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杭州至貴陽的K539次列車上掛出“你好，我的農民工兄弟”的橫幅，問候返鄉的農民工
由大洋彼岸刮起的金融海嘯，在席卷了美國、日本和歐洲後，早已襲進了中國。看起來，這股風潮是注定要從東南沿海向中西部蔓延的。
從更為宏觀的立場觀察，先是人民幣升值和新《勞動法》的頒布，再是由金融危機造成的外需不足、歐美訂單減少，是直接促成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大批外向型中小企業關門倒閉的直接動因。
多米諾骨牌推倒後，最後受傷的，永遠是最弱小者——數以億萬計的農民工。近30年來，中國社會的巨變之一，是對創造力的尊重和解放，以及勞動力的開放流動，其中，那些同樣向往自由和美好生活、從被束縛的土地上向城市流動的農民，是這曲宏大樂章中最跌宕起伏、最扣人心弦、也最動人心魄的一頁。
但現在看來，這股轟轟烈烈的流動潮可能會暫時停滯下來。越來越多的失業農民工們，正在打起包裹，捆好行李，返回他們久違的故鄉。
這次返鄉，是年關將至、親人相聚的溫馨的親情之旅，還是世界大局前無可奈何、被動麻木的喘息療傷？他們還能回到土地嗎？如果重新出發，哪裏是他們的落腳點？
關注他們，也就是關注我們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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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午後，一輛滿載的臥鋪大巴從廣東東莞駛出，開往湖北來鳳。
當天，東莞白天的最高氣溫達到15攝氏度，然而臥鋪大巴裏的乘客卻都穿著毛衣和羽絨服。“今天，我們的家鄉下雪了，”26歲的張雨南說。
如今，他們的人生也在經曆著類似的“寒冬”。和這輛車裏的大部分人一樣，張雨南在“世界工廠”失去了工作，他所在的東莞宏圖電子廠因為金融風暴的影響虧損倒閉。沒拿到最後一個月的770元工錢，張雨南決定提前回歸闊別兩年的故鄉。
在過去的3個月裏，因為沿海地區企業倒閉或裁員，來鳳縣已經有1.6萬人提前返鄉。這個地處鄂、湘、渝三省市交界處的山區小縣，承受著“蝴蝶效應”帶來的震顫。
進入2009年1月，經營“東莞—來鳳”長途客運的老板張亞東不得不將班次加倍，運送那些滯留在候車室裏的旅客。“有時候一天發兩趟，有時候發三趟，”張亞東說，“生意好做，可心裏不是滋味。”
同樣的情景在其他地方也在上演。自入秋以來，廣州火車站的客流量就比往年同期上漲近5成。而在寧波，10月中旬，火車站的日發送旅客量就達2.5萬人次，同比增長20%。據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透露，從調研情況看，農民工返鄉人數，保守估計也將超過1000萬人，這一數字占全國1.4億外出農民工的7%以上。
2008年，是全球經濟動蕩的一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和人民幣升值等因素的影響，中國沿海大批出口型和勞動密集型企業陷入困境，而為數龐大的農民工正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事實上，此次返鄉浪潮正是我國依賴外需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城鄉二元化結構所導致的矛盾的一次集中爆發。有專家稱，徹底的應對方式隻有重新從全局的角度調整有關政策。
經過26個小時的長途跋涉，我們的大巴停在了來鳳縣鑫達汽車場。從進入湘西狹窄的盤山路開始，雪花就漫天而來，而這輛鏽跡斑斑的大巴車也經曆了數次拋錨。但對張雨南來說，回家的喜悅畢竟還是占了上風。因為以前工廠效益好加班，他已經兩年沒有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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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雨南家住來鳳縣翔鳳鎮車大坪村。他的父母已經去世，妻子和妹妹也在東莞打工。兩個月前，妹妹提前回家，而妻子還留在東莞，等待3個月未結的工資。
進入車大坪村，可以看到零星散落在山坳間的耕地。因為這個村的主要勞力都外出打工，土地上大都長滿了枯黃的雜草。
張雨南家的房子顯得十分破敗，這是長期閑置造成的。實際上，車大坪村有好幾戶人家正在破土蓋房。一位村民表示，因為明年形勢堪憂，在家長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趁著還有錢，先把房蓋起來”。
