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最困難的是1960年冬到1961年春。因為在這之前，一是問題還沒充分暴露，二是還有點兒以前積蓄下來的一些物質基礎，生活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我們下去正是1960年冬天，是繼1959年冬、1960年春災荒進入高峰、持續發展到最嚴重階段。過了1961年春天以後開始好轉，夏天就實現了毛主席提出的“五個月工作的轉變”。因而這一段時間是最艱苦的時候。
1960年，盡管農村災荒嚴重，城市食品供應普遍緊張，首都北京雖然也有些緊張，許多食品憑票限量，但最低標準，還能基本保證，這是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擬的。因此，離開京城到省、到地、到縣、到公社，越往下走，生活越艱難。到了農村第一線大隊、生產隊，以至於連生存的最基本的條件都沒了保證。中央強調下放幹部要實行“三同”，要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當時正是數九寒天，魯西北的冬天特別冷，氣溫在零下15攝氏度左右。老百姓家裏睡的都是火炕，主要是靠燒秸稈柴草取暖，受災之後，農業減產，秸稈也大大減少。要說“同住”，空房子很多，但都不能生火取暖，牆壁四麵透風冷得很，有的跟睡在露天地裏差不多。白天屋子裏陰冷陰冷的，晴天沒有風時，外麵要比屋子裏暖和一些。所以人們經常三三兩兩地站在牆腳下曬太陽。要說“三同 ”，住是首先遇到的一大難題，我們當時是怎麽住的呢？
黃龍不是“龍”，是一位13級的老幹部。我們新華社下放到大於公社的有三人:一位是對外部的黃龍，他時年48歲，滿頭白發。在新華社下放到農村基層的幹部中，數他年齡最大，而且資格老，級別高，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黃龍”。他是廣東人，30年代末期參加革命，搞過地下工作，抗戰期間在廣東東江打遊擊。他是歸國華僑，英文很好，是一位高級翻譯。他的夫人比他小很多，當時還不到30歲，有兩個孩子。他是主動響應黨中央號召，參加萬名下放幹部隊伍到災區來的。北方農村，特別是災情如此嚴重的災區農村生活，對他來說不僅是很不習慣，而且是十分困難。大家對他都很同情很關心，縣裏領導本想照顧他一下，安排他到條件稍微好的地方，他不幹，堅持要求到最困難、最艱苦的地方去。於是他就和我們新華社國內部下放幹部中的一位女青年周淑琴，一起到我們大於公社最困難的大孫家大隊包隊。周淑琴住的地方比較好安排。她被安排在一戶條件比較好的社員家裏，同一位老太太住在一起，住的問題順利解決了。而黃龍一進村首先遇到難題是住處問題，和社員同住一起有困難（口音很重，如他本姓房，參加革命時被誤登記成了黃），隻好住到社員家裏的沒人住的空屋裏。雖然有門有窗，也還算比較嚴實。但沒有柴火，不能生火，屋子裏很冷。氣溫很低再加上吃不飽飯，盡管把全部鋪蓋都鋪蓋上了，穿著衣服睡，也凍得睡不著，時常被凍醒。當時正是大雪紛飛、北風呼嘯的隆冬季節，大家都很不放心，都在積極想辦法，幫助他解決燒柴取暖問題。黃龍是南方人，獨立生活能力差，對北方農村情況很不熟悉，農民聽不懂他講的廣東話，我們擔心再這樣下去會出問題。
過了兩天我去看他時，沒想到他笑眯眯地對我說:“不用著急了，冷的問題我已經找到辦法解決了。”說著他拉著我的手，指著外屋停放著的一口棺材說:“我找到了個好地方住了。睡在這裏邊，把蓋子留道縫，就一點都不冷了。”我探頭往棺材裏一看:下麵是一層厚厚的麥秸，上邊是他的全部鋪蓋，裝了多半棺材。我相信睡在這裏是不會冷的。但是使我震驚的這是房東為死人準備的一口棺材，一般來說屋子裏放著一口棺材，人們都感到瘮得慌，都很忌諱，更不用說睡在裏邊了，這是實在沒辦法的辦法，住進死人住的地方了。黃龍不迷信，還半開玩笑地說:“他們現在不用，我先來用用吧。我相信我還不至於睡到裏麵就出不來了。”
