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在中國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呈上升趨勢之際，中央政法委下達通知，要求遵循習近平的指示，各地加強正能量的宣傳，推出更多有溫度、有淚點的“暖新聞”。這意味著真實反應民情的報道將會被“和諧”。那麽，在這次疫情期間，中國政府對媒體、對言論自由的控製是如何進行的呢?中央政法委下達通知，要求遵循習近平的指示，各地加強正能量的宣傳，推出更多有溫度、有淚點的“暖新聞”。這意味著真實反應民情的報道將會被“和諧”。 https://t.co/NbrPU2dnci
— Vlenuvena (@Vlenuvena19) February 21, 2020
暖視頻 v. 老百姓的心聲
“信心百倍地打好這場阻擊戰、總體戰，打好這一場人民戰爭。我們一定要樹立信心，一定會勝利的！”
2月20日，住在北京的00後、不願透露身份的桑德爾一打開微博，就看見這段來自《北京日報》、主題為#基層防疫在行動#的短視頻。激昂的音樂裏，除了引述習近平的喊話，還采訪了兩個北京市民，他們說從這次抗擊疫情中看到了“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力量”。
隻願意用文字接受我采訪的桑德爾說，這種“暖視頻”反而讓他感到煩躁。
他想知道的是: 什麽時候他能去換牙套?他準備的出國留學考試延到什麽時候?更重要的是，這場疫情的隱瞞、拖延及李文亮醫生的過世，到底誰要負責? 真相是什麽呢?
桑德爾不敢在微博上吐槽。因為這是疫情爆發以後，他重新開的第二個帳號。
2月6日，去年底率先在社媒上爆出不明肺炎疫情的武漢醫生李文亮過世。桑德爾當晚跟著同齡朋友們激動地轉發著#武漢政府欠李文亮道歉#的帖子。隔天早上，他的微博就被封號了。
“啥都沒通知，號就沒了。” 桑德爾說，“我朋友勸我，還是安靜點……。”
一線記者:新疆7·5事件以來最嚴厲的輿論管控
桑德爾的困惑，人在武漢的記者奧莉本來是能為他追查的。
奧莉是一家市場化媒體的記者。由於擔心自己的安全，她不願透露真實身份。她在武漢封城的前一刻趕到疫情中心。在當地小旅店住下，希望在第一現場紀錄與追查疫情的真相。
疫情爆發之初，幾家市場化媒體以及自媒體，包含財新、財經、三聯生活周刊、冰點周刊、新京報、南方周末、北京青年報等，一度出現許多第一線的紀實、調查報導。
但這個自主采編的口子，在2月3日習近平“加強輿論引導工作”講話後快速縮緊。
“完全不允許發在湖北、武漢的新聞。不允許做他們所謂的負麵報導……財新還在打點擦邊球。但這個事情非常過分。” 奧莉告訴自由亞洲電台。
“(2009年)新疆7·5事件的時候，我也遇過類似的狀況……但沒有像現在這麽嚴。”
奧莉提到的7·5事件是指2009年7月5號發生在新疆烏魯木齊的維族人抗議中國新疆政策的暴力事件，造成近200人死亡。
奧莉說，幾個在武漢第一線卻被“噤言”的記者隻能繼續在醫院、在小區、在街頭巷尾記錄著所見所聞。
“就…多看看現場吧……在中國作報導就是這樣，你先把它紀錄下來吧。至於什麽時候用……再說吧(歎氣)。”
除了像奧利這樣不能發報道的市場化媒體記者之外，在武漢也有很多中國官方媒體的記者。這些喊著“國家有難 義無反顧”口號的 “前線記者”帶來了哪些報導?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下屬《健康時報》的副總編趙安平、記者張赫，被以英雄式的送行方式，從北京調到武漢一線采訪報道。人民日報社還特別製作了一段配了音樂的短視頻，文字寫道，“2月14日，大雪紛飛，《健康時報》特派武漢記者今天啟程。”
視頻裏，《人民日報》的同事們高舉著紅布條: “國家有難 義無反顧”。
這是習近平指示下，全麵加強“正能量”宣傳工作的一環。
中宣部2月4日宣布，已調集三百多名記者深入湖北和武漢進行采訪報道。中宣部新聞局長張小國說，報道將以“疫情防控宣傳”為主。
中央政法委： 加大宣傳正能量
