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由村級選舉發酵的家仇族恨 30多口人被逼走

王保洋的工作是：每天，背著藥箱，在犯人中間巡診。 他會端著白水，把藥片放在病人舌尖，看著藥片被吞下去。他醫術不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搶救急性哮喘病人，單憑手感就能把針紮準，給人打上點滴，就連獄警也會找他看病。犯人們見到他，總是很恭敬地稱他“王醫生”。

在河南省周口監獄，很少有人知道這個29歲的王醫生，曾經“殺過人”。看起來他已經洗心革麵了。他是監獄“改造積極分子委員會主任”。大大小小的改造會，他都是台上演講的主角。

但到了夜深人靜時，想起他的家族30多口人受他牽連，失去房子和耕地，在外流浪近10年而回不了家，他就會萌生出完全不同的想法。

“也許，把我逼急了，我還會殺人！”這個缺了半顆門牙的小夥子低頭悶聲說。

在驚惶和恐懼中，30多口人連夜逃出了村莊

如果不是近10年前那場風波，河南商水縣練集鎮王寨村6組的這位“新生代農民”和他的族人也許生活會平靜得多。

風波肇始於1998年年底，2000多人的王寨村進行村委會選舉。當時，王保洋的父親與另外兩個村民王新安、王建國參與競選。投票下來，王新安當選為村委會主任，身兼6組組長的王建國當選為村委會委員，而王保洋的父親落選。

父親很不服氣，認為自己輸在了“人數”上，因為自家叔伯隻有8個，而王建國有叔伯14個，王新安的叔伯更是多得“數不清”。而且，王建國與王新安關係不錯，他懷疑，是二人聯手擠掉了自己。

甚至有未經證實的消息說，王新安和王建國“舍得下本”，他們貸了款參加競選。

家族間的矛盾由此產生。

緊接著第二年，選舉王寨村6組組長，已當上村委會委員的王建國辭掉組長職務，而接任者卻是他的堂弟王新軍。王保洋一大家族人更不服氣了：從上到下，都是對方的人，明擺著，這不是“票箱子組長”，是“關係組長”。

他們不承認這個“新組長”。新組長通知開會，他們家的人說：憑什麽你通知開會，你是誰？新組長也不客氣地回應說：“我是你爹！”

矛盾在這個村莊裏累積著。直到2000年的春節，累積著的矛盾在瞬間被引爆，最終釀成一場血案。

原本，王保洋過著安定的生活。他19歲結婚，蓋了三間新瓦房，娶了鄰村的小學民辦教師，生了兒子。大年三十這天，一家三口加上父母和弟弟還坐在一起吃團圓飯，大家喝著酒，三個月大的兒子在他懷裏睡著了，並且尿濕了他的新衣服。

但是大年初一這天，不知怎的，王保洋的堂弟因為孩子戶口問題，在一家茶館門口，與村委會主任王新安、村委會委員王建國和新組長王新軍等一群人發生了衝突。最初隻是口角，但人越聚越多，形成了雙方對峙的局麵。

新組長王新軍走在隊伍的最前麵，王保洋看見他一手拿一塊磚，向自己的堂弟扔過去。怒火不可遏製地躥起，借著酒勁，王保洋回家抽出一把刀，追著王新軍砍了數刀。刀被人打落在地，但他堂弟又很快撿起了刀，向王新軍胸部捅過去。這位新任組長當即倒地，被送往醫院後搶救無效死亡。

王保洋及其堂弟隨即出逃。

這一夜，整個村莊陷入了混亂。不同的人士證實，村子的出口被堵死，死者家族的人開始追打王保洋家族的人。甚至，為了追打一個小學5年級的孩子，有人攆出了2裏地。王保洋在繈褓中的兒子被藏進了麥田。混戰中，王保洋的父親被對方的人砍了十幾刀，奄奄一息，被送進醫院，後來昏迷了6天。而王保洋17歲的弟弟被人砍傷了腿，爬到鄰居家躲了一夜，第二天，鄰居將他用花被子裹著，托前來拜年的親戚把他送出村。

