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崎宏為患者看病 中青報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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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日裔老人山崎宏大夫為慕名而來的患者看病。濟南日報 圖
70多年前，他作為一名日本士兵，參與了侵華戰爭。6個月後，因為“看不慣軍隊燒殺搶掠”，他逃跑了。因為回不到家鄉，他輾轉來到山東濟南，並在這裏安了家，從此再沒離開。剩下的70多年裏，他盡全力幫助周圍的人，並拒絕了回日本。他說，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贖罪——
70多年來，山崎宏一直在為那場戰爭贖罪。盡管作為一名士兵，他在其中隻參與了6個月。
6月20日，坐在山東濟南市一家小診所裏，這個老人覺得，自己每天的工作，“除了給小孩兒看病，就是等死”。他已經101歲了，幾年前，聽力開始漸漸喪失，到現在幾乎聽不見任何動靜。
但在街坊們眼裏，他仍然是遠近聞名的“山大夫”。操著一口濃重的濟南口音，穿著一雙平底黑布鞋，很少有人能認出他是個日本人。更少有人知道，72年前，他曾在侵入中國的日本軍隊服役，做一個為軍馬治病的獸醫。
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兩個月後，年輕的山崎宏來到中國，隨軍隊轉戰上海、天津，並在6個月後，挑了個黑夜逃走。他解釋，那是“因為看不慣軍隊的燒殺掠奪，破壞別人的生活”。關於戰爭的經曆，人們隻能從他嘴裏打探出這麽多。
從眼前身材略微佝僂、步伐緩慢的老人，很難推想當年那個日本陸軍士兵的壯實模樣。山崎宏老了，並自己知道將不久於人世。因此，5年前，他97歲時，把山東省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請到家裏，在遺體捐獻登記表上鄭重填上自己的名字，又按上印章。
“我死後不回去了，就永遠留在中國了。”他指著登記表的複印件說。他所說的那個不回去的地方，在日本岡山縣，1908年11月，山崎宏在那裏出生。1937年,有兩個兒子的山崎家，必須送一個兒子參軍。因為哥哥已經結婚了，山崎宏便穿上軍裝，離開了那個盛產葡萄的地方，來到中國。
6個月後，逃兵山崎宏最希望能回到日本的家，因此，他決定從天津向東逃亡。在模糊的記憶裏，他記得山東半島最東麵，“離日本近，可以找機會回家”。但在日本老家，親人們以為他早已陣亡了，為他擺好了靈位，並修好了墳墓。
這條回家的路，一走就是幾十年。沿路乞討來到濟南後，山崎宏停了下來，因為“這裏的人們，給我飯吃，給我水喝”。從此，他再也沒有挪過窩兒，一個從唐山帶著女兒逃難到濟南的女人，經人說合，做了他的老婆。山崎宏給女兒取了個好聽的名字“山雍蘊”。
“就那麽回事。”坐在隻有兩張辦公桌的診所裏，山崎宏微微一笑說道。提起過去的事，他都輕描淡寫，有些記憶也漸漸模糊。不時有人帶著生病的孩子來找“山大夫”。他便停止講述，給孩子號脈，然後戴上聽診器，神情專注地檢查病情。
除了周日，他每天早上7∶30到診所，然後10∶30離開。“每天都很準時，風雨無阻。”診所的主人劉謨桐說。桌子上淺黃色油漆已經有些剝落，這是個再普通不過的診所。
60多年前，山崎宏在濟南也有一間自己的私人診所。那時，戰爭剛結束不久，他所在的地方還隻是郊區。過了幾年，他的漢語已經很純熟，經常能在廣播裏聽到一個叫毛主席的人，告訴人們要“為人民服務”。
後來，山崎宏的診所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變成了聯合診所。再後來，他成為當地衛生院的醫生，吃上了公家飯。雖然一直保留著日本國籍，山崎宏幾十年來服務的，卻一直是中國人。
他的身份，和他參加過侵華戰爭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但“盡一分力量，向中國人謝罪”的念頭，卻在他心裏藏了一輩子。
這個心懷愧疚的人很少說出自己的想法。認識他的人回憶起來，大都像劉謨桐一樣，評價是“太客氣了”。大多數時間，他見到人，都會欠身微微一笑，卻很少跟人交流。他從不串門，不開心的時候，也幾乎不向家人或朋友傾訴，隻是把自己關在屋裏翻看一些日文資料，偶爾會哼幾句日文歌曲。