2月18日，中央政法委印發《關於加強對政法係統依法防控疫情、維護安全穩定先進典型宣傳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要求，”加大先進典型的宣傳力度，進一步弘揚正氣、激勵鬥誌、激發社會正能量。”
《通知》詳細寫道，”要深入挖掘動人事跡和鮮活事例，推出更多有溫度、有淚點、有人情味的‘暖新聞’ ”，還要讓一線執法者“忠誠無畏、無私奉獻、可歌可泣的形象更加鮮明”。《通知》還特別提到善用新媒體平台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重要性。
《健康時報》的記者張赫到武漢一周以來，發了這幾篇作品: 《逆行武漢:“真希望旅客能多一點，那才是人間煙火”！》、《腎移植後又感染了新冠肺炎！今天他出院了！》、《武漢糧油儲備40天以上，方艙空餘床位1168張》、《83歲！雷神山醫院首位出院患者向醫護豎起大拇指》、《31名重症患者出院！》、《因為無法看清你們的臉，所以把名字寫在掌心》。
但是，在社交媒體上，網民呈現出的卻是一個完全不同、處於絕望之中的武漢。
在張赫抵達武漢的同一天，10天建成的武漢雷神山醫院，在遭遇大風大雨後出現漏水情況，部分病人緊急轉移到其他病區。
“我們都不知道，我們自己在群裏問看哪一棟樓有發熱情況，他也不做公示…”
這是武漢百步亭的一位居民接受公民記者“NG家的弟弟”的采訪。
NG家的弟弟：“也就是沒有一個公共的渠道告訴你們這些訊息對不對?” 百步亭居民：“對！”
武漢百步亭社區因為在疫情已經開始，但是政府仍秘而不宣的1月18號舉辦萬家宴而聞名。這個萬家宴受到公眾的強烈質疑和批評。社區有多少人感染，官方媒體沒有報道，讓不少居民出現焦慮情緒。
自媒體、微信群的集體死亡
中國官方言論管控的大刀，還砍向知識分子的信息平台及百姓的私人對話群。
2月19日，騰訊旗下的自媒體平台《大家》被執行了”死刑”。這個集中了許多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自媒體信息平台突然顯示為”此帳號自主注銷，內容無法查看”。
《大家》於2012年12月成立，騰訊公司副總裁孫忠懷當時稱要打造一個”百家爭鳴、兼容並包的思想盛會。”幾年來，撰文作者包含吳強、胡泳、孔慶東、袁偉時、張鳴等數十位中國大陸的知名學者、專欄作家和意見領袖。
《大家》被封前發表的最後一批文章包括《武漢肺炎50天，全體中國人都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
創刊主編賈葭接受自由亞洲電台的專訪，表示自己得知《大家》被賜死過程，心裏非常平靜。
“當時別人告訴我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正在做飯，我特別平靜，我吃完飯、把鍋都洗了，坐下來才開始想這個事情。 唉……說不上樂觀、悲觀， 我做一個老媒體人來講， 都已經習慣了。”
賈葭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有良知的文字，會記錄描述以及解釋我們所遇到的大問題。騰訊《大家》過去正是為這些大問題而生，當然也是為這些大問題而死。”
他告訴本台，中國媒體2012年遇到的大問題，是怎麽在新技術的進步下，讓知識分子在新平台討論發聲；至於今日，中國的大問題是言論自由基本已不複存在。
“媒體就是大問題啊。這次疫情這樣嚴重，騰訊《大家》最後那篇文章……，言論和一個國家、國民健康的安全有沒有聯係? 是不是大問題? ”
賈葭還觀察到，政府管控言論的手，更加大膽地伸向私人微信群。他說，最近大量私人微信群被封鎖、微信帳號被刪除。
這個在武漢的記者奧莉也感覺到了。
“這幾天，我有很多的微信沒有回覆，等我開始一一回複，卻發現好幾位老友的微信已被注銷。”
“我們的國家病了，不僅僅是這場疫情。”她在通訊軟件上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