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與克林頓合影
有人說，江澤民不像毛澤東那樣是一位高瞻遠矚的開國之父，也不像鄧小平那樣是一位勇敢的社會改革家。人們覺得毛和鄧改變了中國，而江卻沒有。他們說，除了保持社會穩定並享受經濟發展的好運氣，他對中國的影響力微不足道。上麵這些隻是假設，而下麵這些卻是事實。
2001年9月11日，北京午夜時分，亦即紐約正午時刻，短短數小時之前美國剛剛遭受了駭人的襲擊，江澤民主席緊急致電喬治·布什總統。他是最早這樣做的世界領導人之一。
江寫道：“我謹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向你並通過你，向美國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問，並對死難者表示哀悼。中國政府一貫譴責和反對一切恐怖主義的暴力活動。”
翌日夜，江主席與布什總統通了電話，再次強烈譴責“這起駭人聽聞的恐怖活動”，並保證“我們願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協助”。同日，在紐約聯合國，中國投票支持美國提出的安理會反恐決議。根據北京的指示，中國駐聯合國代表發言說：“昨天發生的襲擊令全世界感到震驚，它雖然發生在美國，卻意味著對整個國際社會的公然挑釁。”中國的外交支持明確而堅定，幫助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個挫敗恐怖主義的聯盟。
在襲擊發生之後，中國幾乎馬上派遣了32名反恐專家前往美國，前所未有地讓美國人分享情報，這是中美關係的一個驚人的轉折。在隨後數月中，當美國開始策劃反擊時，中國的反恐人員與美國同行定期舉行會晤。江澤民領導下的中國關閉了與阿富汗和長期盟友巴基斯坦的邊境，以防“基地”和塔利班領袖經中國逃竄。考慮到中國關於不破壞國家主權以及不幹涉他國內政的基本政策，上述積極行為尤為世人矚目。
10月，在上海，與布什總統舉行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江主席說，中國和美國在“同國際社會一道打擊恐怖主義等方麵，都擁有共同責任和利益”。11月，中國允許一艘美國航空母艦在前往阿富汗參戰的途中逗留香港，這是一個毫不含糊的支持信號。
如果考慮到江澤民在1999年5月7日之後的言行，他的支持似乎令人吃驚。那天，美國空軍的一架B-2隱形轟炸機從密蘇裏州的懷特曼空軍基地出發，不停留地飛到南聯盟上空，投下了5枚衛星製導炸彈，結果炸毀了中國使館，並炸死3名中國記者。怒火在整個中國的大街小巷及各大媒體上迸發而出，中國人本來就相信，美國的政策就是遏製中國並阻撓其具有曆史意義的複興，現在這種想法更是給這場反美風暴火上澆油。成千上萬的中國學生圍住了美國在北京的大使館，高呼口號，並向使館投擲石塊，而江澤民也嚴厲抨擊了美國的“蓄意挑釁行為”。
江澤民對俄羅斯總統鮑裏斯·葉利欽說，北約轟炸南聯盟是美國“徹頭徹尾的炮艦政策”的一個實例，應該“引起各國政治家的警惕”。他還說：“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必須對這一事件承擔全部責任，否則中國人民不會答應。”第二天，在接見俄羅斯特使維克托·切爾諾梅爾金時，江說：“中國人民以遊行、集會、聲明、座談等各種形式表達他們的強烈憤慨，表明了中國人民偉大的愛國主義的熱情、意誌和力量。”他還以無畏的氣概宣布：“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可欺的，偉大的中華民族是不可侮的，偉大的中國人民是永遠不可戰勝的！”
如果考慮到短短5個月前江澤民的態度，他對“9·11”事件的反應似乎也是令人吃驚的。當時，一架正在中國沿海監聽電子信號的美國海軍EP-3“白羊座”偵察機與中國的一架殲-8噴氣式戰鬥機相撞，造成中國戰機墜入南中國海，機毀人亡。受損的美國海軍飛機則未經授權迫降於中國海南島。消息傳開後，波瀾壯闊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和學生的憤慨言論淹沒了中國電台、電視台和報刊，遍布大街小巷，充斥了互聯網。江主席再一次親自表達了中國的憤怒。他說：“美國應該就此事件向中國人民道歉，並對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承擔責任。”
