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筆者與在日外國研修生/實習生權力保護組織聯係得到的消息，這六名中國女工是2007年2月到2008年2月間從山東前往大分縣的縫紉公司工作的，年齡在20-30歲之間。在作為研修生工作期間，她們隻獲得極低的工資並被要求大量加班，一天的工作時間竟然達到18小時。日方工廠承認違反了研修生第一年工作禁止加班的有關法律，但表示“加班出自她們的自願，也給了她們足夠的報酬”。

　　而根據調查，這些女工在工廠領取計件工資（在日本是禁止的），縫製一件西服可獲得三十至七十日元（約合人民幣兩元五角至五元五角），加班一小時可獲加班費8日元（約合人民幣六角）。這些女工的工作時間通常是早晨八點到夜間三點，其間中午休息和吃飯的時間一共十分鍾，晚飯十分鍾。盡管公司方麵因這些研修生女工沒有工卡紀錄而否認有“超強度加班”，但中國女工巧妙地留下了工作時間的紀錄。

　　盡管女工們的工資已經很是微薄，但大部分仍然不能到手。日本公司每月從女工們的工資中直接扣除五萬日元，包括法律禁止向研修生征收的住宿費和照明費兩萬日元，以及用處不明的“管理費”三萬日元。女工們所獲，一個月往往隻有三萬日元（約合人民幣兩千三百餘元）而已。

　　即便如此，這些錢也被日本老板強製“儲蓄”，女工們無法直接拿到。她們到日本工作的時候，護照，存折，印章等都被收走，使她們難以離開公司。由於這些女工們來日本之前多半通過舉債向中介公司繳納了將近五萬元的保證金，貿然回國不但將讓自己的勞動分文難得，而且會讓家庭遭受還債的艱難，所以女工們大多忍氣吞聲，盡力堅持。

　　然而，她們遭受的虐待，最終使人無法忍受。

　　女工們提供的材料證明，為了節省開支，這家公司無論女工們工作的場所還是她們的住所都不給供暖，女工們每天都要在寒冷，疲憊，饑餓，頭痛中完成超額的工作。她們的工作時間常常被延長到淩晨四點，五點，每天隻有三，四個小時的睡眠時間。這些女工來自中國北方，習慣吃麵食，原本自己蒸饅頭吃，但日本公司的老板娘認為吃麵食比吃米飯要慢，影響工作，幹脆規定–“ 為了十分鍾內（吃）完，饅頭一類的東西一律禁止！”。

　　女工們回憶，晚上六點鍾是最忙的時候，女工們工作到這時已經很餓，卻不允許吃飯。“想吃飯，肚子餓，沒有力氣。。。”說起在工廠的工作，女工們腦子裏想的就是這些。

　　與此同時，還要承受公司老板不停的叫罵 – “混蛋！”“中國人混蛋！”“好好幹活！”

　　她們的工作環境，與合同中規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兒。

　　由於連續的艱苦勞作，加上不斷的精神折磨，女工們漸漸到達了承受的極限。她們普遍出現記憶力低下，生白發的現象，在這裏工作到第二年的女工們明顯消瘦。

　　女工們曾與在日的中國作家莫邦富先生等維權人士取得聯係，希望獲得他們的幫助。維權人士與女工們幾次通話後，公司方麵即拆除了女工們可以使用的全部電話，並對其中一名女工進行威逼恫嚇。

　　在大分事件中為中國研修生仗義執言的日本華人作家莫邦富先生

　　1月26日，這位化名為T的女工終於無法忍受，逃出公司，用附近的公用電話發出求救。27日，經過緊急會議後，相關工會組織隨即前往該公司，將六名中國女工置於保護之下。

　　事實上，在日的中國研修生遭到“過酷”虐待的情況，近來頻頻曝光。2008年11月，長崎西海市某橄欖加工公司老板因付給中國研修生工資過低被起訴。熊本縣甘草市四名中國女工狀告日本公司“非法強製進行殘酷勞動”而起訴日方公司，要求歸還未付工資。根據日方統計，福井福島兩縣90%使用研修生的公司都有超量加班的違法現象。

　　被救出的六名中國女工表達了極大的感激，她們表示：“你們能來太好了，謝謝你們來幫我們阿，我們都盼著早一天離開這裏，趕快帶我們一起走吧。”日本工會的人員說，第二天，她們的精神狀態明顯改善，與前一天判若兩人。看到她們的笑臉，北九州工會的人員大為感動–“還能有這樣（歡樂）的笑臉阿！”

　　實際上，直到28日深夜，女工們的情緒才穩定下來，她們商量了以後，提出了以下的要求–“希望通過工會讓公司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要把我們該給的工資給我們，把那些不該扣的錢還回來。”“回國以後，中介公司要保證不傷害我們的家人。希望中介公司歸還我們的保證金。我們的要求隻有這些。”“期待著能夠早一天回國”。

　　同時，女工們也表達了對日本工會組織的感謝–“太謝謝保護我們的朋友了，各種各樣的照顧不知道怎樣感謝才好。還有這樣親切好心的日本人，真是沒有想到阿！”

　　“Union北九州”的本村真書記長評論道：“借研修為名，行剝削勞動力之實。研修製度的問題在全國已經很明顯地顯露了出來，需要徹底的改革。”

　　截止至2日，在日本工會組織的努力下，雇傭這六名女研修生的縫紉公司一方，表示願意讓步“歸還住宿費和照明費，將強製儲蓄的錢打回她們六人的賬戶”。而對於未支付部分的工資問題，雙方還在交涉中。

　　附：研修生製度的說明–日本的外國人研修生製度，本來是一種通過在當地與日本員工一起工作，將日本優秀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傳遞給外國工作人員的培訓體製，目的在於幫助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擴大日本的國際影響。中國曾大量派遣研修生到日本學習交流。但是，由於研修生不受日本法律規定最低工資線的限製和勞動法保護，一部分日本企業逐漸利用法律漏洞，通過招收研修生從事勞動減少工資開支。盡管中日兩國都對此設立過相對的法規試圖避免研修生製度的異化，但仍然有一些企業繼續非法使用研修生勞動，從而不斷在日本引發有關“研修生”的問題，大分市女工的遭遇，即可算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