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特（SunilBabuPant）是個教師的孩子，在尼泊爾中部的綠色山區長大，小時也曾覺得會被其他男孩吸引，他並沒有認真對待過這種感覺。
蘇尼·巴布·潘特（SunilBabuPant）是個教師的孩子，在尼泊爾中部的綠色山區長大，作為6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從小被家人寵愛，盡管小時也曾覺得會被其他男孩吸引，但因為是在封閉地區成長的天真孩子，他並沒有認真對待過這種感覺。那時男孩和女孩都是分開玩耍，潘特覺得在玩伴中產生親密感是很正常的，而他的朋友也一定和自己感覺一樣。他說：“對於在山區農村長大的孩子來說這並不算什麽問題，盡管我清楚自己的感受，卻難以定義。”
如今28歲的潘特已經搬到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生活，同時他也清楚明白自己的感情取向應該如何定義，搬到大城市的目的就是尋找一個和自己一樣的男同性戀，在情感上找到歸屬。可是他在新環境裏發現的著實把自己嚇一跳：入夜之後，男女同性戀會在城市公園或者偏僻的郊外偷偷聚會，但是這種聚會經常被警察騷擾，在警方實行幹預的時候，“不自然的性行為”是最重要的借口。潘特說：“每天都有大量看不見、說不出的悲劇在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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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西歐、北歐的一些國家及加拿大美國很多州立法承認同性婚姻。圖為一對同性戀人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注冊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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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潘特，首個公開同性戀身份並當選尼泊爾國會議員的活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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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哈維·米爾克是首個以公開同性戀身份角逐並成功當選為美國三藩市重要官員的人，1978年不幸被一名前警察槍殺並引發了該市大規模抗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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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石牆暴力事件後一個月，第一次“gay-pride”舉行，如今這已經成為同性戀者最隆重的慶祝活動，每年夏天在全球各大城市舉行，甚至成為觀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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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69年6月28日，在紐約的石牆旅館爆發了聚集的同性戀者與警察之間的衝突，事件被普遍認為是近代同性戀運動的開端，一場革命由此開始。
像很多亞洲保守社會中的同性戀者一樣，潘特可以選擇另一種生活：壓製自己喜歡男性的事實，用一樁看似正常的婚姻掩蓋危險的雙重身份。但恰恰相反，他決定站出來抗議嚴重存在的歧視。他說：“你必須做出選擇，要麽在威脅和壓抑中生活，要麽在勇氣中生活。”2001年他和一些朋友成立了“藍鑽石社會” （BlueDiamondSociety），這個組織的最初主要目的是在同性戀群體中宣傳艾滋病的威脅。逐漸地，該組織發展為記錄同性戀群體受到的歧視、不公平待遇和人權虐待，成員們也紛紛上訴最高法院要求推翻尼泊爾有關歧視同性戀者的法律。2007年12月，尼泊爾最高法院同意他們的請求，4個月之後，潘特成為整個亞洲地區第一位以公開同性戀者的身份當選國會議員的活動人士。2008年底，尼泊爾最高法院宣布有關的最後判決，不僅取消了原本法律中對於同性戀的歧視和打擊，還在所有政府文件中添加了“第三類性別”，即除了男性、女性之外的同性取向。新成立的政府顧問委員會正在商討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可能性，短短10年之間，尼泊爾從偏遠封閉貧窮的小國，變成印度著名作家，也是同性戀活動人士的米娜（C.K.Meena）筆下的“亞洲同性戀之都”。