在驚惶和恐懼中，王保洋的家族有30多口人連夜逃出了村莊。逃跑時，他們據說“連根火柴棒都沒帶出來”。他們沒有想到，這一走，回去的路竟如此艱難。

兩年後，王保洋和他的堂弟被捉拿歸案。堂弟被判死緩，王保洋被判10年徒刑，他的父親也被判了3年。

近10年過去了，這一幕王保洋卻始終無法忘懷。如今，躺在監獄的高低鋪上，隻要看到電視上有火燒房子的打仗場麵，他就會想，那燒的就是他們家族的房子。

他沒有一天不想家，晚上一眯瞪，院門口妻子種下的雞冠花就在眼前晃。他清晰地記得家裏的每一件擺設，席夢思是紅色的，下麵壓著5000元現金。結婚時，同學送的玻璃壁畫就掛在堂屋，“畫很美，有山，有瀑布”，畫的長度是3．3米……

“不論國法，隻論家法，我們不讓你進王寨，你就進不了王寨”

那個夜晚，王保洋的家族裏有四個老人沒有出逃。大爺爺、大奶奶和三爺爺、三奶奶，他們自認為應該“安全”，因為事發時，他們“隻是在旁邊看了看”，沒有動手，甚至三爺爺看到有人流血，當場就昏倒了。

接下來的日子，他們也許算得上“安全”。幾個婦女隻不過當著眾人麵，把大爺爺的褲子從褲腳撕到腰，羞辱他，卻沒打他褲管裏的腿。

可日子並不好過：有人把鍋砸爛了，有人把熱水瓶摔碎了，還有人把他們的被子泡在糞坑裏。甚至有一次，他們正端碗吃飯，有人衝上來往碗裏添了一坨屎。老人們走在路上，死者的母親會向他們臉上吐唾沫。罵他們的話也很難聽。

一個月後，四個老人最終忍受不了，離開了村莊，與其他人一樣開始了流浪生活。

老人們領著孫子孫女徘徊在離村莊幾裏或幾十裏外的地方，撿垃圾度日。10多個年輕人則遠赴千裏之外的大連，投靠早些年出去打工的親友，討生計。

總惦著要回家的老人們，一直在商水縣、周口市打轉，他們不願去更遠的大城市鄭州，盡管那裏撿垃圾更容易，賺錢更多，可那裏“聽不到村裏的任何消息”。

起初，幾位老人總是試探著回家。

大爺爺兩口子隔三岔五回一趟家，可住兩天就被罵出來。二爺爺也偷偷騎車進了趟村，可還沒進家門，車就被截住，扔到了坑裏。麥子熟了，三奶奶回去收麥子，收割機都請好了，有人把這個老婆婆攔在田裏：“你要敢收，俺就睡車軲轆底下。”

他們的嚐試一次次失敗，這讓三奶奶很光火，她甚至有些抱怨兩個兄弟沒管好孫子，惹下禍端，連累了自家10口人。

在這場爭端裏，她覺得自己最無辜：出事時，她一個兒子在外打工，另一個兒子到尾聲才出來“看了看”。她跟死者一家沒有任何過節，甚至，她還是死者夫妻的“紅娘”。

“毛主席說了，一人做事一人當，不能株連九族嘛！誰跟誰有仇，剁了包餃子俺都不管，可不要扯上俺這樣沒用的老婆子！”她抱怨說。

盡管如此，這個心直口快的老人仍然是這30多口人公認的“最勇敢的鬥爭者”。

老人去要了3回地。第一回在路上就被人罵回來。第二回，對方一群人攔著她，一個從後頭抱著她的腰，一個從前頭給了她兩耳光。第三回，村裏答應給她家8畝地，地都量好了，可第二天一下地，她看到死者的母親和好幾個人正在那塊地裏忙著撒化肥。她跟對方扭打在一起，當鄉派出所的人趕到時，她和死者的母親都躺在地裏。她哭著喊：“俺犯啥法？不讓俺回家！不給俺地！”

這期間，她找過鄉政府好幾次，她的開場白總是：“俺們幾十口人要吃飯……”一位鄉幹部對她說：“地可以給你，沒人給你量地，我給你量，可你要考慮考慮，我量了地，你敢不敢種？種了地，你能不能收？”

