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本山受訪神情沉重
“中國特色”一統江湖
按照《紅旗文稿》的觀點表達，非主流意識形態挑戰主流輿論場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政治訴求和價值取向趨於顯性化、公開化，比如在關於全麵深化改革的路徑與方向、依法治國與黨的領導的關係等的重大決策中，都發出異於主流的較強的聲音；二是多種非主流意識形態匯集合流，設置某個或數個易引起人們關注和激發情緒的話題，製造“意識形態群體性事件”；三是非主流意識形態越來越多地借助學術討論、政策辯論平台，一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成為其主要傳播者、鼓動者、建言者。具體來說，一些信奉和宣揚新自由主義的人，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解讀為“徹底市場化”，從而否定政府在宏觀調控中發揮出作用；再如民主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將重點放在抨擊共產黨“壟斷”和“極權”，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跟不上“經濟市場化”進程，人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還有主張實行西方憲政者，將四中全會提出的“依憲治國”、“依憲執政”，解讀為實行西方的“憲政”，批評黨的領導過於“強勢”，憲法權威無法得到保障和落實……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問題在於：何為當局意欲構建的主流意識形態？標尺掌握在誰的手中？黨刊在其文中雖然也給出了答案，也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是內涵和外延卻並沒有給予清晰的界定。至於如何贏得這場“主流”保衛戰，方法和渠道也不外乎兩個：一方麵加強正麵宣傳、引導和闡釋，使主流意識形態深入人心，為廣大群眾真正理解、認同和掌握；另一方麵開展積極的輿論鬥爭，針對各種非主流意識形態的新動態、新特點和新趨勢，及時分析研判，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按照當局的邏輯，如此一番“戰鬥”之後，方可在新的實踐中進一步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然殊不知，對於各種思潮的過於緊張和上綱上線，恰恰是深度不自信的表現和外溢。
與改革開放前30年相比，後30年可謂民間社會思潮發育、發展最為活躍的時期。在社會經濟轉型的曆史大變局中，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各種新矛盾、新問題與新困境。針對這些矛盾、問題和困境，互不相識的人們，由於彼此間利益相近，經驗與價值取向相似，故而對某種社會現象往往產生同樣的反應。比如那些奉毛澤東為聖人的群體，對大鍋飯時代念念不忘的人們，可能不約而同地走入到老左派的陣營中去。再如那些因為接受過西方教育和思想滲透的群體，因對西方的三權分立和憲政民主產生認同感，便聚集在一起成為當局圈定的西方憲政主義派。已經到來的新的30年，矛盾、問題和困境相較於前兩個30年有過之無不及。尤其是當民眾的參與政治的熱情和訴求極速飆升，再加上參與渠道的多元化和便利性，大有對習慣了小圈子治國的當局形成某種程度的合圍和倒逼之勢。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也是意欲實現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中共不得不麵對的一道考題。何況，對各種思潮的應對結果，也在某種程度上檢驗著其從革命黨到執政黨轉變的完成程度幾何。
