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安門事件 30年： #中國 還在展現強大的“忘卻”能力】老一代中國人不被允許回憶這件事，但年輕的一代甚至不被允許知道。 #六四 #六四事件https://t.co/ATc4636lZ6沙磊（John Sudworth） BBC記者，發自北京
— BBC News 中文 (@bbcchinese) June 4, 2019
關於1989年在北京的那一場事件，官方沒有任何紀念的活動。不過這句話雖然屬實，但卻過份中庸。
真相是，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一切，令這個國家每一年都會采取大規模行動，而這種行動或許可以更確切地稱之為“忘卻”。
在6月4日來臨前的這一個星期，世界上最大的審查機器進入了高負荷運轉——自動運算法加上數以萬計的人力審查員形成一個巨大的拖網，在互聯網上清理任何有關天安門事件哪怕最隱晦的信息。
被認為以太激進的方式逃避審查的人可能會被關進監獄——此前有一群人試圖用一個產品商標來紀念這個日子，結果被判處最高三年半徒刑。
僅僅是在社交媒體“推特”（Twitter）上轉發相關的照片也能令你被扣留——而推特是一個被屏蔽的平台，大多數中國網民根本上不去。
幾個月前，我親自見證了當局為確保中國民眾絕不參與這件事的公共討論或者紀念活動，行動能夠徹底到何種程度。
在中國傳統的清明節——人們為已故親人掃墓和祭奠的日子——BBC安排了與一名老太太會麵。她的兒子當年就是在第一批軍隊開進城之後不久，在天安門廣場北邊被子彈射穿頭顱。
像以往的每一年一樣，81歲的張先玲計劃帶著鮮花去那個寧靜的小墓園。當年19歲的王楠就葬在那個靠近頤和園的地方。
但是我們發現，墓園到處都是安保人員，他們在監視這個家族墓碑。
我們被身穿製服的警員查問，他們檢查我們的護照和記者證件，也記下了我們的信息。
而張先玲女士則在警察的包圍下進入和離開墓園，以確保她全程遠離記者。
BBC的存檔資料當中，包括一份引人注目的紀錄。在那一係列的事件當中，王楠的死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段影片，每一幀都體現著拍攝者的英勇。影片顯示，士兵在前進，手上的武器舉在齊人高的位置，背景則是人群的剪影和燃燒的裝甲車。
影片還拍下了驚慌的抗議者，他們奮力騎著自行車，或者走著，將中槍染血的傷者抬往醫院。
但是對我來說，尤其深刻的是這樣一段簡短的講述。
“她們求他停止開槍”
到白天，全城仍然能夠聽見零星的槍聲。一名顯然受到震驚的英國遊客瑪格麗特·霍爾特（Margaret Holt），發現自己已經不甚明智地走入了其中一個20世紀具有象征意義的瞬間。“這個開槍為樂的士兵，他無差別地向人群開槍，而三名年輕女學生就跪在他麵前，求他停止開槍，”她平靜地說，同時做出了祈禱的手勢。
“然後他殺了她們。”
她接著說：“一位年長的男士舉起雙手，因為他想過馬路，然後他（士兵）就開槍打了他。”
當時五六十歲的霍爾特女士是在離天安門廣場僅幾百碼之遙的樓房裏學畫畫。她指著窗外，描述當時那名士兵的下場。
“他槍裏的子彈用完了，於是他重裝彈匣，此時人群就擁上來，將他吊死在一棵樹上。”
整段描述曆時24秒。
但是非常簡短的描述卻概括了武力清理和平示威的殘暴，以及遭受這種殘暴的人群對此達至沸騰的憤怒。
這也暗示了為什麽時至今日，當局仍然如此賣力地掩蓋一切有關當時事件的討論。
劇變之風
就像很多事件一樣，1989年春夏那場震動了北京和中國其他數十個城市的示威，導火線是一件極其尋常的事件：此前被排擠的中共領導人、經濟與政治開明派人士胡耀邦逝世。由學生領導的公眾自發悼念，很快就變成了大規模的上街遊行。他們呼籲為胡耀邦平反，並要求追隨他的遺願進行廣泛的改革：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以及結束官場腐敗。
在北京，近100萬人擁入天安門廣場，用旗幟、橫幅和帳篷占據了這個位於首都中心的廣闊公共空間。
隨著劇變之風已經吹遍了東歐，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Michael Gorbachev）又時機巧合地在5月中旬到訪北京，參加30年來的第一次中蘇峰會。
對於中國的領導層和他們跟前的抗議者來說，這個國家當時似乎都正處在一個曆史性時刻的邊緣。而中國共產黨內部對於如何最好地應對這一局麵也意見兩極。
最終，是主張強硬路線的一方取得了勝利。
