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際研修協力機構的統計顯示，2008年4-7月，在日本意外死亡的研修生為15人，9名為中國人。失蹤的研修生數量也在上升，2006年為1849人，而2007年則有3314人不知所終。

想去日本學習先進技術，並賺到更多的錢以改變自己的生活，卻淪為身陷日本鄉間中小工廠的廉價勞動力。9月，《日本新華僑報》一則《湖北女工被賣身現代“野麥嶺”》的報道再次暴露了赴日研修生們的悲慘遭遇，引起中日兩國的高度重視。來自日本法務省的統計數據表明，目前，中國已有10餘萬赴日研修生。在日本，近20萬世界各國研修生勞工拿著低於日本最低工資標準的報酬，夜以繼日超負荷地工作著。他們的境遇，令人想到講述資本家對打工少女殘酷壓榨的日本電影《啊！野麥嶺》以及中國作家夏衍在其名作《包身工》中的描述。

美國方麵的報告說，2006年日本的勞動基準局認定涉及“外國人研修生”的勞動法律違反案例多達1209件，可是隻有2例是判定雇主有罪。

近年來，有關赴日研修生人身受到傷害、甚至失蹤死亡的薪酬糾紛等事件不時爆出。

本報記者赴日采訪了解到，為彌補日本勞動力短缺而衍生出來的研修生製度已到了檢討弊端的時候，是修改法律使其繼續存在，還是徹底廢除這一製度，讓灰色存在的研修生變為合法勞工，日本新內閣和國會將做出新選擇。

中國女工呼救出逃

3年工期將滿才知加班費遠遠低於當地最低標準，6女工與老板協商工資遭強行遣送及暴打。3名女工被送上回國的飛機，段豔紅等3人逃了出來，張愛霞在逃跑時摔斷了腿

段豔紅伸出她的胳膊，另一隻手指著從肘部至手腕的傷痕。“已經三個星期了，你看，傷痕還沒痊愈。”在日本首都東京上野車站附近的一處辦公室裏，這位來自中國湖北省黃石市的女工，和她的同伴胡菊花，即便是在日本全統一工會的全程保護下，仍然未能從 20餘天前的驚恐中走出來。

9月19日，段豔紅和胡菊花在全統一工會幫助聘請的律師陪同下，重新回到她們做工的山梨縣，對她們遭受工廠社長等人驅趕的場景進行了還原，以便律師取證，為未來不久的訴訟尋找幫助。她們的另一位同伴張愛霞仍然在一家不方便透露名稱的醫院裏接受治療，因為她的腿被打斷了，工會提供了嚴密的保護，以防工廠和趕來處理事端的中國中介公司的再次暴力驅趕。

“我們6個人向老板提交了一份協商工資的申請，社長說8月22日下午給我們答複。”段豔紅等6位中國女工全部是從黃石市來的，她們以研修生的身份為山梨縣昭和町的一家洗衣工廠做工，已經在那裏度過了兩年多的時光，今年12月將到期。

6位女工提交的協議希望和老板商談工資及加班費的上漲，因為她們突然從一份《研修生之友》的雜誌上看到了山梨縣的工資標準，加班費晚上不得低於每小時831日元，白天不得低於每小時665日元。可是，這些女工在第一年裏的加班費為每小時300日元，第二年為350日元，今年6月1日後，才調整為450日元每小時。

“按說，《研修生之友》是應該發到每一位研修生手上的，老板應該讓她們知道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和加班費標準，這是日本的法律規定的。”全統一工會書記長鳥井一平說，“這些中國女工竟然三年時間快滿了才知道這個標準。”

8月22日的早上，社長內田正文帶著15個人闖進了中國女工的宿舍，強行要帶她們去機場，送她們回國。

6位女工遭襲的一幕被當地一位日本婦女看到了。她那天早上聽到了一些女性的呼救聲，她趕去一看，在自己家房子不遠處的一棟房子裏，一些男女正在強硬拖拉著幾位說中國話的女工，有的女工抱著桌子腿不願被拉走。她走到跟前問為什麽，一位自稱老板的人讓她走開，不要管閑事。

“我的傷就是被社長內田正文打的，他朝我的後背重重打了一拳。”段豔紅說，內田是一位60多歲的日本男子，她被打倒在地，胳膊等多處受傷。

3位女工王美群、張瓊、阮漢霞被內田正文等人送上了回中國的飛機，段豔紅等人逃了出來。張愛霞在逃跑時，從2樓跳窗時摔斷了腿。段和胡二人逃出後躲在野外的葡萄園裏露宿到第二天早上，被好心的日本人發現。