我住的條件比起黃龍要好一些。我是住在大於大隊的包隊幹部，這個大隊共分4個生產隊，加在一起不到100戶，300多口人，離惠民縣城很近，隻有3華裏。經濟情況相對來說比較好一些，非正常死亡也少一些。1960年全村共死亡28人。盡管如此，由於生產連年下降，吃糧也十分緊張。我到大於大隊時，正遇上大隊糧庫兩次被盜的第二天，原來看糧庫的人說啥也不幹了。原因一是擔風險不安全；二是糧食被盜遭到懷疑，受牽連，找誰誰都不想幹。我到大隊糧庫了解糧食被盜情況時，大隊長劉振西對我說:“你的住處問題，我們意見是想請你住在這裏吧!你看怎麽樣?”這裏位居村子中間，是全村唯一的一棟獨門獨院磚土結構的農家房，四周與農家住戶相毗連，窗戶都已經堵死了。據說這是村裏的唯一糧庫了。糧庫裏外4 間，裏邊兩間存放著全大隊僅有的明年生產用的種子糧5000多斤。門上兩把大鎖，鑰匙分別在大隊會計和糧庫保管員手中，按規定沒有大隊主要領導幹部在場，任何一個人也開不了倉庫的門。外邊一間屋是糧庫保管員住的地方，白天有時大隊幹部在這裏開開會，碰碰頭。屋子裏有一張用木板搭的床和一張破桌子，一盞油燈，最主要的是有個土坯爐子，有時太冷了，還可以找點兒柴火生生火，燒點水。
劉振西看到我沒表態，他接著說:“這個地方太重要了，這種子可是全隊的寶貝，如果種子丟失了，明年的生產可怎麽辦呢?你是從毛主席、黨中央身邊來的，又是記者，我們全村幹部和社員都十分信任你。你手中有槍，相信你在這一住，小偷就不敢來了。你住在這裏與住在社員家裏一樣，左鄰右舍，房前屋後都是社員群眾家，更重要的是住在這裏比住在社員家還方便些，條件也不差，如果缺什麽我們再幫助想辦法。這樣一舉兩得，你有住處了，我們的糧庫也安全了，大家也就放心了。”最後，劉振西問我的意見如何?我說:沒有合適的社員家裏能住，也就隻好如此了。不過，我要聲明一下，我沒有看糧庫的任務，更不能保證不被偷盜。劉振西說:“那是，那是!客觀上對糧庫的安全起了作用，當然不是要你來看糧庫的。”
在那個糧食緊缺的饑餓年代裏，人們把糧食視為命根子，糧庫就成為全村群眾心目中的重中之重，同時也就成為一些饑餓的人所關注的重要目標。我想不管怎麽說，既然身居重地，就不能不密切關注和防止意外事情的發生。那年頭，人們餓紅眼了，什麽事都發生過。我們下來後就不止一次聽說過，有人把看倉庫的蒙上眼綁起來，把糧食搶走；更有甚者，有人幹脆把糧庫保管員殺死搶糧食。總之這是個危險的地方，越是這樣想就越緊張!
第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剛要入睡，就聽外麵有動靜。我立即側耳細聽，仔細觀察，屋裏屋外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過了一會兒，沒有動靜了，我就睡著了。忽然外屋“乒乓”一聲響，好像有什麽東西掉在地上，把我嚇了一跳。我趕緊起來，猛然打開手電筒，順著門縫往外看，原來是牆上的一塊木板掉在地上，一群老鼠，吱吱亂叫，四處逃竄。迎著手電筒的光亮，我看到幾隻一尺多長的大老鼠在回頭看。我很驚訝，不由膽戰心驚，暗暗地說:“好大個兒呀!”很快，這些老鼠就全部鑽到洞裏去了。
災荒嚴重老鼠多，特別糧庫裏的老鼠，不僅多而且個兒大，這是我的一大發現。第二天，在同老飼養員石頭爺爺閑聊時說起這件事兒。他說:“這年頭老鼠特別多，也怪，越是沒糧食吃，鼠越多，它們和人爭糧食吃，糟蹋糧食，人餓瘦了，老鼠可肥了。它們不僅偷吃糧食，能吃的東西都偷吃，而且有時還咬人。有的小孩的耳朵被老鼠咬了，有的小孩臉被啃了，也是餓急了什麽都幹!”石頭爺爺一下子給我講了幾起老鼠咬人的事兒。接著他說:“糧庫裏的老鼠因為吃飽喝足，不僅個大，而且肉肥，很好吃!”我聽到後對這句話感到很驚奇，便接著問:“老鼠的肉能吃嗎?”他說:“能吃!”我問:“你吃過嗎?”他說:“吃過，吃過好多隻，前天我還吃了3隻呢。不過個頭都比較小。”接著他說:“糧庫裏的老鼠不僅個頭大而且肥，都是吃糧食的，你如果逮住它千萬不要扔，給我送來，它們偷吃我們的糧食，我就吃它的肉!”我半信半疑地回答說:“我如果逮住老鼠一定給你送來!”
