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有一個凶殺案觀光團，
叫“油麻地的兩萬種死法”。
全程1.5公裏，總計2小時，
參觀2012到2016年間12個命案案發地。
12個命案的主角都是普通人，
他們走出家門時，
可能對即將到來的厄運一無所知，
卻還是在油麻地這個不幸的地方終結了生命。
觀光團的發起人陳可樂和陳玉峰，
因此得了一個“感動香港獎”，
他們想追問的是：
“我們繁華璀璨的背後其實有很多陰影，
我們要問的問題是：
為什麽他們死了，而我們在生？
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麽？”
自述 陳可樂、陳玉峰 編輯 陳星
“你試下由尖沙咀的廣東道走到油麻地的廣東道，你會不敢相信自己是走著同一條街。”
尖沙咀是香港的麵子，油麻地是香港的裏子。好多港片——包括陳果的“香港三部曲”，裏麵有不少景也取在這裏。這裏可以說是最有香港本土氣味的地方。
這裏也是全香港樓房最舊、人口密度最高、窮人最多的地方。油麻地的人均公共空間僅1.5平方米，大小不過一間廁格。而這裏有一間男廁，每一格都死過人。
2016年，“油麻地的兩萬種死法”導賞團應運而生。
“導賞團”是香港當地人的叫法，意思是帶一些市民去了解某一個專題。這個團一條線路貫穿油麻地南北，全程1.5公裏，用時2個鍾頭，沿路參觀12個凶案現場。
因為香港的夏天太熱，導賞基本都在夜晚和冬天。從第一團開始，每年約20團，每個月做10團左右。2019年是開團的第三年，迄今為止一共約有500人參過團。
導賞團的發起人陳可樂和陳玉峰，一位在油麻地住了8年，一位住了5年。前不久，一條去香港見到了他們，並且跟他們一起體驗了一遍“兩萬種死法”。以下是他們的口述——
萬聖節的死亡之旅
第一次做這個導賞團，是2016年的萬聖節。當時的出發點相當簡單，就是一個響應萬聖節、和死亡有關的活動。
有了這個想法之後，就發現其實油麻地好多橫街雜巷都發生過死亡案件，很容易就能規劃出一條路線。
現在的12個案件，90%都是發生在2012到2016年之間。
很多都是當時轟動一時的案件：長沙街卷屍案，碧街711便利店血案，油麻地地鐵棄嬰案……我們親身走了好幾次，最後整理出一條比較順路的。
你走完這條線路就會發現，咦，這條街我整天都走過，咦，凶殺原來就在我工作地方的後麵而已。
案犯多是笨賊，蠢到好笑
油麻地的凶案多是一些奇情的東西，有一些是糊裏糊塗就殺了人的，或是僅僅因為一些小事而衝動殺人。
有一個案件，是一個弟弟殺了自己哥哥。他就是當街當巷，用一把九寸長的魚生刀，插穿他的肺。
法官問，為什麽你要帶一把魚生刀上街呢？是不是你就有預謀去殺你哥哥？那個弟弟竟然回答，“不是啊，那把刀是禮物來的，我本來想著送給哥哥的。”
九寸魚生刀案
有一個少婦，她和自己的兒子嫁了來香港之後，不滿意和自己老公一起生活，於是她就去了尖沙咀的夜總會裏麵做公關。有一晚她和一個男朋友去海邊飲酒，起了爭執，就被男朋友敲暈了。
這個男人以為她死了，就推了她下海，想著這樣就處理了屍體。其實她當時並沒有死，最後是淹死的。
並不是什麽江洋大盜
國外有一些凶案導賞團，導賞的都是一些策劃非常縝密的命案，比如英國“開膛手傑克”團。我們的凶手，往往都是一些比較草根的人，並不是什麽江洋大盜。
他們其實不是很懂殺人。例如殺完人還在凶案現場停留不走的，或者用自己身份證去定一個酒店來放屍體的。好多是笨賊，給人感覺蠢得簡直好笑。
像香港荃灣那邊曾經有一個案件，一個主婦殺了自己的老公，將他切成10塊，然後蒸熟了，放在密封袋裏冷凍，然後分開幾個月，慢慢每過一段時間就往外扔一件。
這種心思細密的殺人犯，在油麻地基本不會有。他可能根本就沒有多想，就覺得殺人是一個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所以很多時候，凶殺就發生在街角，公開場合。
人際關係的冰冷和疏離
油麻地很多戰前建築，樓起得很高，也很密集。大家都在街上做事、擺攤，眼前各種五光十色，在路上走的時候，大概是沒有人會抬頭的。