日本工會鼎力相救

善良的山梨居民將段豔紅、胡菊花送到了東京。全統一工會的書記長鳥井一平決定給予保護：“這類事件，我們每年都要接手很多”；然而新聞發布會一開完，女工在中國的家人就接到了恐嚇電話

8月23日上午，旅日華人作家莫邦富正在參加一個會議，與日本厚生勞動省、法務省、全統一工會的人士一起研討日本研修生製度。“這時，一個工會的人說，接到了一個中國女工求救的電話。”莫邦富當時並沒放在心上。

多年來關注並致力於改變研修生製度的莫邦富，對在日本的中國研修生人身受到侵害或因勞動薪酬引起的糾紛等事件已經屢見不鮮。“我第一次接觸到這類事件是在1998年，我在當時是第一個報道研修生受侵害事件，並讓黑中介第一個被逮捕的案件”。

從20世紀60年代末起，日本企業開始單獨引進研修生。當時正值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期，那時，引進研修生的主要是進駐海外的國際企業和合資企業，這些企業為了加強公司在海外的競爭優勢，把在當地雇傭的員工接到日本進行短期培訓。而如今，研修生大多從事的是日本人不願從事的“3K工作”（危險kiken，肮髒kitanai，吃力kitsui），工種也集中分布在服裝製作、金屬加工、農耕等行業。目前，研修生的規模正在不斷壯大。

所以，莫邦富對於這個電話沒有太在意，他也沒有想到以後的近一個月的時間裏會與從湖北來的女工牽扯到一起。“工會的工作人員說，在山梨縣發現了兩位中國女工，穿著睡衣，很狼狽，身上很多傷”，他回憶那天的情景，“當地居民查到工會電話，希望工會提供保護。”

全統一工會的書記長鳥井一平決定給予保護。“像這類事件，每年我們都要接手很多。”他問打來電話的山梨縣居民：“能不能協助把中國女工送到東京來？”

當晚6時，善良的山梨居民將段豔紅、胡菊花送到了東京。“兩天後，Technoclean公司老板內田正文也來到了東京，當著日本《每日新聞》記者、工會人員的麵承認，如果是日本工人，不會做出強行遣送那樣的舉動，很覺得對不起，答應可以商量賠償的問題。”

可是，在內田回去與中國中介湖北東創公司商量後，再回答的語氣全變了。

9月2日，全統一工會在日本眾議院召開了新聞發布會。“為什麽選擇這裏召開呢？工會考慮讓此事件成為一個影響中日關係的案例，政治家可以在第一時間參與。”莫邦富本想置身事外，可頭一天，日本國會給他打來電話，希望他能夠參加新聞發布會，在那裏，他第一次見到了兩名中國女工。

可是，就在新聞發布會開完，女工在中國的家人就接到了恐嚇電話：“你們的孩子還要不要？”

段和胡怕了，她們告訴了全統一工會。“工會又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幫忙，我想盡量和日本工廠商量解決就可以了，時間和精神成本都讓女工們耗不起。”就在這時，莫邦富獲悉，中國中介東創境外就業有限公司老板王香將在第二天抵達日本處理此事。

莫給王香打去了電話，希望王與女工們和解，能賠償女工一些錢化解此事。“可是，王香卻在電話裏說，她們（指女工）在日本拿到多少，讓她們放明白，回到湖北給我吐出多少。”王的強硬態度激怒了莫，“我告訴她，我要給湖北省委省政府寫信反映此事。”

王答複道：“我早已做好了讓這個公司上黑名單的準備。”

莫意識到，這事必須管了，女工們回國後的安危就在於此事件的影響有多大了。他必須和日本全統一工會一起，維護中國女工的合法權益。

研修生的“包身工”生活

早8點上班，加班到深夜12點，半年沒有休息：“51%的招納研修生企業為50人以下的小型工廠，沒有任何技術可以學習。”工資被百般克扣，“隻能通過不停加班，才能將債務還上”

“我想看下日本是什麽樣的，想學習一點技術，改變一下自己的生活。”段豔紅說。

“當然，我們來到日本做研修生，就是為了錢，這裏的收入比國內高。”來自中國山東省濟寧市的小郭說，他之前也曾經是一家日本工廠的研修生，在通過一次為自己的薪酬維權後，現在則是全統一工會的誌願者。

2005年的一天，段豔紅在黃石電視台看到了東創公司的招赴日研修生的廣告。她報了名，一起報名的還有另外8人。“我們先是被安排在東創黃石自己的工廠裏做服裝工人，每月有300-500元人民幣不等的工資。”幾個月後，日方的老板前來麵試，段等6人被選中。