無奈之下，這個倔老太太去了周口市信訪辦，市信訪辦把材料轉到商水縣信訪辦，縣信訪辦把信又轉到鄉裏，鄉裏說：我們跟村裏反映。

據三奶奶說，沒多久，村裏有人放出話來：“不管外麵的官兒有多大，不論國法，隻論家法，我們不讓你進王寨，你就進不了王寨！”

三奶奶真的覺得大家怕是進不了王寨了，他們的財產大多被瓜分了，包括牲口、楊樹、手扶拖拉機、縫紉機、電視機、抽水泵、壓麵條機、木工用的電刨機、家具、衣服……他們的房子，有兩家被別人住著，其餘有的被夷為平地，有的被刨去大半。三奶奶自家的房子就被人掏空了，隻剩下一口棺材在屋裏，那是她給自己老母親準備的。

沒人能說清這幾家的財產究竟去了哪裏。據死者的哥哥稱，楊樹被法院作價抵了1．5萬元的賠償。至於這幾家的30多畝耕地，死者家屬承認，他們占了14畝。

三奶奶一直想跟對方和解，甚至把要對死者母親說的話，在心裏念叨了無數遍。連和解的禮物都想好了：不能買點心和幹果，怕人家懷疑自己下毒，要買4隻活雞，活的自然不會有毒，這才算誠心誠意。她還找了中間人跟她一起去向死者的哥哥說情：俺想找你娘說幾句話，俺們從前沒紅過臉，俺回家了，會待（死者的）孩兒們跟自家孩兒一般重……但這些並不管用，她被轟了出來。

幾位老人怎麽也沒想到，回家的路這麽艱難。大奶奶在臨死前終於回了家，盡管這個家早已家徒四壁，空空如也。

對方的辱罵聲仍然沒有放過這個病入膏肓的老人。一天深夜，大奶奶的三兒子從大連趕回來看她，老人嚇壞了，哆哆嗦嗦地說：“你要還想俺多活幾天，趁天黑趕緊走！”兒子在家裏呆了不到一個小時就走了。這也是這個兒子10年間唯一一次進家門。

回家10多天後，大奶奶冷冷清清地死了，走時，身邊沒幾個親人。她留下的遺囑是：千萬別回家！即便在她的葬禮上，也還是有人追著送葬的隊伍罵罵咧咧。幾天後，二爺爺和二奶奶繞道來墳頭燒紙：“你在家不敢去看你，隻能來荒野地裏看你。”

30多口人被逼走

“大連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俺們還是想回去”

每天天不亮，二奶奶就出門在商水縣城撿垃圾。出事那天，她左胳膊被打壞了，隻能彎曲30度，這讓她常常隻能眼巴巴地看著值錢的鐵疙瘩被別人撿走，而自己隻能撿輕點兒的東西。累一整天，也隻能換到幾塊錢。

跟這幾個撿破爛為生的老人一樣，在千裏之外的大連市，在那裏謀生的17個親人中，有4個也幹著與他們相同的行當。隻不過，在河南商水，二奶奶盼望出門就能撿到白麵，即使已經“結成了疙瘩”；而在大連，他們則在寒冷的冬天裏希望能撿到一件羽絨服。

在大連的這17口人，都住在火車站附近，每天一抬眼，就能看到東北第一高樓裕景。巨大的電子屏幕向路人介紹：它將以383米的罕見高度，以14萬平方米的空間，成為七星級賓館、頂級豪華公寓……而屬於他們的隻是2米高、6平方米大的小窩棚，“進屋就上床，舉手就撞頂”。

他們搬過多次家，甚至有一戶人搬了10次。他們住過日本人留下來的老樓，也住過廢棄的國企廠房，反正，住不上多久，房子就刷上了大大的“拆”字。搬家倒也簡單：騎上三輪，卷著鋪蓋，塞上幾件隨身的衣裳、鍋碗瓢盆就完事。

除了撿破爛，男人們也在市場上蹬三輪，賣燒烤，女人們在海邊分揀蝦貝。他們人均每月收入800元。10年來，女人們不舍得買海鮮，男人們不舍得買新衣服。

他們從沒奢望在這裏安家，上萬元一平方米的房子，“想都不敢想”。除了覺得在火車站這樣流動人口多的地方呆著“心裏踏實”，在大連中山廣場，看著花旗銀行門口的大石獅子，都不敢靠近，“害怕，那不是咱的地方！”