基於同性戀者的權益，這些國家政策的改革以及普通大眾認識的提高隻可能發生在21世紀開始之後，而在亞洲其他地方，相同的進步，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長期存在的歧視逐漸被侵蝕，也在悄悄發生。在印度，德裏最高法院最近廢除了一項存在149年的法律，宣布同性戀性行為不再違憲。這項宣布充分說明了同性戀者的權益和尊嚴，言辭令人感動，以至於在法官宣讀的時候，很多在座的人都流淚了。在亞洲的不少城市，今年夏天都分別舉行了男女同性戀的慶祝活動，來自官方的幹預幾乎沒有。社會對於同性戀的容忍程度增加並沒有明確的統計數字能證明，但是有很多其他形式說明。例如在娛樂圈，著名的主持人、電視明星或者電影演員公開承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不時有公開的同性戀慶祝活動、集會和遊行。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在1994年首次在亞洲舉行了全球大型同性戀遊行“gay- pride”活動，這項活動每年夏天都會在歐美各大城市舉行，已經成為當地夏季繽紛活動的高潮之一，而今年，“gay-pride”在亞洲的很多城市都以不同規模舉行。聯合國發展計劃負責艾滋病項目的總指導傑弗瑞（JeffreyO‘Malley）說：“人們不再否定同性戀的存在，這相比20年前已經是巨大變化。”
周圍社會中同性戀者從無到有並越來越多是最近10年來亞洲社會出現的一個重要變化，這種變化的促成原因有國際交往增加，人民的教育程度提高，全球化和城市化程度加劇以及民主製度的完善等，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全球信息的膨脹，體現在從網絡到電視，所有你能想到的媒介上。同性戀在亞洲逐漸公開化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是一種西方化，以往有一種說法，認為同性戀這種“腐敗的東西”是從西方傳到東方的多種“糟粕”之一，如今這種說法已經完全被拋棄。是因為在全球化引發的巨大社會變革影響力下，亞洲的傳統文化信仰和社會架構中，那些經常阻礙社會寬容度的部分，例如宗教的傳統保守主義、十分強調婚姻家庭和養育兒女、對於公開談論性的文化禁忌等正在逐漸削弱。在亞洲的一些城市，已經有容忍同性戀者公開出雙入對的空間，印度新德裏的一位同性戀活動人士巴漢（GautamBhan）說：“對性的公開討論應該在憲法的允許範圍內，是對民主、平等和人權最基本的尊重。隻不過同性戀將討論的領域轉移了。”
跟隨潘特的腳步，從尼泊爾中部的窮困小山村到首都，再到國家議會，其間還繞路到白俄羅斯的一所大學和東京的俱樂部，我們能清楚地看到一個男同性戀者以及他所屬的社區，最終如何贏得尊嚴和尊敬。在作為一個年輕的大學畢業生離開尼泊爾的時候，潘特最初遇到的是周圍人對他———一個同性戀者的厭惡和接受。1992年他來到白俄羅斯國立技術學院，希望完成在計算機工程方麵的碩士學位，當時白俄羅斯作為剛剛從前蘇聯聯盟中解體、新獨立的國家，歡迎一切從發展中國家前來的留學生。但是潘特來到的時候，這個國家正在經曆對同性戀者敵意漸增的時期，當時在學校醫務室裏掛著明顯的標語“小心同性戀”，在那裏的5年時間裏，潘特必須小心隱藏自己的秘密，他說：“我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對於當局來說會成為問題，有可能是驅逐我的理由。”
完成碩士學業後，潘特決定前往日本為一個環保組織擔任義工。而在日本，原本兩個星期的工作計劃被延長成3個月的生活體驗，在這裏他融進了當時亞洲最大的同性戀文化中。在日本，同性戀有很長一段曆史，《源氏物語》早在11世紀就隱約提及同性戀的存在，早期人們對於同性戀也並不排斥。隨著19世紀開始基督教在日本被廣泛傳播，對同性戀的態度開始轉變，不過1880年開始，日本不再有懲罰同性戀的法律，而相同時期在英國所有的殖民地，類似的法律均存在。當然，這種默默的忍耐並不代表法律上對同性戀的人可以及公眾的公開接受，但是的確給予日本男女同性戀相當的自由。長時間以來東京都有自己的“切爾西”，那是在新宿的一片商業區，主要由小商店、夜總會和書店構成，專門歡迎同性戀者。就是在那裏，潘特讀到了1969年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發生的石牆暴動事件（Stonewallriot），當時聚集的同性戀者公開反抗警察的騷擾，一般都以這個事件作為近代同性戀運動的起點。在東京，潘特也發現在古老的印度文化中也有崇拜同性相戀的特色。回到尼泊爾之後，他用自己在東京學到的東西努力向父母解釋，作為同性戀其實是古老的印度文化傳統中的一部分，這樣的說法讓最初完全無法接受的父母慢慢軟化了。他說：“我的父母當然還會有一些疑問，但是當我和他們談起文化，宗教，這就不是遙遠的話題，要知道當時同性戀還是隻有從外國才會傳來的話題。”
接受兒子的性取向後，媽媽最大的擔心就是潘特會成為暴力的犧牲者，潘特回憶起媽媽經常為此活在恐懼中。不過在2007年尼泊爾最高法院通過同性性行為不再違法之後，類似的暴力活動明顯減少了。盡管在參與政治活動時，對手經常針對潘特的性取向說出貶損的話，這令其父母非常傷心，但最初的擔心和恐懼已經不再。如果不是勇敢地承認自己的“性別”，潘特一生可能都要過禁欲的生活，不過有一點不順心的是，他長時間的同性伴侶不久前搬到了泰國曼穀，他隻能回家和爸爸媽媽居住，照顧侄子侄女，經常回訪出生並長大的村莊。
