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4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的“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討論了恢複高考問題。鄧小平針對高考政審連說三個：“繁瑣！”，嚴苛的高考政審得以改變。時隔40年，高考政審卻又回來了！
11月6日，中共重慶機關報《重慶日報》在提到2019年高考報名時，稱政審不合格者不能參加高考。報道稱，政審材料是參加高考的必備材料，主要考核高考生的政治思想品德及現實表現，工作由考生所在學校或單位進行。
政審的結論分合格與不合格兩類，政審不合格者不能參加普通高校的錄取。《重慶日報》還列出政審不合格事項，如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道德品質惡劣；有違法犯高考罪行為。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學生會因此受到影響。
有關高考政審，最嚴苛時候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之後。從1958年起，高考前對學生嚴格政審，依照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把學生分為四類：1、可錄取機密專業；2、可錄取一般專業；3、降格錄取；4、不宜錄取（有的地方用不予錄取）。
當時，出身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的，家長被劃為右派的，有海外關係的、社會關係複雜的學生基本上都是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者。
隻要是高考政審表上被蓋上“不宜錄取”或“不予錄取”印章的考生，盡管品學兼優，高考成績優秀、優異，甚至是當年省文科、理科“狀元”，其結果必然是“名落孫山”。
文革期間，中國的高考製度中斷。1966年全國高考取消，大學停止招生。1970年大學開始按推薦製招生，後來這些學生被稱為“工農兵大學生”或“工農兵學員”。中共現任領導人中，很多人都是工農兵大學生。有人還險些因為政審而上不了大學。
1971年至1976年這六年，實行推薦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實際上“不宜錄取”仍在延續並擴大化。文革中，出身不好的青年範圍擴大了，不僅對原來的出身更加看重，文革中挨整的人，其子女也得受歧視，當然不能被推薦上大學。
“文革”結束後的第二年，即1977年恢複高考，鄧小平主導之下嚴苛的高考政審得以改變——鄧在審閱招生標準時要求政審“摒棄繁瑣，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現”。很多人的命運因此而改變。
由於當時“兩個凡是”盛行，在1977、1978年的高考中依然有諸多考生因為“不宜錄取”政策仍在延續而落榜，盡管他們的成績超過了錄取分數線。
比如，劉少奇之子劉源在1977年高考時就因劉少奇冤案當時尚未平反而受阻，在鄧小平的直接幹預下準予參加高考，被錄取到北京師範學院曆史係。
著名記者陸鏗回憶錄中記述，其子在恢複高考後在四川省報考醫學類研究生受阻，當時在香港工作的陸鏗不顧一些朋友的勸阻，大膽地上書給鄧小平，經小平同誌批示後該問題才順利解決。
此後4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高考政審就開始淡出公眾視線，除了一些特別情形，諸如軍校和國防生之類需要單獨進行政審外，中國上過大學的大多數人都沒有經曆過政審，更不知道政審表為何物。可以說，高考政審已經進入了曆史的故紙堆。
哪成想，在2018年，中國恢複高考40年的這個初冬，因為重慶的一紙公文，時隔40年高考政審又回來了。
其實，早在2017年，政審就已有死灰複燃跡象。是次政審由“事前審查”改成了“事後審查”，即不是在大學錄取時政審而是畢業時政審。
當時，一則清華大學學術委員會的通知，要求在學生畢業審查中，增加對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問題的審核。清華大學的在讀學生，要想畢業，得先過政治審查這一關。
這份題為《關於在畢業生茶中怎講對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問題審核要求的通知》，明確要求“加強教學環節中意識形態把關”，在畢業審查（含對學位論文、畢業設計和創作的審查）中增加對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問題審查。
《通知》要求指導教師對畢業論文、畢業設計或創作中存在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問題的，及時發現，及時糾偏。《通知》還明確：對學士學位論文及本科畢業作品的審查，參照上述要求進行。
現在，“事前審查”與“事後審查”，都出現了。40年並不太久，曆史教訓還曆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