研修在中文和日文中的含義是一樣的，都是指培訓、進修等，並非是簡單勞力的代名詞。日本相關法律對研修生製度的解釋為，發展中國家的人通過進修的方式，學習日本先進的技術技能，回國後為祖國的技術發展做出貢獻，美其名曰“日本對國際做出的貢獻”。

可是，段豔紅等人以到服裝廠做工的名義被招為赴日研修生，而接待她們的卻是山利縣昭和町的這家洗衣工廠。“日本法律規定洗衣工廠是不可以招納研修生的，這家工廠的行為涉嫌造假。”鳥井一平說，“現在51%的招納研修生的企業為50人以下的小型工廠，在那裏，是沒有任何技術可以學習的。”

2005年12月18日，段豔紅等6人登陸日本，之前，她們每人向東創公司交納了2.3萬元的介紹費。“來時去哪兒並不知道。”等待她們的是每月5萬日元的工作，折合人民幣是每月3000多元———“這要比國內高多了。”

但是，工廠對她們有嚴格的規定。“不準有手機，不準買電腦，不準上網，更不準跟外界接觸。”就連買菜，也必須乘坐工廠的車，並有人跟著才可以。近三年內，她們的路線是從住處到工廠3分鍾的路程上熬過。

第一年，她們是早上8點上班，晚上10點下班，第二年，工作時間延長至深夜12點。“我們有半年都沒有休息過，有一天，我想休息一下，被社長罵了一頓。”段豔紅說，每天，她們要把東芝、鬆下等工廠送來的工作服洗幹淨、疊好、裝包，“學習日語的環境是不存在的，就連外人也接觸不了幾個。”

因為洗衣工廠不能招收研修生，段豔紅等人不得不遵照老板的命令，一次次將工廠偽造成服裝廠，以應付可能到來的日方監管部門的檢查。“擺了幾台縫紉機，從別處借來一些衣服，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做過一件衣服。”檢查到來時，她們還要按老板的吩咐，將加班的時間表修改，“不能寫加班到深夜12點，隻能寫到下午6點，因為日本的法律規定，每月的加班時間不能超過33小時。”

莫邦富在多年幫助研修生維權時，接觸過一個極端的案例：“一些越南研修生，工廠限定他們去廁所的時間，超過一分鍾罰款15日元。”

段豔紅等人在第二年被轉為“技能實習生”，基本工資沒變，加班費增長了一些。“可是，老板開始扣我們的錢，要交房費、家具使用費等等的錢。”

莫邦富見到過一張類似於段豔紅等人的工資明細單。“那個工人的月工資為112000日元，但每月要扣除房租55000，被褥使用費6000，洗衣機費1500，電視機費1800，餐具費1000，煤氣灶費1000……甚至還要交1000日元的化糞池管理費。”最後，這位工人除去所有的錢被扣完後，反倒欠公司2萬日元的債務。“他隻能通過不停地加班，才能將債務還上，再加班的錢才是自己的。”

研修生外衣下的新奴工

美國國務院發表《全球販賣人口問題報告》，批評日本政府“執法意識嚴重欠缺”；日本不法雇主和外國中介聯手對付研修生，參照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受到法律懲罰的可能性為零

“這些年，來日本的國際研修生發生了變化，女性在增加，工種也在變化。社長都是日本男子，他們每隔半年就要去中國麵接一次，他可以決定要誰或不要誰。”鳥井一平說，“我認為這就是人口販賣。”

自從1998年與莫邦富一道第一次解救過中國研修生以後，全統一工會每年都要接到很多研修生尋求幫助的案例。“這讓我們的工會會員有些不滿，他們交的工會會費很多都支付在上麵了。”鳥井一平說，一年下來要幫300多人，全部都是中國研修生。

“日本的少子化導致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而日本政府對於一些勞動力密集的產業又不願淘汰，就隻能從中國、印尼、菲律賓，甚至南非等國家尋找廉價的勞動力。”莫邦富於1985年赴日後，對正式形成於1993年的研修生製度了解頗多。

全統一工會注意到，研修生數量正逐年遞增，僅在2006年，一年申請技能實習生（研修生第二年轉）的就達41072人。日本法務省統計，2007年全日本的研修生和實習生加起來總人數已達16萬人，這比10年前翻了2番。“中國研修生占到了 67%，大多集中在東北三省、山東省等地，大部分是農業研修生。”鳥井一平拿出一份工會遞交日本國會的報告顯示，僅在2006年，農業研修生就增加了很多。