“大連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俺們還是想回去！”女人們說。

事情甚至影響到了孩子。孩子們對村莊沒有記憶，可他們還是願意回那個大人們念念不忘的“家”。因為沒有固定的家，這些孩子要麽跟著撿破爛的爺爺奶奶，要麽被寄養在親戚家。他們幾乎人人都有轉學的經曆，轉學次數最多的一個，“一年換了五個同桌”。

還有的孩子，當年離開時沒來得及報戶口，到了上學年紀也報不上名。而一個叫浩浩的男孩，更是一生下來就是“黑孩子”。因為在大連給人刷廣告的父親舍不得花錢讓妻子去醫院待產，浩浩就出生在一處由廢棄的沒有窗戶的黑廠房改成的臨時住所裏。接生婆隻收了300塊錢，可代價是沒有出生證。後來浩浩的媽媽改嫁走了，孩子隻好被送回在商水撿破爛的二爺爺夫婦那裏。

3歲的浩浩每天跟著70多歲的老人走街串巷，這個夏天總是光腳的孩子收獲了好心人送給他的一個“聖誕樹上趴著兔子”的玩具，和一輛掉了踏板的三輪童車。

孩子們不在身邊，女人們想念孩子。她們每天下午在海邊等漁船靠岸，穿膠靴、戴手套分揀魚蝦，幹完了這班船的活，就等下班船來。有時候她們在海邊一等就是幾個小時，等待的過程中就想念孩子，給孩子打電話，孩子說：“媽，別打了，越打越想，又見不著，還費錢！”

而老人們其實並不那麽了解孩子們的心：16歲的孫女知道愛美了，她不再滿足奶奶撿回來的洗發水，她寧肯不吃早飯，剩下錢，去買一種叫“姍姍娜”牌子的洗發水。上8年級的孫子話很少，可他會偷偷在英語課本的封麵上，給漂亮的姑娘描黑，畫上一副眼鏡。

不識字的老人也不知道孩子們對一個安定的家的渴望：貼在牆上的課程表，被孩子們寫滿了“Don't give up！FAMILY ！（不要放棄！家！）”孩子們還在窗玻璃上、牆上用彩筆寫著：“神的家真可愛！”旁邊畫個笑臉。

“30多口人不回家，是心理作用”

近10年裏，有的孩子出生，有的老人死去，“30多口人”的數字在變化。

可有一點沒有變：這個數字裏不包括王保洋的大伯。在這個家族人眼裏，他是“異數”，有人甚至用了“勢不兩立”這個詞。因為，隻有他目前還住在村裏。

大奶奶死後，大爺爺再沒進過家門，而這個兒子也從沒去看過父親。但大爺爺理解兒子：兒子住在村裏，跟家族人聯係“不方便”。

事發當天，大伯在外地煤礦幹活。他常年不在家，與村裏人並沒有什麽矛盾。他的家就在死者家的後麵，據說如今這個中年人“很少輕易出門”。但他希望親人們能回來，因為“要飯的都有個家呐”！

不過正是這一活“案例”，佐證著村委會主任王新安的說法：“這30多口人不回家，是心理作用！”

他舉例說，前不久收麥子，收割機一路開過去，割了死者家的地，再割王保洋大伯家的地。沒有人跟他過不去！他認為，被死者家屬罵幾句很正常，時間長了，習慣了就好了，畢竟“殺人又不是殺雞”。他說村裏治安良好，“自家開的超市，冰櫃晚上從不搬進屋 ”。他相信，“現在社會和諧了，他們回來不會出現大衝突！”

6月11日這天，村委會主任的這種態度，讓前來調解此事的周口監獄的幹警和律師精神為之一振：這事兒有戲！然而當他們一進死者家的院子，發現事情並非這麽簡單。

死者的一雙兒女趴在堂屋的麥垛上哭個不停，死者幹瘦的老母親摟著他們，哭得幾乎昏厥。老母親哽咽著說，兒子當組長沒幾天，就死在正月初一。正月二十五，孫女出生了，她媽媽給她取名“雪珂”，意思是“大雪天生下來就沒爸爸，太可憐”。