盡管與在使館被炸和撞機事件時江主席的憤怒態度相比，他有關“9·11”事件的“慰問與哀悼”似乎很像是一個大轉彎，但事實並非如此。不了解江的真實信念，就很容易以為他在使館被炸事件和撞機事件中對美國的嚴辭抨擊是頗有算計和機會主義的，而且會以為他在利用這些不幸的偶然事件煽起國內的反美情緒。這一結論無疑是錯誤的，是基於對中國的誤解而形成的簡單化判斷。
要理解江澤民的想法，就需要懂得中國的曆史和文化，即需要注意江出生、成長、工作和生活的環境。在這一背景下所呈現的一係列主題都表明，江有關使館被炸、軍機相撞和“9·11”襲擊的聲明在哲學上來自同一個源泉，都與他對中國的長遠整體看法和長期以來形成的對美國的認識相一致。
盡管江澤民反對他所說的美國“單邊主義”，可是他欣賞美國文化、美國人民以及美國人民的理想。當許多美國人批評江澤民反美的時候，一些中國人卻說他是“親美派”。江澤民並不親美，但他懂得美國。他首先是一名中國的愛國者，相信美中之間的良好關係對21世紀的和平與繁榮是不可或缺的。
1989年，中國深陷於自人民共和國40年前成立以來最大的各種危機之中。在全世界的注視下，大批抗議學生聚集在中國首都北京的心髒——天安門廣場。政府作出了反應，先是發布戒嚴令，接著又動用了武力，隨後發生的事招致了國際社會的責難。在一度混亂中，這個國家的最高職務——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一職被交給了一位前工程師。此人因其忠誠、老練、文化價值觀以及知識分子的多種興趣而聞名。幾乎每個人都認為，這個前額頭發開始變得稀疏、戴著大號眼鏡的名叫江澤民的大個子，不過是個“過渡性人物”，在一個新的強人登台亮相之後，他就得讓出自己的位子。
10年過去了，江澤民仍然穩穩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僅如此，他還得到了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國家主席的職務，這使得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盡管他花費了多年時間革新政策、爭取共識和縱橫捭闔，但他確實讓整個世界感到吃驚，因為他把他的國家變成了一個經濟超級大國。在江的領導下，中國發生了超出人們想像的變化，但是在1999年5月，這個國家卻麵臨了一場嚴峻考驗，起因是名副其實的“火”。
這年春天，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部隊對南聯盟開始發動空襲，以迫使該國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停止塞族人對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的進攻。5月7日，一架美國的B-2轟炸機攜帶4萬磅彈藥前往南聯盟執行一次轟炸任務。在它的數個打擊目標中，有一個塞爾維亞人的軍事補給站，該目標的詳細坐標已被輸入轟炸機先進的製導係統，並已與精度達一米的美軍全球定位衛星相匹配。
1999年3月24日至5月6日之間，在北約部隊投到南聯盟的9,000枚炸彈和導彈中，隻有7枚炸錯了目標。5月7日這天，有5枚這樣的炸彈落到了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炸彈摧毀了使館建築，並炸死了3名中國記者，另有20餘人受傷。北約宣稱這些炸彈並不是偏離了目標，問題是目標本身就是錯的。為了辯解他們怎麽會把那幢龐大、顯眼的使館建築誤認作一個軍事補給站，北約的發言人將之歸咎於“錯誤的情報”，說是中情局官員向軍隊決策者提供了不正確的資料——或者像美國情報部門所說的那樣，是“舊地圖”的緣故。
在使館被炸之後的一小時內，江澤民召集國家的最高級領導人開了一次緊急會議。組成黨的最高領導班子並管理著國家的7名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會議，此外還有所有相關部門的首腦，包括中央軍事委員會、外交部和國務院新聞辦。他們需要作出迅速反應，但作出反應是一件需要周到地考慮各種平衡的微妙的事。
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後任駐聯合國大使的王光亞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事後回憶了當時的微妙敏感之處。他說：“我們認識到，這一事件肯定會在民眾，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造成衝擊波。學生們肯定會作出反應。”
