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良，江蘇省蘇州市人，生於1947年6月16日，年輕時當過兵，複員後在鐵礦廠工作，後來南下廣東“淘金”，2006年輾轉到成都，一個人租住生活，主要經濟來源靠在蘇州的兩個女兒資助。
今年6月5日，川A49567號9路公交車發生燃燒事故，造成包括張雲良在內的27人死亡。7月2日，四川省公安機關通報，成都“6·5”公交車燃燒案是一起特大故意放火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張雲良已當場死亡。
張雲良
張雲良是怎樣一個人?記者試圖從張雲良的最後三天，來拚湊起他留給這個世界的背影。
張雲良還沒死時，他的死，是街坊鄰居間用來開玩笑的內容之一。
賣水果的女人會當著他麵問，“老張，你怎麽還沒死?”
張雲良嬉皮笑臉地應道：“明天就死，明天就死。”
過幾天，女人又見著了他，“哎，你還是沒死成啊?”
頭發稀疏，皮膚水腫，臉色慘白，腳有點跛，62歲的張雲良看似弱不禁風。他說自己痛風，街坊們不清楚他具體得了啥病。
不過，茶館老板娘胡大姐，把張雲良的生死當成大事。
她是房東，怕獨自一人的張雲良死在家裏。偶爾，她路過自己的房子，聽到他屋裏沒聲音，就隔著窗戶大喊：“老張!老張!”
屋裏傳來一句普通話：“幹嘛?”
胡大姐也不回答，知道他還活著就行了。
6月5日，張雲良死了。
和他一起在燃燒的成都9路公交車上殞命的，還有26條生命。
沒人知道他的全名
張雲良隻是個普通的外地人，事發後，房東找到租賃合同，才知道他的姓名
天回鎮大灣村四組位於城鄉接合部，距9路公交車始發站天回鎮，5站地，從天回鎮到終點站火車北站，11公裏。
這是張雲良距離成都市區的距離。
他租住的小屋不足17平米，位於成都軍區總醫院附近的一條小街。循著小食店、菜市場，以及一個挨一個的茶館，往深處走，一座兩層居民房的左下角，就是他的安身之所，一小片竹林包裹在他的窗外。
小街上到處都是出租屋廣告，打工者、貨運司機、拆遷的農民、合同製的醫生護士、長期看病的病患，是這裏租住的常客。
去年6月中旬，病懨懨的張雲良就被前任房東給攆了出來，怕他死在家裏，不吉利。以前，發生過幾起患病老頭老太死在房東家的事情。
胡大姐勉強讓張雲良租了她的房子，租金每月150元，水電費除外。
茶館裏、麻將桌上，人來人往，沒人過多在意某個人的來曆和隱私。
張雲良的鄰居、房東、牌友，都隻知道他的姓。打牌、開玩笑時，“老張”、“張大爺”，能叫上人就夠了。
街坊之間也是如此，胡大姐、吳胖子、羅大漢，代號的知名度遠高於姓名。
在大家眼中，張雲良隻是個普通的外地人，長期在此租房治病。
6月5日晚，張雲良沒有回家，電話也聯係不上，街坊們嚷嚷著，要去收治公交車事故傷亡人員的軍區總醫院掛號尋人，卻沒人知道他的全名。
胡大姐匆匆從家裏找到了一年前簽下的房屋租賃合同，抄下了他的姓名和身份證號。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這次張雲良真死了，不再隻是個玩笑，“可惜他當時正巧就在那車上”。
惋惜沒維持幾天，就轉成了惶然。
大約6月中旬，張雲良成為警方的重點調查對象。
成都市刑偵大隊、成華區公安分局、金牛區公安分局等，先後七八次到大灣村四組。街上一家理發店的老板娘說，有時公安一來就是幾十輛車，街道隻能容一輛車通過，被擠得滿滿當當。
街上的人幾乎挨個接受了警方的查詢，有的還不止一次。
7月2日，成都警方正式公布，張雲良為川A49567號9路公交車的縱火者。
周圍人開始從記憶中搜尋張雲良的點滴信息，他在生前的最後三天裏，一些日常生活習慣的重複，讓人看不出什麽意外的痕跡，而一些不同尋常的舉動，又讓人記憶深刻。
6月3日：
先後三次買汽油
打牌是張雲良的嗜好，牌友吳胖子記得，他欠的1000多塊錢還沒還
