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哪去了?在加華裔新移民幸福感亮起“紅燈”
的的
2009-06-24 00:31:45
加拿大民意調查機構發布的“多元文化調查”結果顯示,在加華裔新移民幸福感亮起“紅燈”。那麽,是什麽削弱了他們的幸福感?本報記者采訪了三位上世紀90年代以後赴加的新移民。
我被父母“綁架”到加拿大
橘子,18歲,2005年隨父母移民加拿大,現居多倫多
2005年,橘子隨父母坐上飛機時,去往一個全新國度的興奮掩蓋了隱約的惆悵。“那時我十四歲,稀裏糊塗的,有點像被‘綁架’到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學業壓力不大,加上極力鼓吹自由的北美教育,兩年之後橘子開始變得“本地化”:上課遲到,周末呼朋喚友去聚會,學習成績直線下降。父母大為驚奇,以前的那個乖女兒哪兒去了?“父母三天兩頭就對我進行思想教育——你看看你,中國的孩子拚命學,你這麽輕鬆還學不好。以前的那個‘誰誰誰’中考,考市裏第一,明年那個‘誰誰誰’
要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你走之前他們學習都沒有你好。我們出國是為了讓你輕鬆些,為什麽你變得那麽不求上進?我們為了你放棄了中國那麽好的工作,你說說,來加拿大值不值?”
值不值?橘子知道。兩年來,母親的皺紋和老繭都是拜超市的小時工所賜。爸爸放棄了令人羨慕的教授工作,努力學習英文,3年裏從連ABC都不會說,一直考到ESL英文四級。“為了避免我壓力太大,爸爸對任何人,包括我都是說,他來加拿大,不是為了孩子,是因為他自己喜歡挑戰。其實我明白,都不惑之年的人了,哪有激情去挑戰?一切都是為了我。我不忍心用學校裏學到的西方的那一套反駁他們。”
橘子的孤獨,父母並不知道。每天打開門走出去,橘子盡量讓自己像一個加拿大人那樣,談論最紅的歌星、最新的電子遊戲。“有些人會開一些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玩笑,我裝作無所謂也和他們一起哈哈大笑。我很怕自己因為表露出真實的態度而失去朋友。有時候我甚至會主動說一些類似的玩笑,以避免尷尬,但這裏的同學接下來往往會說一些更惡劣的玩笑。”
青春期的孤獨,讓橘子格外想念國內的同學和朋友。
“你問我幸福不幸福,想一想父母為我付出的,我家有這樣的大房子、汽車,相比國內同學為了上重點大學而刻苦學習,我覺得我是幸運的。出國不是我自己的選擇,我的英語比父母的中國式英語地道多了,但在同學眼裏我和他們永遠不一樣。”橘子越來越困惑:我到底是哪裏人?
