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飆車案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了，這個圈子仍然沒有平靜下來。不過，如果真要拿飆車這事做個中外對比的話，中國富二代的飆車行為類似新的“垮掉的一代 ”，是一種“迷失的自白”—“他們什麽都不缺，恰恰缺少意義和追求。他們不知道有什麽在前方等待著他們。於是他們想：為什麽我們活著呢？”
在這個商業主流社會，年輕人還是弱勢,“接力中國青年經營協會”這樣的機構應運而生，團結了一些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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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季偉特、陳豪、繆新穎、陳天紅、許濤芳(本文圖片為資料圖)
“ 現在周末晚上再去工體COCO這些夜店，門口已經沒什麽改裝車了。幾乎所有的活動都取消了，而且也沒人敢再稱自己是富二代——現在風聲太緊了。”北京一位賽車界人士說。盡管有十年以上的專業賽車經驗，這位先生仍然對富二代們的狂飆生活感到不解。“美國當年的富二代曾經就是玩玩藝術品收藏，也被人說成是附庸風雅——可是玩藝術品收藏會死人嗎？飆車就是不對的。”
飆車案之後，這位先生受人所托，不再向媒體透露圈子裏一群“跑街”少年的聯係方式。但是，一位比他年輕二十多歲的孩子仍然願意表達自己的觀點。他覺得，“跑街”比賽車好玩多了。“賽道裏車隻有那麽幾種，還都是認識的人。跑街什麽車都可能出現，什麽人都可能出現，每次變化多端，新鮮，刺激。”
刺激，這可是一個關鍵詞。日本曾經有部電影《青春殘酷物語》，由日本漫畫改編的飆車電影《頭文字D》以及美劇《速度與激情》一度在中國掀起波瀾——否則這幫不要命的年輕哥們非得要在公路上飆車不可？
“飆車能帶來很多超越常規的刺激。”在接觸了很多富二代之後，袁嶽做出這樣的解釋：“對於某些富二代而言，一般運動或者活動的刺激性太小了。他們從小什麽都不缺，想玩什麽都可以，體驗比較多，所以他們對於刺激閾值的需要就比一般人高很多。”
與國外的“嬰兒潮”一代不同，中國市場社會的到來讓年輕一代人更早、也更容易沉迷於物質享樂。零點調查公司的一份青少年生活方式調查報告顯示：“80、90 後對於娛樂放鬆的超級體驗有很強的追求。追求充分體驗和娛樂的生活方式的年輕人占了70%以上。其中，富二代是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有財務資源能把追求變成行動。”
飆一代
北京伊利諾伊集團董事長史曉燕的兒子葉誌文剛回國沒多久，中文還說不大利索。他喜歡車。一輛好車從身邊開過去，他媽媽隻會說好看，但他能說出這輛車是一條線或者幾條線勾勒出輪廓或者製造的。他喜歡開車，也學過賽車，在德國的時候，他甚至在沒有限速的高速公路上飆過車。
“不管開賽車還是開飛機，速度的確能給人一種特別的刺激。”他在第一財經《頭腦風暴》一集關於富二代的節目中說。但是他緊接著又說：“不過，就算你飆了十年車，事故還是一瞬間就能夠發生。在公路上飆車是非常危險、非常不為他人著想的。”
“飆車本身不是一個危險的事情，取決於你在哪裏開。如果在賽道上開，那是一項運動。如果在城市裏麵開，就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行為。”溫州新豐鞋業老板繆存良的兒子繆新穎說。
可以想像，我們接觸到的幾乎所有富二代都對飆車案表現出一種謹慎的回避態度。他們認為，“富二代飆車案”是少數現象，並不能代表富二代這個群體。其中，甚至有人感歎網民們的反應說：“還真拿我們當外星人了。”
我們隻從側麵打聽到了這麽一個狂熱的、有速度感的故事。趙鑫剛從加拿大回國不到一年，現在上海和朋友一起開公司。趙鑫喜歡狩獵和滑雪，對車沒有特別的迷戀，不過他有朋友在多倫多開改裝廠，他聽說過——那可是一個類似好萊塢電影《炮彈飛車》一樣的場景：多倫多目前有超過2萬輛各類改裝車，每個周六的淩晨，城市東郊路邊就會聚集大量賽車狂徒。他們拆掉排氣管，加大廢棄排放速度，讓引擎發出震天響聲。時速200公裏在這裏是常事。不過要知道，這時候，方向盤的輕微偏移都很容易讓這些非專業賽車人仰馬翻。