警方調查期間，張雲良生前的牌友吳胖子回憶，“6·5”之前，張雲良曾找她借桶未果。一旁的胡大姐這才想起，6月3日上午，張也曾因此找過她。
當天上午九、十點鍾的工夫，張雲良向她借一個鐵桶，並說半小時後歸還。
茶館裏有個裝垃圾的鐵桶，很髒。於是，胡大姐將衝廁所用的同款鐵桶借給他，也沒問他用來幹嘛，“快點哈，下午要用(它裝)水衝廁所”。
那是一個廢棄的聚酯漆包裝桶，容量20公斤，估計容積為10多升。成都警方隨後向胡大姐索要了這個桶。
胡大姐從警方那裏知道，案發後，成都軍區總醫院附近一個加油站的監控錄像顯示，6月3日上午，張雲良先後去了該加油站三次。
頭一回，張雲良提了個塑料桶，被加油站拒絕售油;第二次，他提了個鐵桶，交了100塊錢，先加了70塊錢的油，桶滿了;第三次，又接了30塊錢的油。
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對外公布這段錄像。
除了記得張雲良借桶，吳胖子尚記著，老張欠她的1000多塊錢還沒還。
打牌，是張雲良的一個嗜好。
張雲良生前喜歡在吳胖子開的茶館裏打麻將，胡大姐為此還開過張雲良的玩笑，說他喜歡吳胖子。他也半開玩笑地讚美吳胖子，“人漂亮，眼睛大大的”。
牌友說，張雲良愛打“麻將5塊、10塊、20塊帶花的”，“鬥地主2、4、8、16元”，一晚上大約幾百、上千元的輸贏。
在胡大姐、吳胖子看來，這麽賭，難說大小，老贏或者老輸那肯定很大，但平均起來也不會太大。
吳胖子記得，張雲良曾透露，女兒一個月給他寄3000塊錢用於治病和生活，後被一個訪蓉的江蘇老鄉舉報了其劣習，被削減為1000多元。
之前張雲良誇大自己的病情，老說自己病得要死了，還讓老鄉幫忙打電話，張雲良的女兒在寄錢上未作過多限製。
張雲良在牌桌上拮據起來，大約是從去年七八月份，最初向吳胖子借錢，50、100元的借。剛開始很有信用，女兒的錢一寄到，馬上就還，但今年以來陸續借了1200元，一直未還。
牌運和經濟來源受限，可能多少影響了張雲良的心情。
住處附近理發店的老板娘說，張雲良理發時，老聊打牌的事。有一次理發時他情緒不好，一問，他回了一句：“今天又當了‘兔子’，被他們宰了”。
張雲良還談起，因為被女兒管住了錢，所以“今年不敢大賭了”，已經輸了2萬多塊錢。
6月4日：請街坊吃紅燒肉
有一次房東當麵叫張雲良“老色鬼”，他也沒反駁
張雲良從未在街坊鄰裏麵前提過自己的過去，大家也不關心。
而媒體尋訪到的張雲良的經曆是：生於江蘇蘇州，年輕時參軍入黨，複員到吳縣鐵礦供銷科前途看好，因將廠裏的鐵礦石運到浙江換回化肥，“賺了點錢”，被以“投機倒把罪”判了一年半的緩刑，後來南下廣東“淘金”，2006年輾轉成都，平時最主要的去處就是馬路邊的茶鋪和隔壁院子裏的麻將館。
胡大姐覺得，老張愛顯擺、愛吹牛，老在大家麵前提自己的兩個女兒，“大女兒在花旗銀行上班，每個月兩三萬;小女兒差點，每月8000塊。”
據說，張雲良的大女兒是蘇州市一家規模很大的港資塑膠公司高管，年薪百萬;小女兒在鎮上的幼兒園教書，丈夫開著一家租賃公司。兩個女兒都住在蘇州市區。
張雲良的戶籍登記地是蘇州市滸墅關陽山花苑。媒體報道，張家在小區裏擁有4套住宅，這是六七年前蘇州建設高新開發區為其提供的動遷房。這些房子被租了出去，張本人沒在那裏住過一天，妻子被女兒接到市區居住。
此外，張雲良死前每月還可以領到130元的補助金和390元的土地占用補償金。
如果不是在經濟上有所聯係，張雲良與其妻女走的，幾乎是兩條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跡。
此間，兩個女兒也曾勸父親回家安享晚年，但他沒把這當回事。
成都警方在通報中說，張雲良生前有賭博嫖娼的習慣，其女兒減少了寄給他的生活費，他遂多次以自殺相威脅向家人要錢，並流露出悲觀厭世的情緒。
聽說張雲良嫖娼，吳胖子有些不太相信，張雲良的身體不佳，“他是那種放屁都還要人按出來的人，還咋嫖?”