曾經有一個老伯伯跳樓自殺，他跳出了窗外，結果屍體掛了在四樓，就是大廈的外牆，對著街邊掛了一整晚都沒有人發現。直到第二天早上，他對麵樓的鄰居打開窗才看見。
這種戰前建築我們叫唐樓。唐樓裏麵的一間單元房，可以隔成9個甚至是10個劏房。劏房裏麵常常隻放得下一張床，有時廁所和廚房都是粘在一起的。
這些劏房常常是罪案的溫床。例如有一個媽媽，在那個劏房裏麵斬死了自己的女兒。其實劏房的牆，就是一塊板而已，但是鄰居竟然沒有察覺和報警。
那去到什麽時候才肯報警呢？就是當那個女兒的肢體塞住了廁所，搞到他隔壁衝不到水了，他才報警。
你可以想象到，劏房裏那種人際關係的疏離。
1950年代，香港有大量的籠屋 攝影/REUTERS/Victor Fraile
受害者最多的還是女性
油麻地一向都是龍蛇混雜，有基層少數族裔、難民無證人士、露宿者。
我們選擇案件的時候，一個標準就是希望凶案主角的社會身份盡量不同，可以體現不同的角度。
結果我們發現一個共同點，這些凶案的受害者大多是女性。可能也顯示了女性在我們這個社會裏麵特別脆弱，不受保護。
15歲少女被殺案受害者
有一個案件的死者隻有15歲，是一個很喜歡裝扮的少女。其實她讀書時成績很好，因為喜歡cosplay，和家裏人吵架，輟學離家出走。
為了自食其力，在外麵做私影模特兒，去別人家裏上門拍照。結果就為了掙500塊，私影3小時，就被人殺死了。
設想一下，如果我隻有15歲，和家裏人吵架，離家出走，會不會就這樣一別成永訣呢？
那反轉，如果你是父母，當你知道你當晚這樣罵自己的女兒，就會導致她走向生命的終點的話，你還會不會罵她呢？
港鐵月台
還有一個地鐵棄嬰案。地鐵車站裏麵，一個清潔工發現一個環保袋，好奇打開拉鏈，裏麵是一個胎盤臍帶都完整的嬰兒，送醫院不治。
最後發現嬰兒的媽媽是一個外傭。她懷孕了，害怕被雇主解雇，於是就自己落了這個孩子，然後將嬰兒丟棄在港鐵裏麵。她很快就被捕判刑。
為什麽不是她的雇主要受罪呢？沒理由一個和你這麽親密、居家一起住的傭人，肚子這麽大了你都不知道，天天都在你隔壁抹桌抹凳，除非真的一眼都沒有正視過她。
在香港的外籍傭人
這個案發生大概一年之後，出現了另一單類似案例，是另一個外傭，雇主因為她懷孕而解雇了她，她堅持不服，去上訴，最終用了兩年時間勝訴。
我整天想，如果後一單案早一點發生的話，可能地鐵的棄嬰案就不會出現，可能這一個丟棄自己嬰兒的孕傭也不需要受罪了。
死亡發生隻要一秒鍾，但醞釀時間很長
我們選出來的命案，大多數都上過報紙、上過電視。為了篩選，當時不是隻看一份報紙，而是看了很多份。
每一篇報道都是一個敘述，多個敘述放在一起，總是有不吻合的地方。我們結合不同的報道，把事實拚湊出來，有一點點像福爾摩斯的樣子。
命案不是一個一秒鍾發生的事，而是有一個很長的時間線在下麵埋伏。
有一個案子，是兩個老人家在家死掉，其中一個是餓死。在香港如此富裕的地方，現在還有人餓死？
原來其中一位老人家是患有失智症的，平時照顧她的是她的老公，但她老公意外失足，在客廳裏跌死了。
失智症的婆婆平時生活不會離開那張床，她不知道自己的老公已經在外麵跌死了，就在床上慢慢餓死。
一個失智症的人餓死是怎麽樣的呢？她對時間都沒有觀念，她不認得人，不知道自己有什麽需要，吃了飯沒有都不記得。
你攤開想想現場發生的那件事，就會覺得其實很恐怖。在一個在無社區照顧的機製下麵，其實好多獨居老人都是危在旦夕的。
來參觀的有一些我們意想不到的人
這個導賞團，一開始是為了NGO組織籌錢，每人收50元港幣。後來越來越受歡迎，就變成150元，相當於一個學生一節補習課的價錢。
最開始的目標人群是大學生，結果好快就發現，很多中年人也來，不少是已婚的夫婦，甚至是全家人一起來。
不少參團者坦誠地說他是很喜歡看凶殺案，喜歡推理小說，也聽一些恐怖在線的電台節目。
不過我們萬萬沒想到，會有醫生在百忙之中請假來看我們的團。組團的人自己也是急症室的醫生，是我們的一個好朋友，他號召了整個急症室的醫生同事來參團。
急症室醫生Mark號召了整個科室的同事來參加
“案件的主角，和我們急症室常常遇到的病人很像——吸毒者、露宿者、國際難民。進了急症室的人，我們都必須救。但是他們的態度經常很差，大吵大鬧，和他們打交道很麻煩。遇到這種病人，久而久之我們就會失去耐心。”
