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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我們在看《調包嬰兒》的時候覺得蠻痛苦的，是不是你們在拍的時候也覺得挺痛苦的？
安吉麗娜：嗯，是同樣的，我覺得這部片對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同時我也在想，因為這是個真實的故事，因為這個母親經曆了許多，所以它同時也是很吸引人的一個故事。
記者：那有沒有哪一場戲讓你覺得拍起來特別的難？
安吉麗娜：我覺得最難的應該是在影片開始的時候，我在打電話的那個鏡頭吧。那個時候的主人公內心是十分恐懼的，我不想隻是從外部表情、動作上去表現恐懼，我不想就隻是走到電話前，拎起電話告訴警察我丟了個孩子。
記者：那作為一個母親，要演電影裏的這個角色，你覺得自己可以把握得到嗎？演起來難嗎？
安吉麗娜：是啊，是很難。我第一次讀到劇本的時候，我就無法放下，不過我當時也說，“不，不行”，我不拍這部電影，因為它太令人傷心了。但之後我卻一直在談論女主人公，我希望我身邊的人知道這位“傳奇”的女人。但對一個母親來講，這其實是蠻恐怖的。我總是把我的孩子帶在身邊，我會回家吃午飯，結束一天工作後我也是回家，會有點暈頭轉向的。我發覺啊，原來我在家裏是這麽的笨和糊塗，不過我很高興自己知道孩子現在在哪裏，知道他們都平安無恙。
記者：電影裏你的角色很被動，你有沒有覺得很沮喪？
安吉麗娜：嗯，這是最困難的一點。一般來說，我在演戲的時候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按照我自己自然的情況去隨機反應，但是那個時刻的女人，不是說她相信警察就行了，而是她哪兒也不能去，什麽也不能做。她不能走錯任何一步，當她說出自己的想法時卻被監禁了，她得跟那群烏合之眾作鬥爭啊！當時是1928年，她隻是那個年代的一個單親母親，是得不到別人任何的一絲尊重的。我自己沒辦法深刻理解這些，但我母親可以。那個時候雖然不是1928年，但有她的一些事情：我母親叫Marcheline，不過我們都開玩笑叫她Marshmallow，因為她是世界上最溫柔、最和藹的一個人。她真的很好，從來不生氣。母親對自己的生命不會強求，不過一旦說到她的孩子們，她就會變得很強硬，這就是真實的她。對我，在她那裏就是學到如何在該優雅的時候優雅，在該強硬的時候強硬。
記者：跟其他你合作過的導演比較，克林特的風格有什麽不一樣的？
安吉麗娜：克林特是以“一次過”或者拍兩次著名的，這個對演員來說是挺恐怖的事情的。但正是因為這樣，你知道克林特不會榨幹你的情感。舉個例子，就像讓你拍走過一扇門，他會準備很多，讓你把內心底的全部帶出來，一旦感覺到了，他就會抓拍住，所以有些時候他真的是讓你自己去挖掘自己。也正是因為他很少NG，所以你會覺得一切都很新鮮。
記者：大家對這部電影能拿什麽奧斯卡提名都挺期待的，對你來說，拿一個提名有多重要？我好像聽說你弄丟了一個奧斯卡小金人……
安吉麗娜：沒有，實際上我沒有丟。我隻是把它給了我母親。一般人會把特別的東西放好，但我母親不會，我現在也不知道母親把它放到哪兒去了。現在她去世了，我們找遍了所有她的東西，但還是沒能找到！對於任何一部你用心付出，並且感到驕傲的電影，裏麵任何可以見證它的都意味著許多，不過，如果沒有什麽可以見證它的，那你就隻管拍就好了。
2月5日，身為茱莉聯合國親善大使的茱莉前往泰國，拜訪了緬甸難民在當地的一個營地，她說：“我希望這些難民將很快能夠回到自己的家園，我們必須找到某種方式來幫助他們，讓他們有工作，並讓他們在返回自己的國家以後能自力更生。”對於難民，安吉麗娜·茱莉總是希望能夠借助自己的影響力幫助他們，她在跟當地政府交談的時候，說希望政府能夠給予北方的110，000名難民自由身份，讓他們可以自由流動、搬遷，讓他們享受更好的教育。“我在難民營遇到一個21歲的女人，她是在營裏出生的，到現在一直沒有離開過那裏，現在她也還是在營裏撫養她自己的孩子。”
茱莉到訪期間，她在一所寄宿學校見了許多孤兒，還有不少十幾歲的女孩子，他們害怕被送回緬甸。茱莉在接受采訪的時候一直表示，希望能夠和泰國政府很好地溝通，希望能讓當地政府加快解決緬甸難民的問題，“至少不用遣他們回去，如果那裏有危險的話。”
茱莉有一句話經常被引用，“我不相信世界上會有罪，隻要不是有意去傷害別人，我相信人們犯錯隻是因為衝動。一輩子都不要裁定別人，人得完全自由開放。”或許正是她所說的，才讓她成為了國際影星、國際母親和國際親善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