張雨南也打算拿出多年的積蓄，蓋一棟新房。如果來年形勢不好，他就不打算外出碰運氣了。
在車大坪村，他有更多的資本留下來——首先，他家有5畝耕地，在全村中名列前茅；其次，初中畢業後，他曾務農過兩年，擁有農業生產經驗。
在5畝地上，張雨南打算種上玉米。玉米每畝能賣690元，去掉肥料、灌溉等支出，可賺350元。養4頭豬，大豬能賣800元，小豬能賣600元。去掉成本，一家一年的務農收入4000元——這隻是夫妻倆在東莞打工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相比之下，張雨南更願意留在粉塵飄散的車間，在沒有空調的漫長夏天，忍受數以百計的機器一起轟鳴發燙。“怎麽選擇？現在是沒得選擇，”張雨南說，“當然我希望能回去，如果呆在家裏種田，生活是可以維持，但不會有餘錢買其他東西。”
然而，未來可能真的會這樣。對於大多數耕地少的家庭來說，情況也許更糟。在車大坪3天一次的集市上，我們看到，雖然這裏青菜和大米的價格低於廣東沿海地區，但豬肉的價格卻偏高。“在東莞7塊錢1斤的豬腳，這裏要賣到10塊，” 一位家中隻有3畝地的村民說，“算下來，在家的生活費並不比打工便宜多少。”
另外，僅有的耕地可能找不到合適的耕種者。在車大坪村，絕大部分年輕男性初中畢業之後就湧到沿海地區打工，幾乎從來沒有從事過農業勞動。根據來鳳縣勞動就業局的統計，返鄉人員中，願意在家務農不再外出的勞動者僅占1%左右。
“一個20歲的小夥子，如果在農村種地，每月也就二三百元；而他在外麵打工的同學，每月的工錢有1000多元，幹的活還比種地輕鬆。這樣一比較，你還會願意在家裏種地嗎？”一個跟著手機哼唱“該死的溫柔”的小夥子反問道。
盡管如此，車大坪的過年氣氛還是越來越濃了。在1月6日、7日兩天，我們看到，有不少村民趕著大白豬走過村頭的楊樹。在不時響起的鞭炮聲中，可以捕捉到勞累一年的村民們臉上快樂的表情。
“我小時候，還有賽龍船、扭秧歌，年味要更濃一些，”張雨南不無感慨地說，“現在村裏的年輕人對這些不感興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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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的打工生涯，早已改變了來鳳人的生活方式。
在來鳳縣大河鎮，有一個頗具規模的“中心小區”。這是2003年後，由打工者集資修建的。無論是外觀還是內部結構，都和廣東的城中村類似。1月8日午後，我們看到，很多大河鎮人坐在自家院子裏，慢悠悠地嗑瓜子、打麻將。“大家回來無事可做，”一個嗑著瓜子的女人說，“都在等著看春節後的形勢呢。”
大河鎮本是來鳳縣勞務經濟最發達的鎮之一，全鎮有78%的勞動力外出務工。然而9月份以來，1900多農民工提前返鄉(占10%)。大河鎮勞動就業部主任李鳳鳴承認，“實際的失業人數肯定遠遠高於我們統計的人數”，因為很多沒回來的其實大都處於“隱性失業”狀態。這包括：很早就失業，但為了等欠薪，滯留在打工地的；失業後，在外麵繼續找工的；留在企業，等待效益回升的；幾乎沒有加班，隻拿保底工資的。
盡管國家已決定在貸款發放、稅費減免、工商登記、信息谘詢四個方麵開辟“綠色通道”，為農民工返鄉創造就業機會，但是由於政策出台實施所具有的滯後性，就業崗位短期內大幅增加難度巨大。而農民工大量返鄉，並不是他們的自由選擇，而是企業倒閉潮下的被迫後退。
回溯曆史，早在1993年，打工潮就開始在大河鎮出現。當時有一個財校畢業的大河鎮人到廣州打工，每月掙到5 00塊錢，一時間傳為佳話，無數年輕人開始走出大山。1995年後，大河鎮進入打工高峰期，很多村子裏能看到的活的東西，隻有老人、孩子和山間的雀鳥。此後，大河鎮的經濟開始逐年上升。根據2007年農村信用社的統計，這些打工者平均每人每年給大河鎮帶來六七千元的收入，一年總收入有將近2億元，位居全縣前列。
打工是大河鎮農民增收的最主要手段，而一旦失去打工機會，很多大河鎮人都顯得有些無所適從。
“這個怎麽說呢，”返鄉者李勝利說，“隻有有那個經濟頭腦的，才能回來搞起創業薩(薩，當地方言，語氣助詞) 。”在李勝利樸素的頭腦中，最實惠的事情是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每天掙到50塊錢”。
和李勝利一樣，許多大河鎮人對自主創業都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迷茫。“南方有的企業經營了數十年，都遇到了市場危機，我們怎麽辦？”返鄉者粟關鍵說，“說不定把本錢也蝕在裏麵了。”