對中國人來說，這起炸館事件是對他們國家的一個侮辱，而且大多數人認定它是蓄意的。憤怒的群眾開始在北京聚集，他們把怒火對準了美國大使館——位於北京東部一個綠樹成蔭的地區——困在使館裏的美國駐中國大使尚慕傑簡直成了人質。當人群越聚越多，情緒也越來越對立時，有經驗的中國問題觀察家認識到這場示威活動是自發的。
此時，在中南海——這是毗鄰天安門的一片用高牆圍繞的區域，裏麵是中國式的建築，樸實無華，有寧靜的湖泊、幽雅的環境，中國的高級領導人就在這裏居住和辦公——人們注意到了當前局勢的諷刺意味，多年來，美國政府一直批評中國對本國人民的意願漠不關心，而現在，聽取公眾呼聲就將意味著采取更強硬的反美姿態。
“告訴美國政府，中國人民不是好欺負的，”一位中年人在美國大使館外對一名西方記者大聲說道，“中國不是科索沃，更不是伊拉克。”
在聽取了來自現場的報告並提了一些問題之後，江澤民請在場的幾乎所有與會者都發表意見。
“在大家都發表了意見並充分討論以後，”王光亞回憶說，“最後就輪到江主席來平衡中國的長遠利益和人民一時的情緒了。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盡管大家都很清楚中國必須作出強烈反應。我們的主權受到了侵犯，國際法的準則遭到了踐踏——我們知道中國的公眾肯定會密切注視我們的一舉一動。”
“但是，”王光亞（他曾就讀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補充說，“我們也知道學生們可能作出過激反應。因此，我們大家立即認識到，當時我們所麵臨的最大挑戰是怎樣對待我們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學生，怎樣阻止不恰當的行為，怎樣說服他們不要采取過激行動。”
最後，與會領導人共同決定了采取的行動步驟。第一步是，中止有關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暫停與華盛頓之間的軍事和軍備控製磋商，並要求美國賠償中國在此次襲擊事件中所受的損失。第二步是，安排國家副主席胡錦濤發表一次電視講話，講話將具有雙重目的，即既讓聽眾感到中國政府是非常嚴肅認真地看待這一事件的，同時又敦促公眾克製。“江相信，”王光亞說道，“盡管中國遭受了極大的委屈，但我們不能因為反應過度而危及我們的未來。”
“就在外交部這裏，”王光亞說，“我們收到了民眾發來的大量異常強烈的批評意見，有些態度極為不好。信件堆積如山。我們的電話總機給來電打爆了，我們部的網站也因為收到太多的電子郵件而幾乎癱瘓。想想美國人總說在中國沒有言論自由，這真是一種諷刺。”
“一些人要我們對北約或美國宣戰，或者用導彈襲擊北約總部作為報複，”王接著說道，“早前，俄羅斯總統鮑裏斯·葉利欽發表過一些激烈的講話，有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在聽到這些不加掩飾的講話後主張中俄兩國建立一個能夠抗衡美國的軍事聯盟。”
就在發生這樣的激烈爭論的背景下，江澤民強調保持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的必要性。他敦促堅持當前的外交政策，因為這不僅有利於世界和平，也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
長期以來，中國民眾一直高度警惕外國侵略，他們把北約部隊在中國的象征性領土上炸死3名中國公民一事視作奇恥大辱。江澤民意識到，共產黨必須帶頭表達這種民族情感，否則將冒對當前的爆炸性局麵失去控製的危險。
江主席和朱鎔基總理相信，良好的中美關係對於改革中國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十分必要的，這不是什麽秘密，但並非他們所有的同事都完全同意這一觀點。普通的中國人已變得越來越反美，這一態度的轉變縮小了江澤民的回旋餘地。1995年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表明，87%的中國青年人認為美國是對中國“最不友好”的國家，57%說他們最反感的國家就是美國。一名大學生在美國大使館門前守到第三天時表示：“即使政府禁止抗議活動，我們還是要繼續示威，直到美國人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複。”
一些人頗有點懷舊地談到了毛澤東，讚揚他在朝鮮戰爭期間所采取的抗美行動。“現在，每個人都在講毛主席真偉大。”一名陸軍上校這樣說道，“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粉碎美帝國主義。”