6月3日深夜至次日淩晨，一場全麵的軍事清場行動在廣場開始，一列列的坦克和士兵荷槍實彈地開進廣場。
在通往天安門的路上，各個路口的民眾拒絕讓路，他們被槍林彈雨擊倒。
有一些人則像之前那位遊客的描述那樣，徒手還擊，有一些裝甲車據報是被一些示威者用燃燒瓶點燃。
今天，持續的保密和審查令當晚到底有多少人死去不可能為外界所知。從來沒有全麵和官方的死傷數據被公開。
身在現場的外國記者當中，很多也去了北京的醫院，他們的多番描述顯示出一個廣泛的共識，死亡人數可能在幾百至兩三千不等。
至少有一份在當時發出的外交文傳電報給出了一個遠高於此的數字。
無可爭議的是，在那樣一個時刻，一個國家的國防軍隊在自己的首都扮演了一個入侵者的角色。那是一個轉折點，時至今日仍在很多個難以言述的方麵定義了如今的中國。
“坦克人”
或許，沒有什麽比“坦克人”（Tank Man）更能體現30年來中國審查力量的高效。6月5日，在清場之後那天，有人看到一列坦克沿著長安街離開天安門廣場，那個大多數屠殺發生的地方。
影片捕捉到了一個孤身一人的抗議者，站在了領頭的坦克前麵，每當坦克試圖轉向繞過他，他都挪動位置再次擋在前麵。
在某個時候，這名身穿白襯衫和黑褲、手提兩個購物袋的男子，爬上了坦克，試圖隔著那個炮塔向軍隊抗議。
對於外界而言，這個同時展現獨裁鎮壓和不滅反抗精神的標誌性畫麵，比其他任何描述都更能定義在天安門廣場及其周圍發生的一切。
也有人說，坦克上的那個指揮官——那個不可能知道正有國際媒體長鏡頭對準這場對峙的人——所表現出的某種克製也應一功。
“坦克人”沒有被開槍射擊，也沒有被輾過，但是他最終被抓走了。他的命運時至今日仍未為外界所知。
不過，在中國，那張照片早已在公眾視線當中被清除。
不人道的罪惡
今年的天安門廣場，與1989年的影片相比，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沒什麽改變。毛主席依然處在最中心的位置。他那張毫無瑕疵的微笑畫像，還在警示著那三個曾朝畫像擲雞蛋的抗議者——他們被判處了最高20年徒刑。
但是，在廣場之外，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卻在這三十年裏發生了難以估量的變化。
很多報章報道——也包括這篇文章——仍然堅持那段被掩埋的黑暗曆史在某種程度上仍然重要，而隨著它越來越富有和強大，這種成功或許正在向這些堅持給予反駁。
鮑彤是一名前中共高官，他近距離地見證了1989年那場政治動蕩。
現在，他是中國最著名的異見人士之一。因為支持天安門示威者，他坐過七年牢，且完全是單獨囚禁。
他說：“使我失望的是，30年來，中國曆屆領導人都願意把自己和‘六四’這個反人類罪捆在一起。”
說到中國如今的成功是否要歸功於那一場鎮壓，鮑彤繼續說道：“把它當作寶貝，把它當作經驗，把它當作國家崛起的法寶。這使我覺得很悲哀。”
“共產黨應該允許人們談論當時的真相——當時的受害者、旁觀者、當時的中國人，當時在中國的外國朋友和記者。讓大家都把自己知道的真相說出來。”
似乎是在證明這種希望有多麽渺茫，如今不時被監視和跟蹤的鮑彤在我們拜訪之後受到警告，要求他不要再接受任何外媒采訪。
但是他卻堅信，假如多年前那些抗議者的要求得到聆聽，中國的未來不僅會繁榮，而且會更多元和公平。
“我會看到現在沒有防火牆、沒有特權階級。中國很可能沒有那麽多億萬富翁，但是中國貧困的農民工應該可以自由自在地進城，而不必作為低端人口被驅逐出大城市。中國也用不著去偷外國的技術。”
不惜代價的權力
天安門事件當中諷刺的一點是，盡管當時有種希望，令很多人真的相信改變要到來了，但是它可能反而將中國政治改變的契機往後拖延了一代人，甚至更久。當時很少學生在公開呼籲革命——反正他們自己也可能是糟糕的領導者。他們四分五裂，各自奉行宗派主義，爭吵不斷，也有他們自己的獨裁傾向——就像關於天安門事件最好的一部紀錄片當中所明確顯示的那樣。
但是中共強硬派卻看到，即使是有限度地要求法治和進一步民主的選擇，都會終結他們對權力的絕對壟斷。
假如示威沒有發生，假如高層的改革派沒有被噤聲、被清除或者關進監獄，中國會像當時的台灣、韓國等其他亞洲政體一樣，走上逐漸、可控地脫離專製獨裁的路嗎？
在中國，這樣的猜測沒有可能進行：老一代不被允許回憶，新一代人甚至不被允許知道。
相反，當時所做的決定在今天仍然被緊緊遵從。中共政黨要不惜一切代價保住權力，絕不再讓民眾運動試圖使之鬆動。
三十年過去，令民眾“忘卻”的努力仍然和任何時候一樣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