胡大姐聽茶客說過一個張雲良的緋聞。有陣子，他帶了個20歲出頭的女人包房，後來才知道是附近醫院的一名實習護士。
因為這事，有一次胡大姐當麵叫張雲良“老色鬼”，他也沒反駁，反正他經常說自己又賭又嫖。
鄰居羅大漢經常看見有女人去張雲良房間，“老的、年輕的都有，但沒問過。”
據悉，查案期間，警察曾排查了當地許多簡陋的聲色場所。
對於經常一個人獨來獨往的張雲良，鄰居羅大漢回想起來，他6月4日的行為有些怪異。
那天晚上，天色已黑，張雲良陸續請住在周圍的一些朋友喝酒，吃他親手做的“江蘇風味的紅燒肉”。這一天，距張雲良的62歲生日還差11個晝夜。
謝胖子事後異常後悔吃了張雲良的這一杯酒、一塊肉。
查案階段，謝胖子正巧在昆明出差，被4名警察直接飛過去帶回成都，“我怕他們認為我是老張的同夥。”
張雲良樓上剛搬來的女租戶，也吃過一塊紅燒肉，“人不熟，意思一下就走了。老張不是四川人，交流起來不順暢。”她的隔壁老晏夫婦，也各自吃了一塊紅燒肉離開。
至於張雲良說沒說過“最後一頓飯”之類的話，席間他是否與女兒打電話表露過激烈情緒等細節，謝胖子未置可否，隻是推給警方，說先後8次筆錄中有記載。
那晚八九點，張雲良照舊去茶館喝茶鬥地主。
在茶館老板娘看來，一切如常。
6月5日：早起進城
鄰居覺得，張雲良是那種剛接觸覺得人很隨和，但久了就感覺有點怪的人
“老張是很普通的一個人，和我們都一樣”，胡大姐說。
在成都，張雲良仍滿口普通話，學會了一丁點四川話。在茶館裏，他也會大聲喊：“瓜娃子(呼叫服務員)，攙開水。”
他隻用自己隨身帶著的茶壺，有時泡茶，有時喝藥。
吳胖子記得，有一次他顯擺，“在電視購物上買的茶壺，900多塊錢一個”，據說能“淨化水，治病”。她打擊張雲良，茶壺的外殼是木頭的，不值那麽多錢，張雲良是“冤大頭”。
後來，這茶壺忘在茶館裏，丟了。
他穿著普通，在當地，大家不感覺他寒酸，但也不富裕。
“臭美”，會和女人比手上的皮膚，張雲良對皮膚很在乎。他去理發店洗頭，老板娘發覺他臉上黏糊糊的。他說自己從不擦化妝品，都用純天然的，把蘋果皮、梨皮敷在臉上、手上。他連洗發水也不用，直接用白水衝。
對此，胡大姐嗤之以鼻，“裝吧”。她知道，在外，張雲良用紙巾很仔細地擦桌邊;在家，不打掃衛生，灰塵積得老厚，吃完的鍋碗到下一頓用時才洗。
洗發店老板偶爾和他下象棋，給他遞煙，他推說身體不好隻抽自己的，10塊錢一包的“白陽光嬌子”女士煙。他痛風也不忌嘴，喝酒，吃辣椒蘸碟。
租房的一樓有個公共洗澡間，在張雲良房間的斜對門。胡大姐說，他老偷懶在洗澡間撒尿，很臭，而廁所在樓外出門左轉一小段路。很快，洗澡間就變成他私人的了。
他偶爾拖欠胡大姐的房租。
5月14日，胡大姐遇見老張就問，“今天幾號了?”
“我知道了，輸了800多，月底給你房租”。5月30日，張雲良就把錢給補上了，這是他最後一次交房租。
他也會占小便宜。
最初，那間屋的月租連水電一共170元。後來，張雲良買了個電磁爐，那個月整棟樓的電費比平時多交100塊錢。胡大姐抓狂了，專門給他加裝了一個電表，並實行房租和水電分開。安上電表後，每個月就隻有10來塊錢的水電費。
羅大漢說，張雲良是那種剛接觸覺得人很隨和，但久了就感覺有點怪的人。
如果非要有一些預兆的話，鄰居羅大漢回憶，出事頭幾天，張雲良的脾氣不太好，把牌友都得罪了。
打麻將時，張雲良一把同時點了3個人的炮，有些惱了。下一把又點了炮，有人催他拿錢，他一火，從抽屜裏拿出一張5元錢的鈔票撕個粉碎，“催什麽催嘛?早晚給你們!”
另外被稱作預兆的，是一份遺書。
成都警方的通報提及，6月9日，張雲良的家人收到了他案發前從成都寄出的遺書。
關於遺書，有另外一個版本。
胡大姐說，張雲良的遺書並未直接寄往江蘇老家，而是由一位江蘇老鄉，被稱作老蔣的人，在其女兒來成都時，轉交給她的。
胡大姐不清楚，張雲良何時將遺書交與老蔣，警方可能是在詢問老蔣和張雲良女兒的過程中，得知遺書一事的。
據稱，當時張雲良的女兒並未立即向警方通報遺書內容。目前，成都警方也尚未公開遺書及其內容，“老蔣”仍受警方控製。
羅大漢記得見到張雲良的最後一麵。
6月5日早上，羅大漢剛吃了麵條，正在刷洗鍋碗之際，看見很少早起的張雲良，從住處推門而出，手裏提了兩個商場裏裝衣物的那種紙質手提袋，並用報紙包住了袋口。
他順口問，“老張，你去哪?”
“我進城。”
7時40分左右，張雲良帶著裝有汽油的塑料桶，上了公交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