我也曾瞧不起那些回國的人
James,48歲,上世紀90年代初赴加拿大,2002年入加拿大籍,現居溫哥華
“我也曾瞧不起那些回國的人,當時覺得隻有在國外混不下去的loser才回國。”James對記者說這番話的時候,臉上充滿了自嘲的表情。在講述過程中,他甚至沒有說過“幸福”這個詞。
上世紀80年代,James從上海大學英語係畢業以後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開放之初的外企職員是讓人羨慕的金領。“但那時候外語係的學生出國才是最體麵的出路。”90年代初,隨著洶湧的出國大潮,James來到加拿大。“本來也申請讀書的,但出國時家裏借了一大筆錢,總要把這筆債還上,於是就拚命打工。漸漸地學業就荒廢了,後來幹脆不讀了,一心想著打工多賺錢。”
Jamens英文好,曾經在當地的一些小公司做過,但老板普遍對亞洲人不信任。“我在一個測圖公司,老板招聘技術人員就要英語不好的中國人,活幹得好,但不會說英語,這就不能泄露公司的技術秘密。我會英語但不懂技術,他就專門讓我傳達指令。拿我們當什麽啊?”一氣之下,James寧願靠打零工過日子,做餐館服務員、房屋中介、搬運工,偶爾為國內小地方來的考察團做導遊。
如今的James有了一家自己的小雜貨店。2008年,歐美經濟受到巨大打擊,地方政府不斷削減福利,人們購物時手頭更緊了。曾笑話回國的人是
loser的James也開始考慮回國了。但
“麵子”,這個中文裏特有的詞匯擋住了James回家的路。“現在這個樣子回國,我也拉不下臉。”他金發碧眼的太太不理解James喜歡的那些大陸電視劇,鄉愁襲來時,James就對著女兒說說她聽不懂的中文。
很多人都說James英文好,家庭中西結合,是融入當地的典範。但他卻感歎“人生中最好的十年就這麽過去了”。當年的大學同學,畢業後進入大眾汽車,如今已是副市級的領導。當初出來時他帶的實習生,現在已是歐洲著名品牌的中國首代。曾經和他一起刷盤子送外賣的留學生,上世紀90年代中期回國,後來投身房地產業,現在早已擁有上億元的資產。連當時最被大家忽視的留校任教的同學,現在也已經是教授、學科帶頭人了。James現在覺得在自己的文化氛圍裏更容易成功,至少國內的機會是最多的。
我在“愛城”想過離婚
Mary,38歲,2003年移民加拿大,現居埃德蒙頓
Mary喜歡按照加拿大華人的習慣,把埃德蒙頓叫做“愛城”,因為她是和愛人一起到這裏奮鬥的。她對記者所說的一切,是無數移民都曾經曆過的零零碎碎,但卻徹底改變了人生,改造了一個人。
“到這裏不久,我就懷孕了。反應非常厲害,整個人都癱軟成一團,躺也不是坐也不是,隻能在家安胎。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的目標隻是恢複在國內的生活水平。”出國前在成都一所高校任教的Mary,生活水平處於中上。
三口之家隻靠丈夫一個人在工廠工作的薪水,還要帶年幼的孩子,Mary開始懷疑移民的決定。“我覺得自己的人生計劃完全被打亂了,脾氣變得很差,兩個人不停地吵架。”
老公耐著性子勸她重回校園拾起自信,但加拿大的大學學習卻讓Mary累得想一睡不起。在國內應付考試的那一套,在這兒是行不通的。患得患失也讓
Mary崩潰,一會兒擔心學出來都三十四五歲了,好找工作嗎?一會兒想幹脆找個短平快的培訓,好趕快出來工作。一會兒又想還是好好考個考托福申請正規大學。或者幹脆馬上就開始打工,趕緊賺錢。看到別人上完學之後找到好工作,又抱怨自己開始得太晚,浪費了很多時間。做不完的功課,毫無征兆大哭的孩子……Mary的身體與神經都繃到了極限,隻想一覺睡過去不要醒,隻想一夜之間萬事俱備。
生活變成了散花的線團,千頭萬緒,亂七八糟。當從未想過的事情——離婚從自己嘴裏說出的時候,Mary自己都驚呆了。此時,懂事的女兒成了夫妻間脆弱的維係,“她一歲多的時候就知道給我遞小毛巾擦眼淚。”
Mary拿到第一個工作offer時,夫妻倆大哭大笑,終於熬到頭了。但此後,Mary過得更累。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加上花在路上的時間,回到家裏累得什麽也做不了,胡亂吃幾口飯就想睡覺。還是很想一覺不醒,可是很早就要起來趕車,哪怕能多睡五分鍾也彌足珍貴。
有房子住,每天都能吃新鮮的蔬菜,送孩子去好點的學校……這些在國內再平常不過的願望在加拿大變得要讓她拿命去換,但Mary無暇感歎,車輪般高速旋轉的生活還要繼續,她相信孩子上小學時,“我們肯定能好多了”,但剛剛過去的八年永遠改變了她。(文中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