蝠時需要用夾子，大蝙蝠被夾傷後很容易噴血；好幾次蝙蝠血直接噴在了田俊華皮膚上”。
在央視“曠野青春”係列科普紀錄片中，田俊華也介紹“如果我們皮膚裸露，很容易接觸到蝙蝠的排泄物，汙染的物體”。
田俊華知道有被感染風險，回家後會主動和妻兒保持距離，自我隔離14天。按照石正麗團隊此前的研究，接觸蝙蝠的分泌物，有很大幾率被感染冠狀病毒。
一篇發表在2013年Emerg Infect Dis（新型傳染病）的論文顯示，在泰國采集蝙蝠糞樣本的beta冠狀病毒呈陽性，建議收集蝙蝠糞的工人使用個人衛生的預防措施並改善屏障保護，以減少接觸人畜共患病原體的可能性。
果子狸
論文作者之一的美國生態學家Kevin Olival曾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地方采集過蝙蝠樣本，他在接受國家地理雜誌采訪時稱，冠狀病毒不僅通過空氣和呼吸道傳播，也可能存在口糞傳播。蝙蝠並不是很幹淨，如果一個水果被蝙蝠糞便汙染，並掉到地上，可能就會交叉感染飼養動物（如果子狸）。
備注：
2017年11月底到2018年2月，石正麗團隊在美國生物學期刊PLOS Pathogens（《病原學》）、武漢病毒研究所英文期刊Virologica Sinica （《中國病毒學》）發表3篇論文，分別是Discovery of a rich gene pool of bat SARS- related coronaviruses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of SARS coronavirus（《蝙蝠SARS相關冠狀病毒豐富基因庫的發現，為研究SARS病毒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見解》）、Longitudinal Surveillance of Betacoronaviruses in Fruit Bat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During 2009–2016（《2009-2016年間雲南省果蝠中Beta冠狀病毒的縱向監測》）、Serological Evidence of Bat SARS-Related Coronavirus Infection in Humans, China（《人類感染蝙蝠SARS相關冠狀病毒的血清學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