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肆虐季節，許多人不僅越來越關心自己的生存環境，也把目光投向了那些發達國家，試圖尋找一些治理空氣汙染的先進經驗。眾所周知，美國在過去數十年空氣質量有了大幅好轉，而一些人就想當然地認為，美國的成功在於將高汙染的低端製造業轉移給了其他國家，尤其是轉嫁給了發展中國家。他們覺得，正是因為把汙染留給了別人，美國才能把綠水青山留給自己。但數據顯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刊登的數篇論文，向我們解釋了美國空氣變好到底靠的是什麽。2009年，美國喬治敦大學經濟學教授阿裏克·萊文森(Arik Levinson)利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NBER)與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的數據庫測算，1987-2001年，美國整體製造業（包括海外的）增長了24%。假如是一對一轉移，照理說汙染也應該增加24%，但製造業帶來的二氧化硫(SO2)汙染卻實際減少了27%。

這裏的空氣汙染變化由三個部分所致：製造業規模、產業結構以及所應用的科學技術。如果同時考慮這三個因素，那麽製造業二氧化硫汙染就會下降27%；但如果隻考慮製造業規模和產業結構的變化，不考慮科技進步，也就是假設所有年份的各行各業都依然在使用1987年的科技，我們就得到二氧化硫汙染反而上升了12%。最後我們得出，1987-2001年，科技進步總共降低了39%的二氧化硫汙染。

與此同時，產業結構變化對改善空氣汙染的作用就沒那麽明顯了。1987-2001年，產業結構轉移隻減少了12%的二氧化硫汙染。如果1987年開始，美國淨增加的每一筆進口都改為在美國生產製造，也就是把1987年後所有海外新增的製造業都搬回美國，並且不考慮科技進步，那麽就能計算出轉移給別國的二氧化硫汙染大概隻有3%。當然不止是二氧化硫，所有受到監測的主要汙染物——如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細顆粒物等，都應驗了這個結論。

富國空氣持續變好，並不是因為他們將製造業中最肮髒的部分交給窮國來做，而是因為他們在製造過程中使用了更少的能源、更清潔的燃料以及更先進的汙染控製設備……2014年，萊文森教授利用改進的測算方法，得到了更精確的數據，證明技術變革才是改善美國空氣汙染最大動力。

在此之前，萊文森教授沒有考慮各行各業的汙染強度，他把汙染強度等同於基準年1987年的強度。隨著時間推移，要是那些規模迅速壯大的行業清潔了更多的空氣，那就誇大了技術的作用。要是那些規模發展緩慢的行業清潔了更多的空氣，那就低估了技術的力量。於是萊文森教授就引入了時變汙染強度測量技術來解決這個缺陷。

1990-2008年，整體製造業的實際價值由4.1萬億美元增長到了5.5萬億美元，但所有主要汙染物都有了驚人下降。製造業每1美元產出帶來的二氧化硫(S02)、一氧化碳(C0)、氮氧化物(NOx)、顆粒物(PM10)、細顆粒物(PM2.5)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有了64%-77%的下降。萊文森教授測算，其中90%以上的汙染下降都來自於科技進步。

另外，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之所以會產生102%的數字，是因為它的產業結構比較特殊地朝汙染密集型轉變，加重了空氣汙染，使得科技進步這個單一因素能夠大施拳腳。值得一提的是， 2014年學者克萊爾·布魯內爾(Claire Brunel)發現，歐盟國家空氣的好轉，同樣與汙染轉移到別國沒什麽關係，主要還是技術過硬。

不過，萊文森教授隻指出了科技進步是美國製造業空氣清潔的最大動力，但卻沒說是誰推進了科技進步，萊文森教授猜測是美國的環境法規。2016年，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刊登了約瑟夫·S·夏皮羅(Joseph S. Shapiro)和裏德·沃克(Reed Walker)的論文，揭示1990-2008年，美國空氣汙染的下降主要歸功於嚴格的環境監管，而不是美國把汙染外包給了窮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