實際上，返鄉農民工創業麵臨著重重瓶頸。這被大河鎮勞動就業部主任李鳳鳴總結為：有資金，沒有市場不能創業；有市場，不懂業務不能創業；懂業務，不懂管理不能創業；懂管理，沒有人才不能創業；有人才，不懂法律不能創業。創業之難，讓李鳳鳴感到，作為大河鎮這樣的內陸勞務輸出地，近80%的勞動者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現階段最現實的出路仍然是向長、珠三角轉移勞動力。
“最好能形成規模化，比如我們有400多人舉家搬到了浙江義烏的前洪村，”李鳳鳴捧著一杯熱茶說，“就像移民似的。”
在大河鎮，16-60歲的勞動力人口有2.7萬人，其中本地無法消化的剩餘勞動力達2.1萬人。節後嚴峻的形勢，讓很多大河鎮老人想到20多年前的情景。那時是1987、1988年，打工對於大河鎮還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因為很多勞動力無法轉移，大河鎮的社會治安一度異常混亂，一位老人形容，街上“就跟拍武打片似的”。
如今，受倒閉潮、返鄉潮影響最大的仍然是年輕人。對他們來說，回來做農業已經不太現實，那些80後出生的年輕人，很多都沒學過農活，父母從小諄諄教誨他們的，就是希望他們有朝一日能告別土地。
在一個沒有重工業的內陸山區縣，勞動部門隻能指導他們“就近就地”就業，“搞運輸、開餐館，但能解決的畢竟還是少數”。李鳳鳴擔心，這些年輕人一旦回來沒有工作，20多年前的混亂有可能再次重演。
實際上，這樣的擔心並非空穴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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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來鳳縣鑫達汽車場的圍牆上，我們可以看到“飛車搶劫拒捕者可以當場擊斃”的紅色條幅。同樣的條幅也掛在縣城裏的其他角落，除了暗示警方的威懾力之外，也暗示著所在地並不安寧。
在來鳳縣政府的網站上，有警方幫助村民找回被盜摩托車的新聞，而在“來鳳論壇”的“百姓說話”貼吧裏，則有更多的人發帖講述被搶、被盜的經曆。據來鳳縣公安部門透露，僅9、10月份，發生在來鳳縣城內的搶劫就達80多起，作案者多為返鄉的打工人員。
12月25日，來鳳縣公安局展開了為期一月的“嚴打”行動。同時要求勞動就業部門加強就業培訓，減少社會閑散人員。
然而擴大再就業卻顯得異常艱難。一方麵因為來鳳縣地處內陸山區，不通鐵路，外麵的“鳳凰”飛不進來；另一方麵，本縣的中小企業，大多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鮮有新增就業崗位，第三產業在本地市場也已經達到飽和。
縣長胡澤顯得憂心忡忡。在2009年的工作計劃上，他提出力爭年內啟動10項基礎設施建設，到位4.5億元資金，給返鄉民工提供就業崗位。
然而，我們看到，在政府新辦公大樓對麵，是大片的荒地，枯草在風中瑟瑟抖動。靠外出打工改善了經濟的農民紛紛進縣城置地，造成了城區地皮擁擠。早在1999年，縣政府就決心以政府新辦公大樓為中心，打造新區。但10年過去了，因為資金不足，這項工程隻能半途擱淺。
改革開放後，來鳳曾有過多年輝煌。憑借“一柱擎天”的卷煙工業，不僅人均財政收入位居全省前列，和周邊省份的兄弟縣市相比也是遙遙領先。但2005年8月，來鳳卷煙廠倒閉，縣域經濟由此陷入低穀。
1月9日下午，在來鳳卷煙廠，我們看到貼在大門上的招租啟事。走進去，偌大的廠房像被狼掏走了內髒，空空蕩蕩的，幾個古惑仔正坐在水泥台階上打牌。
其中一個叫莫三，18歲，曾經是煙廠附近的“老大”，在東莞打工半年後，剛剛失業回家。
莫三帶著我們熟練地躲開一些街道，抱歉說那些地方不是他的地盤，進去有被砍的危險。一路上，不時有少年跳出來喊：“三哥！”莫三隻是略顯疲倦地揮揮手。
莫三初中畢業，原來一直在街麵上混，手下有十幾號兄弟。“縣城分為7塊‘碼頭’，”他說，“為了搶地盤，我被別人砍過，也把別人砍成過重傷。”
“其實，在我們這兒，道理很簡單。隻要有錢，什麽事都可以擺平。”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一年前，莫三決定退出江湖。他對手下的兄弟說：“照我們這樣混下去，能有麽好下場？我現在想找錢，等真的找到錢了，再來一起玩，那多好？”
他來到東莞，在虎門的碼頭開裝卸車，每月可以掙到1500元。沿海地區的發達讓他大開眼界，他決定好好工作，留下來。然而半年後，他不得不卷起鋪蓋回家。
他在街上逛了兩個月，和原來的兄弟聚在一起。他們中有的人也剛剛回來，有的人則正打算出去。1月9日下午，他們無所事事地在煙廠的水泥台階上打牌。夕陽像一種液體一樣浸泡著他們，在無孔不入的橙色中，他們像是一株株年輕的標本。
“我現在隻想更快地離開來鳳，”莫三抽了口煙說，“這地方不屬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