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代人的失語”:被中國年輕人遺忘的"六四"
文章來源: BBC中文網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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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印小小18歲那年看完美國傳來的“六四”天安門影片，心裏滿是不敢相信，不知道發生了什麽。
90後青年陳誠對“六四”的理解，來自當年在北京當工人的父親。父親提起過，半夜裏“有解放軍跑到宿舍拿著槍指著他們”。
他們的“六四”記憶，都是支離破碎的畫麵：比如印小小的是大遊行、靜坐、坦克上街；80後徐陽的記憶裏是學生被鼓動上街。從有限的官方解釋中，所有八零後九零後的中國大陸年輕人或許都知道，“六四”就是“政治事件”的代名詞。
23歲的印小小到香港念書，這個信息多元和開放的社會沒有防火牆，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體係長大的同學一起碰撞和聊天，讓她對“六四”有更立體的認識：
“這是一代人的悲劇，是一代人不願觸碰的傷疤。那一整波人的聲音，從此被藏起來了。”
來自父輩和同學朋友處聽來模模糊糊的片段，當最終可以在牆外的社交網站上“大開眼界”時，一下子打開的閘門衝來無數之前沒有接觸過的信息，這讓印小小們“不敢相信”。
再回頭看他們的成長，印小小發現，被主動藏起來的還有父母對政治的關注和勇氣。在北京的父母不願讓她接觸政治，或者在政治上冒險，雖然“六四”那晚街頭的槍聲是走過八十年代的北京市民的共同記憶。相比有機會出國看世界的80後子女們，印小小認為她的父母們“視野相對狹窄”，他們經曆文革，對政治有著本能的恐懼。
跟母親討論時政時，“我媽會說，你不要在公眾場合講這個問題，她本能的恐懼就出來了。”
小小母親的恐懼，是怕因言獲罪。
多年的政治運動的陰影在父輩那裏形成了默契，在家裏的飯桌上和朋友的飯局上，可以泛泛地聊一些政治話題。但“六四”永遠是最大的禁忌。公眾場合，莫談國事。一家人要關上門，才能安心講29年前的故事。
公共話語的嚴控
90後是中國互聯網的原住民，一向“內事問百度，外事問穀歌”。百度的搜索結果給出了中國官方話語中對此“事件"的三句話解釋和定性：“1989年6月3日，一個多月來極少數人在北京製造的動亂，發展成為一場反革命暴亂。駐守在北京城區周圍的戒嚴部隊奉命平息暴亂。４日淩晨，戒嚴部隊實行清場同時進駐天安門廣場，平息了這場暴亂。”
1989年後，在中國境內紀念“六四”從來不被官方允許。2012年以來，中共中央對意識形態控製越發收緊，中國的主流媒體被要求對黨絕對忠誠。多年來，在所有出版物和媒體上嚴審一切與“六四”有關的字眼和內容。任何關於“六四”的書籍在中國國內都無法出版。香港曾作為一度可以自由出版和傳播政治書籍的自由港，大陸人會以各種方式，將在香港出版的著名政治傳記和記錄曆史真相的書籍，偷偷帶回去傳閱。但“銅鑼灣事件”後，獨立出版社的生存空間被不斷擠壓，這類書籍也逐漸從市場消失。
香港多年來一直有公開紀念六四的活動。但近年來，香港本土主義興起，悼念熱度開始降溫。
今年30歲的徐陽已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但他從不參加香港的“六四”紀念活動，他說幾個人的聲音，對政策製定者的影響不大。他說，“六四”是在中國大背景下發生的事。已經過去了，沒必要再拖出來鞭打，要汲取教訓。可以反思，但追責沒有意義。
但徐陽也承認，中共並未從中汲取教訓。“如今的階級環境不一樣，有些事情已經發生，再重來一次，不會再這麽暴力和血腥。還會有74、84和94”。
小小顯然不同意徐陽的觀點：連基本的事實都不知道，何來反思？
回到上海工作後，印小小現在還是不太會跟身邊人聊起“六四”。“未來就是一代人的失語。從此這個事情就沒有了。”
00後四川少年張清和中國600多萬高考一同被淹沒在無窮盡的書海和題海。同往屆學生一樣，即使是培養學生愛國意識的思想政治課也被主科老師占據。在家父母從未曾主動談起過“六四”，17歲的她第一次聽說這個名詞還是從記者嘴裏得知。
還未踏入職場的90後，在大學校園裏向往可能的言論自由。22歲的王海在江蘇，她說已習慣政治選舉無自由，知道反抗無意義，也不奢求“因我而改變”。但最關注言論和新聞自由。
25歲青年周州在上海，沒有翻牆的習慣。 但她認為，自己有最基本的政治訴求，還是希望有消息自由。
“希望不要封鎖國外的網站，” 她說。
防火牆高築後，中國本土的手機應用程式如雨後春筍不斷冒出，贏得大量年輕人的喜愛。新興的流行視屏應用“抖音”讓年輕人一刷就是一下午。抖音上有的，隻有娛樂和消遣。這是一個全民娛樂和消費的時代。年輕人花大量時間追星和刷微博，偶像的一舉一動牽動他們的神經。微博上常有粉絲掐架問題，他們花大量時間和精力為自己的偶像站台。
三十而立 賺錢一心一意
2014年的六月四日當天，一名遊客在香港重現89年的“坦克人”。
小小說，她對中國的現狀挺失望，很多時候覺得心灰意冷。現在的想法就是賺錢。她對生活還有無力感，這源於生活的不易和資本的壓力。
小小現為一名電視劇製片人，身處被“資本控製”的中國文化圈。中國的出版和媒體行業被政府嚴控，也受資本無形的壓力影響。她說，個人言論可能影響公司形象和價值。即使沒有政府的輿論管控，資本的手，也在影響和左右自由言論。
小小∶“我現在就希望，如果錢和權能辦成事，我作為一個好人，我是掌握錢和權的人。而不是讓那些惡人掌握錢和權。這才是我奮鬥的意義。”
三十而立，徐陽手下還要養活幾十位員工。作為商人，他開誠布公地說“我不關心政治啊。”
他關心現實的小孩教育，老人醫療，夫妻買房問題。80後是中國計劃生育下的特殊一代。成年後他們麵臨撫養四位老人，和現在二胎政策放開後的養育兩個小孩的壓力。生活在香港和大陸，買房置業從非易事。
為了不讓生活品質下降，徐陽每天工作時間從睜眼到合眼--早上八點到晚上十二點。
他說要先解決溫飽，再討論政治製度。
身在美國的“六四”學生領袖王丹說，他理解青年對政治的無感和冷漠。“六四過去快三十年，年輕一代在中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生存的壓力赤裸裸擺在青年眼前。”
王丹說: “當年的我也不是一上大學就對政治有熱情。是社會積累到一定條件和階段才發生。”
但他對未來懷有改變的希望，認為今天的學生冷漠並不代表未來也冷漠。如果中國的社會條件寬鬆了，或者出現危機了也會激發（政治熱情）。
“今天中國如此，不代表未來也這樣。”王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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