他指著一份報告說：“今年6月4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全球販賣人口問題報告》，批評了日本政府‘執法意識嚴重欠缺’，我認為，這些研修生就是實際意義上的新奴工。”美國方麵的報告說，2006年日本的勞動基準局認定涉及“外國人研修生”的勞動法律違反案例多達1209件，可是隻有2例是判定雇主有罪。

日本雇主在雇傭研修生時，遞交給移民局的“雇用契約書”上，寫明的勞動報酬為每月 125000日元。“可是，研修生卻遠遠拿不到這麽多錢，剩下的錢去哪裏了呢？”鳥井一平懷疑，被中國中介、日本中介、日方公司合夥分掉了，“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中介能為日本工廠招募到研修生，那麽，他每月都可以拿到固定的收入。”

日本不法雇主和外國中介聯手對付研修生，參照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受到法律懲罰的可能性為零。

比起其他命運更糟的研修生來說，段豔紅等人還算是幸運的。日方的統計顯示，僅在廣島縣，扣留工資等行為的案件已經從2005年的9件上升為2007年的66件。

日本國際研修協力機構的統計顯示，2008年4-7月，在日本意外死亡的研修生為15人，9名為中國人。失蹤的研修生數量也在上升，2006年為1849人，而2007年則有3314人不知所終。

研修生製度，不廢也要改

“2008年3月25日，日本內閣定出了修訂研修製度的死時間，最遲要在2009年向國會提交法案。”日本內閣也已決定，對於湖北黃石的“東創公司”之類的中介，要通過外交渠道，製訂處理人販子的對策

段豔紅、胡菊花期待著工會的協助，通過訴訟途徑拿到自己該得的。9月下旬，日本律師鈴木、笠井治等人已向法院遞交了訴狀。

鳥井一平和莫邦富希望，通過這一個案例，警醒日本國會和內閣，以盡快修改法律。“我認為應該廢除這個製度，要真正給予那些研修生以技術教育，如果缺少勞動力，就要光明正大地接收勞工，而非以限製他人人身自由和支付低廉的報酬的手段，獲取他國的勞動力。”他說，如果沒有人身自由，那就是奴隸。

11月，全統一工會遞交日本國會的建議書將會公布，並將在國會正式審議。“每年的6月，是日本法律修改或通過新法律的高峰，我想，應該在那時，有關研修生製度的法律得以修改。”鳥井一平說，“可是，問題是能改到什麽程度，我盡力而為。”

為外國研修生盡力而為的日本組織屈指可數，鳥井一平處理過45個國家的研修生案件，可是，在東京，類似的組織卻隻有3個。“按照日本法律，研修生也有組建工會的權利，可是，日本人自己都很少加入工會。”他為此感到遺憾，“或許，中國研修生的案例，也能讓日本人注意到自己應該享有的權利。”

日本政府近年也意識到了研修生製度的缺陷，也試圖從法律角度糾正。“我作為民間人士，多次參與了修訂有關研修製度的法律前期提案。”作為有影響的旅日華人，莫邦富代表了一部分華人的想法，“2008年3月25日，日本內閣作出決定，定出了修訂研修製度的死時間，最遲要在2009年向國會提交法案。”

莫邦富和鳥井一平等人參與起草的修改意見提出，要開設研修生（含技能實習生）熱線，接線員語言為漢語、越南語、印尼語等研修生的母語。除工作日外，周末及夜間，熱線也要有人值班，並要做到讓每個研修生都知道熱線的存在。

日本內閣也已決定，對於湖北黃石的“東創公司”之類的中介，要通過外交渠道，加強勞務派出國政府強化對中介公司的審核，製訂處理人販子的對策。從今年開始，法律規定發現勞務派出國的中介公司收取保證金並不歸還者，不容許該公司繼續向日本輸入研修生。

對於徹底廢除研修生製度，支持者不僅是鳥井一平，日本東京入國管理局（移民局）前局長阪田英德也公開稱：“現有製度已經無法改變日本勞動力市場萎縮現狀。”他提出，日本應在未來50年內引進1000萬移民。

日本厚生勞動省也支持廢除研修生製度，應將所有人納入日本《勞動基準法》的保障體係內，可是，維護中小企業利益的經濟產業省卻予以反對。

經濟產業省早在2007年已提出了“亞洲人才構想”，計劃選拔日本各高校的亞洲留學生在還未畢業時到日本公司實習，這一政策意圖彌補研修生製度一旦被廢除後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