男孩從抽屜裏拿出他父親生前的照片一一給幹警看。兩個孩子一直靠著牆哭個不停。幹警們向那位母親介紹那30多口人流浪的情況。但她的手顫抖得越來越厲害，嘴唇不停地打顫，用了很大的力氣吐出一句：“撿破爛也發財哩！”

看著老人情緒幾近失控，調解不得不中止。幹警一出院子，老人便橫臥在堂屋門口的泥巴地上，不停地喘氣、流淚。

調解者又走進死者的哥哥家，情形同樣不樂觀。他麵目清秀的老婆頭上裹著藍條毛巾，蹲在門口。摘下毛巾抹淚時，露出白花花的光頭——她得了乳腺癌，化療了好幾次。這個中年漢子聽了幹警的來意，半天沒吭聲。

他說自己眼睜睜看著弟弟被刺了好多刀，自己不能上前去救，嚇跑了，心裏愧疚了近10年。“俺一輩子也忘不掉俺弟那個死法！俺對不起俺弟！”

他和家人相信，那場風波給他們一家帶來了巨大的打擊。據說當年在法庭上，死者的姐姐認為判決的賠償太少，大鬧法庭，被關了一天，回家後一直精神恍惚，幾年後上吊自殺。而死者的父親背著饅頭跑了好幾次法院，終於從法院拿到轉交過來的6000元，老人一路走一路哭，那麽多年他“心裏一直不幹淨”，最後得冠心病死了。

“俺家拿三條命換他家一條命，冤不冤？俺也活夠了，隨時準備好拿俺這第四條命，換他家的命！”他邊哭邊喊。

他的妻子一直拿頭上的毛巾抹眼淚，聽說對方幾個老人靠撿垃圾度日，她說出了與婆婆同樣的話：“撿垃圾也能發財！”“他們家都在外頭打工賺錢，俺們家一條命接一條命地送！他們回來了，俺婆婆就活不成，俺婆婆不能見他們那邊的人！”女人的哭聲，終止了這次原本試圖和解的努力。

事實上，這已是第二次調解。去年，關押王保洋堂弟的豫東監獄，也曾與當地的派出所、鄉政府、村委會一起前來調解，同樣以失敗告終。

有人分析說，“殺人者不能償命”，以及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隻是讓王保洋及其父親賠償29805元、讓王保洋堂弟賠償15000元的判決，令死者家人無法釋懷。

“老人在死前，必須回家！”

再有一年多，王保洋就將出獄，而雙方的僵持看起來還將繼續下去。在豫東監獄教育科副科長餘紅軍看來，30多口人不能回家，當地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過度同情受害人，執法手段軟，政府職能發生錯位甚至不作為。

王保洋已經設計好了回家的路：出獄後，如果30多口人仍然不能回家，他會去找各級政府協調；如果仍不能解決，他會起訴對方；一旦無果，他將啟動策劃了好幾年的“複仇計劃”。

但那是最後一條路。

無論如何，回家的願望如今變得比以往更加迫切，因為老人們也許“等不及”了。

6月10日這天，王保洋的三個爺爺終於坐在了一起。這是弟兄三個近10年來的首次相聚。他們很清楚，也許這就是最後的團聚。

84歲的大爺爺，腳已經腫得穿不上任何一雙大號布鞋，他已經為自己備好了戴著簇新的黑絨帽子、微笑著的遺照。拄著木棍的三爺爺，得了糖尿病，他抱怨，自己“快不行了”。他們相聚，不是因為“很想念對方”，而是因為“北京來了記者，問題有解決的一線希望”。

大爺爺牙齒全部掉光了，用含混不清的語調，道出了他“清晰”的願望：死前回家，今年秋天能在地裏種上麥子。

這個願望，他說了3遍。

“老人在死前，必須回家！”王保洋說。

沒有人知道回家的路還有多長，但不少人擔心，如果尋求不到一條和解之路，一個新的“火藥桶”也許會在不久之後被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