但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統江湖，絕非最好且標準的應對結果。因為不管一統江湖的思潮本身是好是壞，關鍵在於“一統”本身有著巨大的潛在危險。發生在天安門的八九風波，固然有多方麵複雜的原因，但與改革開放初期民間思想的高度同質化，導致激進西化自由派話語在民間獨大，缺乏不同思想之間的競爭與製衡脫不開幹係。此外，時下極左、極右在中國都不得人心，這是成立的命題。按照評論員曹林的問題剖析，無論是某些地方官場流行的“越左越安全”，還是網絡輿論場上的“越右越正義”，都無視基本的事實和邏輯，把姿態擺在比事實更高的位置。然在“一統”之外，在極左和極右之間，還有很大的延展空間。並不是所有呼籲中國實現憲政的人都陷入了極右的泥潭，也不是所有懷念毛時代的人都滑向了極左的邊緣。對於反複被喉舌媒體點名批評的茅於軾、賀衛方、陳丹青、孫海英等人，究竟一開始就意欲走向背離“主流”的道路，還是在當局一路窮追猛打後不得不在“極端”的路上越走越遠？這是值得習慣於一刀切的當局深思的問題，也是值得普羅大眾摘下有色眼鏡換位思考的問題。
脫離“主流”的趙本山生死未卜
北京打響的這場“主流”保衛戰，除了早已常態化的意識形態層麵之外，還有潛移默化鋪陳的文化層麵。或者說，主流文化正是主流意識形態的高級階段；而主流意識形態的構建，是主流文化最終成型並固定下來的前提和必要手段。就在當局以喉舌媒體作為平台打響主流保衛戰的同時，《人民日報》捧出了羊年春晚總導演哈文采訪稿，主流色彩頗為濃重。尤其是哈文對於節目和演員的“三不用”，也即低俗媚俗的節目不用、格調不高的節目不用、有汙點和道德瑕疵的演員不用，讓公眾不由地聯想到此前因脫離主流文化而被黨報直接斷言進入囚籠的昔日春晚“小品王”趙本山。甚至有人擔憂：難道趙本山的“三宗罪”就此坐實了嗎？
單從哈文“三不用”來看，的確是拳拳到肉般地句句戳中趙本山。首先，低俗媚俗、格調不高早已成為很多人對於趙本山小品大加討伐的核心；其次，有汙點和道德瑕疵，也與趙本山可能涉黑乃至卷入政治風波相契合。然結合當局正在打響這場“主流”保衛戰，已經告別春晚舞台的趙本山，恐怕最大的問題，還是脫離了“主流”文化。也因此，即便磕頭如搗蒜，也換不回聖上的一瞥。何況就在圍繞趙本山的傳言滿天飛之時，黨報已經斬釘截鐵地拋出遠比“三宗罪”更大的罪名：“沒法讓中華民族發笑的趙本山，已然脫離了主流文化。而這，對一個藝術家來說，無異於進入了一種囚籠。”也正因為幹擾了當局的“主流”大業，所以即便趙本山隨後出麵澄清，也試圖從謠言泥潭中爬出，但是身上的泥點子還是無法徹底抖落幹淨。
何為主流文化？這大抵是公眾的普遍疑慮。是春晚？還是新聞聯播？如果說趙本山現在處於脫離狀態，那麽之前在春晚舞台上逗笑中華民族的那個本山大叔，是主流嗎？如果是，那麽現在被踢出局，究竟是政治原因還是自身原因？主流文化的紅線，是誰劃的，代表人物是誰，作品是什麽，文藝作品是否主流又是如何界定的……扣帽子掄棍子容易，諸如此類的問題要回答清楚，恐怕很難一言以蔽之。如同當局隻是拋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主流意識形態，但是卻無法給出具體的內涵和外延一樣，主流文化亦是如此。如果從趙本山這次危機的肇始來看，是否參加了習近平坐鎮的中央文藝座談會，就是主流文化的代表，而那些缺席的，就是非主流，或是半主流？相應地，他們作為主流文化的代表，其創作出來的文藝作品也就自然而然應該歸入到符合主流文化的序列中來。這樣的衡量標準，不僅難堵悠悠眾口，更可能遭遇現實層麵的猛烈反詰和抨擊。
馬克思說過，人們並不要求玫瑰與紫羅蘭發出同樣的芬芳。互動有利於思想發展和社會進步，避免同質化，意識形態如此，春晚舞台上的節目也是如此。一個社會不可能沒有不同的聲音，再強大的政府也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隻有一種思想，一種審美，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種思想之下的萬馬齊喑造成的災難性苦果，中國在反右鬥爭之後已經飽嚐過。正如學者蕭功秦勾畫的理想圖景：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越來越接近於成為正常的、健康的多元社會的曆史過程。麵對21世紀的思想開放多元的時代趨勢，政治決策者和知識分子，隻有闊視遠想，在廣泛吸收各類社會科學的理論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意識形態的理論創新，把美好文明輸入意識形態創新過程中去。那將是中國真正走向民主與自由的時代，是建立在經濟繁榮與人性發展的時代，是中國人前後為之奮鬥了兩百年的時代。在進入這樣的時代前，中國精神生活與意識的多元，將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