麵對公眾日益高漲的憤怒情緒，江決定要加以引導，而不是與之唱反調。他采取行動疏導人們心中的怒火，努力使政府的政策與抗議群眾的呼聲相協調。他希望確保兩件事，一是他的國家保持穩定，二是他的政府安然無恙。總參謀長傅全有上將表態忠於黨，並發誓“要保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確保它們不受踐踏”。
官方媒體讚揚學生們支持政府。由黨支持的學生團體租來了公共汽車，直接把學生們拉到了使館區。
5月9日，將成為江澤民接班人的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出現在電視上。胡譴責炸館事件是一起違反國際法的“罪惡行徑”，他說中國政府“堅決支持、 依法保護一切符合法律規定的抗議活動”。但同時他又補充說，政府將“防止出現過激行為”。這是大多數人第一次聽到胡發表講話，這位下一代主要領導人樹立了一個堅強果斷的形象。
當學生們在發泄著對美國的怒火時，胡錦濤一邊鼓勵他們，一邊努力讓他們保持冷靜。胡當時是最年輕的國家高級領導人。要想控製這場危機，疏導學生們的憤怒情緒至關重要，共青團（胡仍與之保持著紐帶聯係）向學生們提供標語並組織車輛把他們送到使館區。
大約在同一時候，克林頓總統打來一個熱線電話以表達他個人的歉意，但江拒絕接聽電話。“這一錯誤讓我十分震驚並深感不安，我馬上打電話向江澤民道歉。”克林頓回憶道。他將這一悲劇性的誤炸事件稱作“這場戰爭期間最嚴重的一次政治挫折”。但中國領導集體已經作出決定，任何來自美方的道歉都必須以國家的名義正式作出，而不應該在兩國領導人之間私下進行。克林頓放棄了外交禮儀，“公開並反複地”道了歉。
同一天，克林頓正式致信江，“代表美國人民”對炸館事件表示“道歉和真誠的哀悼”。他強調說，這次襲擊事件“絕對不是蓄意的，也不是故意的，而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錯誤”。“我不怪人們為此而不高興，我本人也對此感到不高興，”克林頓說，“但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需要把握分寸。”
在整個中國，憤怒的群眾越來越多，並且變得更加喧鬧。學生和工人繼續向美國使館投擲石塊和垃圾，砸碎了僅剩的幾塊窗玻璃。在其他城市，人們也組織了針對當地美國使團的抗議遊行。美國國務院警告美國公民不要前往中國旅行，並建議那些已在中國的美國公民避開人群。
在被堵於使館3天以後，美國大使尚慕傑發回了一份現場報告。“我們現在在使館內，我們被一條警察的隔離線圍在中間，”他說，“使館的建築被扔進來的投擲物損壞了，窗戶破了，昨天扔進來的土製燃燒瓶至少在使館內引起兩起火災。”尚慕傑補充說。盡管克林頓總統作出了正式的道歉，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也前往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表達了美國政府深深的哀悼，但中國媒體當天對這兩個舉動都未作報道。
就在炸館事件發生數小時後，中宣部部長丁關根召集報紙編輯開會討論報道的口徑問題。從那一刻起，每一份報紙——從時尚的《北京青年報》到黨的喉舌《人民日報》——都用好幾個版麵報道炸館事件，表達了一致的觀點並經常使用同樣的語言。以大字標題醒目地刊出《震驚-憤怒-抗議》、《這次轟炸是有預謀的》，中國報刊從嚐試新聞多樣性的道路上退了回來，又開始用同一個響亮的聲音說話了。幾乎每一家報紙都發表了大同小異的專欄文章，而這些文章又幾乎出自同一些軍事專家之手，他們提出“證據”證明這起炸館事件是蓄意的。一直關注腐敗問題的電視節目現在也開始批評美國。
對於西方來說，這看上去像是一場旨在改變輿論方向的宣傳運動。事實卻恰恰相反。盡管媒體始終不能質疑或反對黨和政府的意見，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會同意它當時還能操縱人們的思想或意見的說法。相反，是公眾決定著媒體的報道。報紙的標題、憤怒的言辭以及專家的觀點恰恰都是讀者和聽眾想讀到和想聽到的，這就像受市場驅動的媒體在西方所做的那樣。說炸館事件是蓄意的，不過證實了大多數中國人所深信的一點，即美國希望遏製和控製中國，並將不遺餘力地這樣做。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許多美國人指責中國政府煽動反美仇美情緒。他們天真地將中國媒體的報道解讀為是北京利用局勢的一種方式。他們錯誤地認為，炸館事件將給中國領導人提供一個現成的借口，去做許多西方人害怕他們做的事——走上民族主義的侵略擴張之路。