這樣的畫麵似曾相識。早幾年，北京有個引人注目的“二環十三郎”們的飆車圈子：“夏天，每當晚上八九點鍾，車行如流的二環主道上，不時可見幾輛改裝車在車流中鑽行。還有其他各式改裝車在路口聚集，二十多歲的年輕車主們前來觀摩助陣，高喊，歡呼。他們大多生於1983到1986年之間，家境不錯，正處於無正式職業的空檔期。”
“其實，飆車是個酷標。和六十年代美國的搖滾樂、牛仔褲一樣，和八十年代的霹靂舞、九十年代的滑板一樣，也是個代際符號。隻不過，國外有專門的飆車路段，而中國沒有這種彰顯自己文化的渠道和氛圍。”零點調查公司COO張軍說。
不過，如果真要拿飆車這事做個中外對比的話，袁嶽覺得，中國富二代的飆車行為類似新的“垮掉的一代”，是一種“迷失的自白”—
“ 他們什麽都不缺，恰恰缺少意義和追求。他們不知道有什麽在前方等待著他們。於是他們想：為什麽我們活著呢？我們為什麽做這件事情呢？父親辛辛苦苦幹的事情我為什麽要去做？我又不喜歡，我為什麽要繼承呢？如果我不快樂，為什麽非要把它綁在自己身上呢？我自己如果有喜歡的事情我要去幹，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喜歡幹的是什麽東西。我就喜歡飆車，那麽飆車到底又是為什麽呢？”
“對於富二代，迷失是個普遍問題。”他說。
醒二代
去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坐在一位富二代的黑色路虎後座上，聽他跟我講故事。
他說，他在英國留學的時候，曾經非常喜歡賽車，除了路虎，還有過一輛更拉風的跑車，可是後來賣掉了。有一天，他崇拜的父親告訴他：一個男人之所以被人尊敬，並不是因為他會玩，而是因為他會認真麵對自己的事業。
這簡直像是來自《麥田守望者》的反諷：“一個不成熟男子的標誌是他願意為某種事業英勇地死去，一個成熟男子的標誌是他願意為某種事業卑賤地活著。”這位小夥子很快過上了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所過的那種生活—在父親的公司就職，住在郊區的集體宿舍裏，每天七點起床，開會開會開會，沒有周末，除了女工不認識別的女孩兒。有時候他也覺得累，但又覺得挺安心的。
“我這樣的孩子，要是沒個事業沒個追求，可能會去吸毒的。”他說。
後來，他的父親，一家民營大型重工企業的創始人，在輾轉知道了兒子的想法後，說：“怎麽想那麽多，那麽感性。”
這個故事的背景是，JP摩根家族曾經做過一項調查——家族企業能成功傳到第二代的，隻有三成。能傳到第三代的，占12%。能傳到第四代的，千分之一。
企業家二代的淘汰率如此之高，壓力和緊迫感也就如影隨形。在談論過速度和激情之後，年輕的葉誌文承認：“其實我最大的惡夢，就是因為我自己的愚蠢，或者因為我自己的不負責任，壞了父母這十幾年創立的一切。”
繆新穎是那種典型的“讓女朋友的媽媽喜出望外”的男孩。留學回國之後，他曾經進入父親的企業工作，並進行了一番工作考核改革，但是一點兒也不成功。現在，他自己來到上海，和朋友一起開了一家投資公司。
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每天八點起床，九點半準時進公司；沒有任何極端的愛好，最多就是玩玩電腦遊戲；不購買和使用奢侈品，“幾千塊一件的襯衫，瘋了”；就連他的車都是第一輛、也是唯一一輛三十萬的現代車。那是回國之後父親買給他的。“當時我跟爸爸說，我長這麽大從沒求過你，但是現在我請求你為我買輛車。 ”
無論從生活上還是工作上，繆新穎和他的父親繆存良都沒什麽區別。他甚至已經有了很多白頭發。他對自己甚至比父親所要求的更加苛刻—他給自己定了一個時間表：“我希望32歲之前做出事情來。”過了一會，他又說：“不，30歲吧。”
現年27歲的繆新穎這樣向我表白：“我們身上背負的壓力和你們20多歲的時候是不一樣的。那緊迫感真的是天天在後麵逼著你去學習，去進步。恨不得今天馬上有這個能力來統領全軍，而不是說躲在後頭聽，看你的父親在前麵衝鋒陷陣，而幫不上什麽忙。”
這群孩子甚至還發明了一個新詞—“醒二代”。相對於“富二代”而言，這個詞代表一群意識到自身的優勢和弱點，又被責任心和緊迫感所驅使的企業家二代。他們有的進入父輩的企業，學著做老板，有的自己創業，多數選擇和父輩的實業完全不同的投資領域，希望借助資本的速度更快地證明自己。
