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19日，湘軍攻克南京，曾國藩奏報搜查“賊贓”的情況，說除了二方“偽玉璽”和一方“金印”，別無所獲。頓時，物議沸騰，多以其奏為謊言。晚清經學家、文學家王闓運寫詩說 “曾侯工作奏，言錢空縷覼(詳細)”，質疑曾國荃（曾國藩之弟）一擲千金買箋紙，怎麽會“全無貨財”？在深入調查曾國荃是否因此暴富之前，我們先看看曾國藩當日的報告：
“曆年以來，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臣亦嚐與曾國荃論及：城破之日，查封賊庫，所得財物，多則進奉戶部，少則留充軍餉，酌濟難民。乃十六日克複後搜殺三日，不遑他顧，偽宮賊館，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詢，則並無所謂賊庫者。訊問李秀成，據稱：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係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帑。偽朝官兵向無俸餉，而王長兄、次兄且用窮刑峻法搜括各館之銀米。蘇州存銀稍多於金陵，亦無公帑積貯一處。惟秀成所得銀物，盡數散給部下，眾情翕然。此外則各私其財，而公家貧困；等語。”
要確定湘軍入南京後是否大發橫財，關鍵之點在於調查太平天國“聖庫”的有無豐絀。請先論有無。曾國藩說：“並無所謂賊庫者”，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天朝田畝製度》雲：
“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勻，人人飽暖矣。”
這就是太平天國的“聖庫”製度。從金田起義以迄天國覆亡，“聖庫”製度就一直存在，並為此立下嚴格的法律，違者議罪乃至斬首。具體執行標準，則以五兩銀子為限，凡藏銀過此數不繳者，按律治罪。入南京後，“聖庫”設在水西門燈籠巷，有六名專職人員負責日常管理。嚴厲執行“聖庫”製度，將全體民眾的財富集中管理，這也是傳言南京城內“金銀如海，百貨充盈”的根據。
但是，“聖庫”製度，在太平天國後期遭到嚴重破壞，業已名存實亡。天京事變後，太平天國政權由洪氏嫡係掌管，“聖庫”的性質已經由“公帑”變為“ 私藏”。而洪派以下人眾，也紛紛效法，於“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物等項”中，僅向“聖庫”繳納穀米牛羊等食物，而隱瞞了銀錢衣物等硬通貨。李秀成在湘軍圍困南京時，與“合朝文武”商議，苦勸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銀兩”，而應 “概行要買米糧”；就不但證明了天國官員不再上繳而是私藏銀兩，也證明了“聖庫”空虛，連基本的糧食儲備也得不到保障，遠非鹹豐初期“糧米豐足，件件有餘 ”的盛況。“聖庫”財務之有出無納的困絀情況，亦可想而知。因此，“聖庫”之有，毋庸置疑，而“聖庫”之絀，亦毋庸置疑。
由此可知，湘軍當日入城，未能發掘出巨大“窖藏”，是實在情形。當然，“聖庫”之不足掠奪，隻說明湘軍作為接管南京的軍事組織，在對公業務方麵成效不彰，並不說明作為個體的湘軍兵將都空手而歸。根據曆史記載以及實戰經驗，敵國都城的金銀寶藏，隻是多少問題，而非有無問題；孰料南京城竟出現了有無問題，明顯於理不合，與史不符。然則，實話實說，必難取信於人。旁人不信，也倒罷了，人主、朝臣不信，則問題大了，所謂傍議叢生，所謂憂讒畏譏，就是這種背黑鍋的尷尬境況的真實寫照。
找不到大筆“賊贓”，必然遭致譏議；為免譏議，總不能倒貼銀錢。處此兩難之境，曾國藩隻有實行“挺經”之法，抱著“此心耿耿可對君父”的赤誠，盡量爭取朝中人士的諒解。
中樞也許和曾國藩心心相印，用人不疑；也許收到實地諜報，兩造俱符；也許格於情勢，無可奈何；總之，曾摺奏聞七日後，便迅速下達了一道“理解萬歲”的批諭：“逆擄金銀，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據禦史賈鐸具奏，故令該大臣查明奏聞。今據奏稱：城內並無賊庫；自係實在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