民意調查顯示，有高達90%的受訪中國人不相信北約有關這次炸館事件純屬意外事故的解釋——這一統計結果來源於與深諳時勢的中國人的交談。他們說，這一解釋並不可信，因為像美國這樣一個技術先進的國家不可能會犯這麽愚蠢的錯誤。
鮑裏斯·葉利欽給江澤民打來電話，表達了他對炸館事件“最強烈的譴責”，並補充說：“俄對這一事件的立場與中方完全一致。”江把這次襲擊稱作“極其野蠻的行為”，並說中俄兩國應加強在包括科索沃在內的國際問題上的合作。雙方同意，對主權國家進行軍事幹涉是錯誤而危險的。在前往光明日報社悼念並讚揚死去的記者中的兩位時，江稱這次襲擊“是對十二億中國人民的公然挑釁，是對中國主權的粗暴踐踏”。
盡管克林頓總統已經向江主席道了歉，但人們仍然覺得有待北約和美國作出正式道歉。中國取消了與美國的正常軍事接觸，中斷了有關武器擴散、軍備控製、人權以及國際安全等方麵的磋商，雙邊關係進一步惡化了。
在為駐南聯盟使館工作人員回國舉行的歡迎儀式上，江授予了3位死去的記者以“革命烈士”的稱號，並讚揚了中國人民所表現出來的義憤。他說，這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和巨大凝聚力”，並強調說：“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可欺的！”3年來，江第一次用“霸權主義”來形容美國，這是中國專門用在敵人身上的貶稱。他指責美國利用自己在經濟和科技上的優勢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肆意幹涉別國內政”。他說，“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必須對這一事件承擔全部責任，必須對中國政府提出的要求作出全麵交代”，並警告說，“否則，中國人民決不答應”。
與此同時，江要求中國人民把他們的義憤轉移到發展國家的經濟力量、國防力量和提高中國的民族凝聚力中去。他宣稱，必須保持社會穩定，並強調指出，中國必須“對國內外敵對勢力伺機搞亂中國、破壞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圖謀，時刻保持警惕”。人們都未忽略，江提到了“國內敵對勢力”。
5月14日，在經過一周的緊張沉默之後，江主席接聽了克林頓打來的一個電話。在30分鍾的交談中，克林頓再次對這一悲劇表達了他真誠的遺憾，並向受傷的中國使館人員致以慰問，向遇難者家屬表示哀悼。克林頓後來描述了他在炸館事件後與江的第一場談話。“我再次道了歉，並告訴他，我確定他不會相信我會在知道的情況下襲擊中國使館。江回答說，他知道我不會這麽做，但他相信五角大樓或中情局中有人並不讚同我擴大與中國的接觸，他們可能存心在地圖上做了手腳，以引起我們之間的裂痕。江很難相信，一個像我們這樣技術如此先進的國家會犯這樣的錯誤。”然後克林頓若有所思地說，“我也很難相信，但事實就是如此。”克林頓向江保證，將對這一事件進行調查，並會盡快讓中國人民知道事件真相。江表示，他“注意到”了美方的道歉，這個外交辭令意味著北京最終願意接受克林頓的反複道歉。江聲明，那些抗議活動都是人民自發的反應，並告訴克林頓，要想修複兩國業已受損的關係完全取決於美方。
第二天，中國的官方媒體醒目地報道了克林頓的道歉，這場危機的熱度達到頂點後開始消退。所有的全國性報紙都在頭版報道了克林頓道歉的事，同時在顯著位置還報道了江呼籲中國人民化悲憤為力量，把中國建設成一個未來不會再受到類似欺侮的強大國家。
在西方，人們把中國報紙對克林頓道歉一事姍姍來遲的廣泛報道視為一種證據，認為這證明中國政府鼓勵了全國各地興起的抗議活動。但事實上憤怒的情緒首先來自中國民眾，而不是他們的領導人。不管政府做什麽或說什麽，人們的憤怒都會爆發出來。從美國人的第一次道歉到中國媒體對此進行廣泛報道，中間隔了4天時間，這就給了這個國家的公民一個機會去表達並紓解他們的憤怒。當媒體最後報道說美國道了歉，老百姓的氣已經出得差不多了，這時候談問題的解決辦法，他們也能夠接受了。
西方學者認為，炸館事件將使美中關係倒退很多年。他們錯了，事情的發展恰恰相反：江澤民利用這場危機鞏固了領導地位，進一步明確了改革的進程。事後，中國媒體持續不斷地讚揚了他對這場危機的處理方式。
6月中旬，美方以一種全麵的、較為折中的方式就炸館事件向中國人民作出了自己的交代。中國中央電視台在全國收視率最高的《新聞聯播》中用很長一段時間對此作了報道。政府開始著手淡化對抗，就像江從一開始就主張的那樣。“大多數中國人民相信（炸館事件）是有預謀的，”政府的一名外交政策顧問說，“我們需要時間釋放這種情緒。”