“ 沒錯，富二代是迷失的一代，但是，他們也是一代非常富有信息的一代。”袁嶽說，“他們知道的很多，他們的見識我想是中國曆史上年輕人當中最多的一代。他們認為自己很有創業的條件，不再按傳統的、簡單的步驟，他所選擇的方式一定會超越傳統邊界。這本身是有意義的，但問題是銜接和平衡，你怎麽樣把它變成建設性的東西，和其他人合作。”
醒二代需要找到自己的集體歸屬和精神出口。
孤立的人群
陳天紅的父親陳金根是蘇州靜思園的老板。很多年來，她一直明白一件事情—自己遲早是要接過父親的班的。她已經徹底接受這個事實，但也有走神的時候。“有時候上個網，父親就會提醒我說，不要玩物喪誌啊。”
葉誌文講了另外一個故事。前一陣子，有個剛去溫哥華念書的中國小孩被綁架了。“他竟然剛到那邊就開著奧迪A4滿街逛。”
“ 富二代迷失的原因和富一代的教育方式有關。”袁嶽說，“有些人被父母管得很緊，他們的方向其實並不是自己的方向，而是父母的方向，他有迷失感。另外有一些小孩，父母管得不多，他們在自己選擇的時候也會有迷茫。父母對孩子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很小就送到國外，但是一旦送出國，父母就顯得既沒有管理能力也沒有方法論。”
所以，富二代是個“孤立的人群”—父母從小把他送到國際學校，他的交往圈子很小，交往對象單一，缺少跟正常社會之間的連接。他可能完全自我封閉。他過早地被扔到一個地方，但沒有很好的國際國內關係，既不明白中國人的潛規則，也並不真正明白洋規則，在兩個社會之間被邊緣化了。
對那個社會和這個社會也不了解。
在這種成長背景和精神狀態下，飆車案就顯得不難理解了。“你想像一下，為什麽胡斌敢在那麽熱鬧的地段飆車呢？不是說他想要撞死誰，也不是故意要給自己惹這個麻煩。他的前提意識是不太想到有其他人的存在。在自我獨立成長的模式裏，富二代對於可能出現的其他人的感受不太有思想準備。”
繆新穎、葉誌文們也承認，過早就去國外留學是他們“最大的弱點”。繆甚至說：“我青春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在國內上大學。一方麵沒有感受到那種氛圍，另一方麵，現在做生意也失去了那一塊人脈。”
不過說到底，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遺憾和夢想。當年克林頓在耶魯抽大麻，後來也乖乖換上西裝做了政客。短短不過三年，當年的“二環十三郎”如今已經風流雲散，有的結婚，有的開旅遊公司，有的開修車廠，都成了小老板。說起飆車，“那都是過去的事了”。
一代人來，一代人去。所有的“青春殘酷遊戲”，最後都會變成“太陽照常升起”的故事。
隻有速度才能讓血液遠離心髒
文 | 弗朗索瓦絲·薩岡
以《你好，憂愁》成名的法國女作家薩岡生活狂放，是個飆車高手，她專門寫過一篇“速度”的精神分析文章，摘錄其中段落以饗中國的富二代們
當您在座位上，在那張塑料或皮墊子上重新聞到您自己的香煙的氣味時，您用活生生的、溫熱的手觸摸到冰冷的木製或塑料方向盤時—它把您帶到那裏並打算帶您去別處—您就知道您的汽車不僅是一個交通工具，也是一種神話因素，是您命運的潛在工具，能夠毀滅或拯救您，是希波呂特的戰車而非流水線上的第一千個複製品。
在我們這個可憎的時代中，冒險、意外和非理性被永遠拋擲在與數字、虧損或計算的比較中；在這個可悲的時代中，人們被禁止自殺，這並非出於他們靈魂不可估計的價值，而是因為他們身體的已經計算出的高價。
隻有速度才能讓血液遠離心髒，流進身體末端，流到指甲，流到腳踝，流到眼皮，衝走盤旋在身上的宿命與疲憊。
如果從車門邊掠過的風變得猛烈，如果每次轉彎都是一種威脅和驚奇，如果每一公裏都是一次小小的勝利，那麽，您將對那些在他們的企業裏有輝煌的前程的安分的小職員感到驚異，對那些平靜的人是否會在最後一次衝向大地、最後一次拒絕他們的未來時原地作一個混合了鐵、沙礫和血的漂亮旋轉感到驚異。
怎麽，我是誰？我就是我，我活著；我感受得到這一點。我在城市以每小時90公裏的速度行進，在國道上每小時110公裏，在高速公路上每小時130公裏，在我腦海裏每小時600公裏，在我身體裏每小時3公裏。那些從童年起就圍繞在我身邊的失常的計速器是什麽？那種在我生命—我唯一的生命—曆程中強加給我的速度是什麽？
對速度的愛好與運動無關。正如它酷似賭博和機遇一樣，速度就像生存的幸福，因此也仿佛延伸在生存的幸福之中的那種對死亡的隱約渴望。這就是我最終堅信不疑的一切：速度既不是一種征兆和證明，也不是一種慫恿和挑戰，而是一種幸福的衝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