“參加導賞團，是希望我們重新提醒自己，要有耐心，不要那麽冷漠。而且他們也不容易，是很慘的，沒有身份證，也不可以工作，又掙不了錢，很掙紮求生存。”
我印象特別深刻的團友，還有一團中學生，因為他們真的好天真無邪。
當我介紹紅燈區的時候，他們的老師並沒有阻止我。於是就真的巨細無遺地說那些妓寨是怎麽運作，甚至是帶他們上去看，這個老師是我見過最開明的了。
油麻地有許多妓寨
團友通常對於案件的詳情非常關注，很想知道那個人的生命是怎麽樣，會問他到底是怎麽死，他生前是做著什麽，或者那個空間有些什麽特別。
有的時候，我們會可以將一些關鍵的資料隱藏，到最後才揭曉。
例如碧街711便利店殺人案。案件發生之後，很快透過閉路電視，大家都見到那個凶徒其實是一個皮膚比較白的人。
碧街711便利店殺人案當時輿論
後來警察已經公布消息，殺人者是一個持有加拿大護照的白人遊客。但是偏偏還是流行一種說法是難民殺了人，而且是南亞難民。
可能因為油麻地比較多印度裔、巴基斯坦裔的移民出沒。大家就有一個負麵的刻板印象，覺得有命案就應該歸咎於他們。當時還有示威，讓這些人滾出香港。
參團的人了解之後都很驚訝，為什麽一個這麽明顯的誤解一直都得不到平反，一個汙名就一直粘在這個社群上麵。
香港有色人中通常生活在社會底層
我們在爭議中得了一個獎
2016年，這個導賞團得了一個“感動香港獎”。
但我們也因為這個導賞團受到過批評。主要是“導賞團”這個叫法，似乎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好像侮辱了死者，因為死亡應該被嚴肅對待。
我們固然明白它當中有很多獵奇、煽情的部分。但其實我們還是旁觀者的講述，隻不過是令參加的人更加全麵那樣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事實上，我們希望吸引一些本身已經有偏見的人，例如對於難民或者外傭。他來了之後，直麵這些故事，了解到這些社會標簽怎麽樣跟隨一個人一生，促成他的死亡，甚至在他死了之後仍然在被人誤解，他們可能會想多一重。
我們不祈求他聽了之後想法會180度改變，但是起碼他會自己去學到一兩樣東西。
緊挨著寫字樓的劏房 攝影/Benny Lam
繁華背後的陰影
我大學的時候念的是哲學。海德格爾有一個命題，人的一生，其實是向死而生。那唯有碰壁，唯有麵向這個界限，我們才會真正去反思，究竟生存的意義在哪裏？
帶了這個導賞團之後，我好像慢慢也發展出了一套自己和死亡相處的方式。所以我28歲就寫好了自己的遺囑，後來在朋友的見證和幫助下，還舉行了一個象征性的自己的葬禮。
葬禮上，朋友給我的遺像準備了白花，還在台上致悼詞。我就在旁邊目睹了全過程，感覺是在向自己的過去告別，就好像真的死過了一次，之後是重生一樣。我想那個經曆我永遠不會忘記。
陳可樂接受采訪時手持一朵花，是獻給自己的葬禮的
在油麻地，我曾經住在一個妓宅的樓上，外人可能覺得很混亂，但我覺得還算安全。這裏有很多被人遺忘的空間，可能很多人都不願意去看，他們在這裏工作、生活，十年都沒有試過走進小巷一次。
偏偏這樣的空間，就是很多人去終結他的生命的唯一的地方。
那就令我覺得很好奇：為什麽我們走過同一條街道，我會那麽肯定我可以這樣安全地離開那條小巷，而他們的生命就永遠停留在那裏？
其中一個解釋就是，大多數死掉的人是一些草根階層，他們沒有我們這麽健全的社會製度的保護。
如果說這個社會是有安全網的，那他們就是跌落在安全網之外的人，或者說沒有被安全網承接住的人。
我們繁華璀璨的背後其實有很多陰影。
如果說，香港這座城市是一部大的機器，不斷地吞噬靈魂的話，那他們可能就是一些雜碎。
哪怕是死掉了，也不過是變成報紙角落的一個小小的豆腐塊。然後報紙又被人拿去墊餐桌，被弄得湯水淋漓。
這兩年，這些案件隨著講得越來越多次，它好像會越來越生動。
12個案件的主人翁，他們已經死了，沒有了自己的聲音，不能夠講自己，但是我們這些活著的人，還在工作、勞動、睡眠、休息，可以繼續講述他們的故事，也是在延續他們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