老鼠多了似乎就不怎麽怕人了。起初，每當深夜時，經常發現有些老鼠吱吱地叫著跑來跑去，我敲敲桌子，它們就無聲無息了。可時間長了，它們不怕了，敲桌子也不管用了，漸漸地活動次數越來越頻繁了，進而經常跑到我的床上，甚至有時跑到我的枕邊，聞我的臉。我又驚又氣，想了很多辦法也沒逮住它們。
一天夜裏，我在蒙目龍中，突然覺得幾隻老鼠在我腳腿部位的被子上跑來跑去，於是我隔著被子猛然重重一腳，把一隻大老鼠踢到床頭對麵的牆上，而後掉在水桶裏，它爬不上來淹死了。這隻大老鼠有一斤來重，第二天上午我就把它送給石頭爺爺了。
石頭爺爺是隊裏的飼養員，老兩口都已經是快70歲的人了，無兒無女。這樣大災荒年月裏，他們是村裏少有的沒有浮腫病的健康老人。他說他們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過去人們認為一些不能吃的動物，他們吃了。例如:老鼠、刺蝟、烏鴉等，特別是老鼠，他說老鼠肉吃起來很香。
石頭爺爺看到這隻又大又肥的大老鼠時很高興，他接過來之後拿把小刀子，把老鼠嘴上割開個小口子，三下五除二，很麻利地就把皮扒下來，然後開膛把肚子裏的東西掏出來，就扔到小鍋裏了。這個過程前後不到兩分鍾，看來他很熟練了。中午，我路過他家門口時，他非要拉我去吃老鼠肉不可。我說:我不敢吃!他說，沒事，我去年前年就吃過，今年吃了好幾頓呢。說著，他非常熱情地拿了隻老鼠的後腿，蘸了點鹽麵，一邊往我嘴裏送，一邊說:“你嚐嚐，你嚐嚐。”我實在推卻不過，隻好撕下一塊肉放在嘴裏。雖然沒覺得有什麽難吃的異味，但怎麽也咽不下去。石頭爺爺看我放在嘴裏之後，回過頭來指著鍋裏的湯說:“你看，還有油花呢，這隻老鼠可真夠肥的。”趁石頭爺爺沒注意，我把嘴裏的老鼠肉吐到手裏，然後偷偷扔掉。回到住處之後，雖然沒有吃進去，但也感到惡心，險些吐了。我想，這並非肉有什麽問題，而是確實不習慣，說實在的也還是沒有餓到那種地步。
萬名下放幹部是中央國家機關抽調的，是從北京去的，是毛主席、黨中央身邊的工作人員。下去之前，思想工作做得很深，要求很嚴，特別強調要反“五風 ”，不搞特殊化，要同農民實行“三同”。中央領導在動員會上把農村問題的嚴重性、生活條件的艱苦，都向大家作了介紹，號召大家要做好過艱苦生活的思想準備，要準備掉肉，甚至犧牲。毛主席在為萬名下放幹部所作的批示中明確提出:“農村工作極為艱苦，要有堅強意誌決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則不能去。”
“三同”最難的還不是住的問題，而是吃的問題。俗話說:“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所謂饑荒，營養不良，浮腫病，幹瘦病，以至餓死人，都是因為沒吃的。我們在北京時是按每人的定量，發糧票和副食品票證的。我的糧食定量是每月31斤（成品糧），其中70%細糧，加上各種副食品，還有蔬菜，基本生活還是能夠保證的。然而，我們這次是帶著戶口下放的，是按當地幹部定量供給的。惠民是重災區，開始我們每人每月除17斤地瓜幹而外，副食、蔬菜等東西都沒有。每天平均隻有半斤多，也就是說每天兩餐，每餐平均隻有2.85兩。每頓飯都是地瓜幹麵糊粥就鹹菜，有時摻點兒棉籽餅麵做的窩頭，喝開水，根本吃不飽。大家下來時，兜裏都帶了些全國通用糧票，但按照不準搞特殊化的規定，都不準用，所以我們比當地脫產幹部還苦。他們大部分都是守家在地，且不說多吃多占，親戚朋友也多，有活動餘地。所以餓死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基層幹部很少。縣裏領導看到我們太艱苦了，要給我們每人補助幾斤糧食，大家都堅決不要，表示要和群眾同甘共苦。剛下去時，因為身體原有的基礎較好，吃不飽還能忍受，可是天天如此，頓頓如此，就越來越難以承受了，普遍感到體虛無力。不到一個月，有的身體基礎比較差的就開始浮腫了，腿上、臉上一摁一個坑，長時間彈不起來。
正當大家饑餓難忍的時候，陰曆年前，新華社副社長鄧崗和社辦的許長山同誌，代表新華社領導前來災區看望我們。區委書記滿少卿非常了解和同情下放幹部，他借此機會把大家召集到區政府來，一來和鄧崗等社裏來的領導見見麵，二來借機為我們改善一餐。大家早飯沒吃，早早就從各自所住的村隊向公社所在地胡家集走來。早晨田野裏空氣格外清新，在離區政府還好遠的地方就聞到一股好香好香的肉香味。到了區政府，滿書記要我們在一起“聚一聚”，吃的是戧麵饅頭、羊骨頭湯，不限量讓大家放開肚皮吃飽飯。這頓飯可真是時候，大家正饑餓難忍，也顧不上和社領導說話了。有時社領導問話，大家的嘴裏塞滿了饅頭說不出話來，竟然無人回應，都在一聲不吭一個勁地猛吃。沒有想到這四個一斤的山東戧麵饅頭，48歲的老黃龍一下子竟然吃了六個(一斤半)，還喝了兩大碗羊骨頭湯，真嚇人! 然而，最高紀錄還不是他，而是29歲的於福元。他一頓吃了八個，整整兩斤，吃得彎不下腰來，坐在那兒兩隻眼睛發直，我們真擔心他出問題。
直到40年後，有一次我見到許長山，說起當年事，他還記憶猶新，深有感觸地說:“真沒想到當年把大家餓成那個樣兒，一個個臉色黃黃的、腫得胖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