但悄悄地，他卻做了不少事。自己開診所時，山崎宏給很多窮人看病，都不收費用，盡管他日子過得很緊張。進醫院工作很多年後，他的工資都沒變化過，一直是83.6元。後來，女兒山雍蘊聽別的醫生告訴她：“每次漲工資，你爸爸都跟院長說，把機會讓給別人。”
雖說滿腹疑惑，回到家裏，山雍蘊卻“什麽都不敢問，什麽都不敢說”。她到現在都記得，父親一直很嚴厲，很少笑，做事也很嚴格，並且常常告訴她“照著做”。而母親過世早，關於父親的經曆，他自己從來不提，她也幾乎一無所知。
要不是媒體後來的報道，她甚至從不知道父親具體的身世。
1976年，戰爭已經過去30年，兩個國家和民族也開始嚐試重新建立友好關係。這一年，離開故鄉近40年的山崎宏，第一次回到了日本，並且親眼看著親人把自己的靈位撤掉。親人替他在日本的醫院找了份工作，每月30萬日元，但他拒絕了。
“我在中國生活的時間比日本長，我要回中國。”年近70的山崎宏又回到了濟南。他給自己家帶回來的，是一台別人不要了的14英寸彩電，卻掏錢買回了一堆日文科技圖書，一個心電圖儀，捐給了濟南的圖書館和醫院。
到1983年，日本和歌山市打算與濟南市結成友好城市。作為中間的牽線人，山崎宏自己掏路費，頻繁往返於兩座城市之間。當時，他為此給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寫過信，首相後來給他回信，送給他手題的“大道無門”4個字。
他開始被媒體所關注。記者來采訪，這個沉默了30多年的日本老人終於開口表示，“贖罪的想法一直在心裏”。
從那之後，直到失聰前，山雍蘊經常聽到父親跟人說起“贖罪”兩個字。到現在，他幾乎聽不到任何聲音了，但還是經常用嗚哇嗚哇的聲音嚷著“為人民服務”。
在診所辦公桌上的玻璃下麵，山崎宏壓著一張紙條，紙條上的字是他自己寫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最高的美德。”
歲月開始吞噬他的記憶。他已經記不清這句話是誰說的了。一起忘記的也許還有很多事情，他當年在軍隊裏看見了什麽，他怎樣挨過了逃難的日子。不過，隻要有人問起，他還是會用含混的聲音說：“日本曾帶給中國人民太多的災難，我要盡一點力來贖罪。”他並不知道自己回答的聲音很大。
這個日本老人始終相信，贖罪的方式，是“多給中國人做些好事”。
有些好事簡直微不足道。從1980年開始，他每天清掃自己新搬進的樓房3層以下的樓道。後來，同一座樓的老住戶都陸續搬走，換成了來來往往的租戶，他也從不間斷。幾年前，他終於掃不動了，於是，這項工作由女兒山雍蘊接手，直到今天。
診所主人劉謨桐回憶，在他晉升副高和高級職稱時，必須學習日語。剛認識不久的山崎宏熱心輔導了他，卻分文不收。等他帶著禮物去感謝時，山崎宏拒絕說：“你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此前，這個日本老人，也分別給山東大學和山東師範大學的學生教過半年日語口語，同樣分文不取。
每年，山崎宏都會收到日本政府發給老人的一筆養老金，折合人民幣一萬多元。他幾乎每次都以各種方式，把這筆錢捐出去，捐之前“從來不跟家人商量”。
這個習慣至今都改不掉。一年多以前，汶川地震發生的第二天，街道辦事處還沒來得及組織為災區捐款，他已經去當地的紅十字會捐了3000元，並拿著報紙，指著新聞告訴女兒“要捐款”。後來診所集體捐款時，他又捐出了1000元。
70多年時間過去了，這個日本人在異鄉從年輕變得老邁，幾乎經曆了這個國家的每一次大小變化。他經曆了“文革”，但這個“一心隻想著上班”的人並沒有被人批鬥。隻是有一次，醫院裏有人故意把“打倒少奇”寫成連筆，看起來像是“打倒山奇”，讓他覺得難以接受。
而自己的國家，對他來說已經逐漸陌生。在辦公桌的玻璃下麵，山崎宏壓了一張房地產海報，上麵印著大大的兩個字：“望東”。以前每到元旦的時候，山雍蘊都要幫父親給一些日本的親友寄信，但從幾年前已不需要再寄了。老同學、老同事們，都已經不在了，許多年輕人，說不定早已不清楚那場戰爭。
但在山崎宏這裏，贖罪仍沒有結束，除非到他死的那天。
這個時常望著東方的人，決定不回去了。因為朋友和政府都挺照顧，他“挺滿意，死了以後就不回去了，永久留在中國”。
不過，生前“一輩子為人民服務”的人，不想讓自己死了隻剩一把灰。他決定捐出自己的身體，這樣，在“等死”的日子裏，就不會覺得“活著沒意思”，而“死了以後還是為人民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