中國人民對這一悲劇的反應，反映了他們對美國的複雜態度。當時在美國使館門前的抗議人群中，有一名大學生向記者氣勢洶洶地痛斥了美國的傲慢思維，即美國認為應把自己的政治製度強加給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當這名學生繼續高聲謾罵時，采訪他的記者問，他打算這樣罵多久。這位年輕人就事論事地回答說，他在這兒呆不了多長時間。他解釋說，他必須回家準備即將到來的GRE考試——美國研究生院的入學考試。
就像在世界上許許多多的地方一樣，很多中國人渴望像美國人一樣地生活，盡管他們同時也憎恨在他們看來美國所強加在他們頭上的強權。中國人的感情可以用下麵這個笑話加以概括：“二戰以來，為什麽除了美國以外的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發生過革命？因為美國是唯一一個沒有美國大使館的國家。”
美國人的缺乏敏感和自我中心主義的天真也於事無補。尚慕傑敘述了這樣一件事，它發生在1997年的一次國會代表團訪問北京期間。一位高級官員對代表團介紹了中國的國內和國際事務之後，主動請代表團成員提問。“我想知道，”一位議員提問道，“你是否已接受耶穌基督作為你個人的救主？”尚慕傑回憶，那位中國官員看上去驚呆了。
1989年，中國有些人呼籲美國幫助他們反對自己的政府。10年以後，他們又毫不客氣地批評自己的領導人不敢挺身跟美國對著幹。當初，標杆是政治自由；而這一次，是民族的自豪感。當年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者們比他們的領導人更向外看；現在情形正相反，與他們的民族主義的批評者和老百姓相比，江澤民和他的政府更向外看。在短短的10年內，這個國家已經經曆了一場巨大的變革，而這10年恰恰是一個人當政的10年。
要想充分理解中國在江澤民領導期間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幾乎是不可能的。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驚人的改善，這個國家的實力和活力也得到了極大的增強，這些變化在幾乎每一個城鎮裏都是顯而易見的。按購買力計算，中國的經濟已居世界第二位；而在此後30年內，中國有可能躍居世界第一。中國企業把電子產品銷往世界各地，中國的企業家正在互聯網上創建私營公司。
盡管失業、腐敗、收入不平衡、法律體係粗陋等諸如此類的問題確實存在，並將繼續存在下去，而且頗為棘手，但在廣大人民中間仍然存在著一種新的活力和自信心。物質上的富足隻是部分原因。另外一個原因是他們不再害怕講出他們的心裏話。數億人用上了手機，甚至用它來收發政治笑話；超過10億中國人看上了電視，可供他們選擇的頻道有數十個。服飾和娛樂的多樣性，從電影到時裝的藝術形式，個人行為的靈活性——選擇工作、不受限製的旅行、性教育，所有這些都證實了這場變革的非凡驚人。中國贏得了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把自己的第一個宇航員送入太空，開始了有步驟的法律和政治改革，重振了它的武裝力量，並且參與了每一個重大外交問題的解決。對國內事務充滿信心，在國際上受到尊重，中國已成為世界大國中的一名領導者。
江澤民的一生和領導生涯幾乎貫穿了中國曆史上疾風驟雨的80年，可以說是這段曆史的生動寫照。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首史詩，其中包含著戰爭、貧困、革命、政治動亂、社會動蕩、經濟改革、國家轉型以及中國在國際上的重新崛起。在審視江的一生及其留給後代的精神財富的過程中，我們感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動蕩曆史之間的衝突，感受到了中國人民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奮鬥，所遭受的異常深重的傷痛，所懷有的高遠誌向，所麵臨的巨大挑戰以及所取得的偉大勝利。
在某種意義上，那些最初對江澤民持懷疑態度的人說得也對。他是一個過渡人物，但並不是他們所指的那種。他堅持自己的理想毫不動搖，即便有些家長作風；他擁有進行政治活動的高超技巧，沒人預料到他會有這一手；他充滿毅力，甚至可以說是從不懈怠，出人意料地成了變革的代表，使飽受創傷的中國過渡到了一個穩定、自信而繁榮的社會，並正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迅速崛起。那些懷疑論者完全誤解和低估了這個人，這個改變了中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