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在尼泊爾，爭取同性戀者權益的鬥爭和爭取艾滋病患者權益的鬥爭緊密聯係在一起。最初在西方世界，這種致命的傳染病被貼上“同性戀疾病”的標簽，艾滋病的犧牲者除了病痛之外，還要忍受明目張膽，甚至是暴力的“懲罰”。在東方“懲罰”的方式是冷暴力，也就是拒絕認同。很長時間以來，很多國家的官方健康機構表示，如果沒有同性戀存在，艾滋病也就不會流行，因此采取一種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艾滋病對公眾健康形成重大威脅的事態已經非常明顯，如果政府還是一味漠視隻能使情況變得更糟糕。越來越多的艾滋病研究和防治機構此時成立，相應地，政府機構對於同性戀者的關注也開始增加。潘特主導成立的“藍鑽石協會”一開始從事的就是艾滋病的防治宣傳並不是偶然，因為當時全球各國政府和組織對艾滋病防治都提高警惕，在這個領域獲得資助是相對容易的。
來自協會的支持使潘特有一個平台能組織當地的同性戀社區，這是其他國家最初同性戀運動展開時的必經階段。安傑莉（AnjaliGopalan）是來自印度新德裏的一個社會活動家，當艾滋病的防治話題首先在印度出現時，她就一直是主要的參與者。安傑莉接受的專業教育是政治學和國家發展學，1985年她移居到紐約，當時艾滋病疫情在美國達到最嚴重的程度，她最初的工作是將疾病防治信息傳達給邊緣人群、移民和窮人。這種經驗對她來說是一種“個人覺醒”，“它讓我對自己的文化有更深刻了解”，安傑莉在新德裏一間辦公室裏說： “了解了歧視、了解了平等，了解了如何尊重差異。”1994年為了照顧年邁的父母，她回到印度並成為了Naz基金印度信托機構，這是當地最早的艾滋病組織。當時印度的經濟還沒有進入迅猛發展期，因此將同性戀免罪化還不現實，但是Naz卻將艾滋病和性的話題帶進了公眾日常公開交談的話題中，而私下裏，印度政府也資助Naz針對男性同性戀進行社會調查。
盡管如此，活動人士還是必須在法律的灰色地帶工作。印度刑法第377條是當時大英帝國在1860年通過的，就將雞奸定為犯罪至今仍生效，這使得同性戀想在印度獲得法律保護非常困難。2001 年在印度北部城市勒克瑙Lucknow，警察曾以刑法377條的名義逮捕4名艾滋病組織的工作人員，理由是他們“試圖進行雞奸”。該事件是一個警示標誌，同時後來也成為裁定同性戀權益的經典案例。Naz組織為了維護被捕者的權益，以“公眾利益”為訴求和政府打官司，經過8年艱難的法律訴訟，今年7月2日，德裏最高法院終於裁定第377條刑法違背憲法關於公平和隱私的基本原則。這是一個曆史性的時刻，尤其對那些生活在傳統保守社區的人來說，很長時間因為這條法律他們不得不隱藏自己的性取向。同性戀活動人士巴漢長久居住在美國，從國外見證了印度最近幾年的悄然變化，2004年在覺得自己能以同性戀的身份公開生活後，他決定回到印度。他說：“我到現在還不敢相信377條憲法已經不存在，那天我的房東悄悄塞給我一張紙條告訴我這個消息，第二天當我進辦公室時，所有同事都鼓掌為我祝賀，周圍還有很多信號，都是積極的、改變的信號。”
就算是在政府集權強大、宗教信仰深入人心的國家，同性戀在公開場合集會也越來越多見，公開集會是推進其權利的第一步。在巴基斯坦，無論是國家法律還是宗教法律都視同性戀為犯罪，但是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秘密的同性戀集會已經很有規模，例如在卡拉奇和拉赫爾。從印度的同性戀運動吸取經驗，兩個巴基斯坦女性今年在拉赫爾成立了巴第一個同性戀權利組織，成員在富裕的家庭裏秘密聚會。
出於很多原因，亞洲同性戀者的權益活動還需要更多適應性，不能簡單地借鑒美國民權運動，尤其在民主運動漸進發展的國家，他們必須想出新的活動策略。首先直接和官方衝突是不明智的，隻能聯合起來進行低調的爭取。“藍鑽石協會”的人權協調專家普拉迪普（PradeepKhadka）強調，該組織的活動從沒有從正麵挑戰尼泊爾政府權威和社會準則，而是通過民主運動逐漸改變警察對於同性戀者的看法，就連運動中的語言都是特殊的，不是宣揚“同性戀自由”或者“同性戀自豪”，尼泊爾使用的是“尊重性的多樣化”以及“保護性少數者”，就像保護婦女、孩子、窮人等弱勢群體一樣。普拉迪普說：“我們並非激進的組織，采取的方式非常柔和，”，盡管他敬仰美國和西歐同性戀運動的先驅，但是並不盲目采取他們的方式，因為“從石牆暴動事件開始，我們這一代人已經完全不同了”。
這或許是一場溫和的革命，但畢竟是一場革命，最近尼泊爾的200名男女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在一個酒店的會議室集會，草擬一些保障其權益的基本立法條款。潘特也在場，但徘徊在周圍，因為參加的人對於現場的兩個警察更感興趣，這兩名警察專門前來聽取意見，與會者抱怨警方對於學生同性戀群體的支持度不夠高，同時當聲稱性別是“第三性”時，申辦護照的速度會更慢等等。尼泊爾的進步是非常明顯的，一些來自挪威和瑞典的組織願意幫助這種模式在亞洲其他國家推廣，今年8月 18日，在加德滿都將舉行一次來自所有南亞國家同性戀活動人士的聚會，現在還很難說10年後亞洲同性戀者的社會地位會是怎樣，但是在喜馬拉雅山邊曾經灰暗的山穀，正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作者：Jyoti Thottam 編譯：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