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十年，這個被稱為“富豪”的群體從橫空出世的第一天開始，便成為公眾的焦點。他們的錢是怎樣積累起來的？他們是一群怎樣的人？這些年，他們又是怎樣“演化”的？在中國的“富豪”十周歲之際，南方周末試圖回答這些一直沒有被回答清楚的問題。

財富積累的時代印記

“如果把成功定義為擁有財富多少的話，那麽這50人就是中國大陸最成功者，他們的故事能讓全世界更好地了解共產黨執政下的中國社會。”胡潤在1999年發傳真給歐美等國一些著名傳媒機構時，這句話一下子打動了當時的《福布斯》主編Laury Minard，他決定刊用這一榜單。

第一位“中國首富”是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榮毅仁於1979年應鄧小平所托成立了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中信集團前身)，可謂是標準版的“紅色資本家”。

榜單發布時，一位叫馬雲的年輕人剛獲得投行第一筆500萬美元的融資，Laury Minard說：“將來的富豪榜上一定有這個小個子中國人的名字。”6年後的胡潤百富榜上，馬雲以30億元財富居第36位，並由於雅虎中國業務並入阿裏巴巴而成為中國企業界炙手可熱的人物。

榮毅仁和馬雲在不同年份以“富豪”的姿態進入大眾視野，折射出中國政經和商業變革的縮影。

中國富豪蜂擁而現的近十年，大體可以分為三波。第一波是1999年至2002年，第二波是2003年至2006年，最新的一波是2007年至今。

盡管“高科技”富豪張朝陽於1999年就出現在富豪榜上，此後出現的還有楊瀾、徐明、郭廣昌等年輕一代企業家，但1999年至2002年間的富豪中的大多數，其身上的“計劃經濟”特征甚為明顯；換句話說，這一階段的企業家們的財富積累方式或命運的分化更多地與體製改革因素相關。

原健力寶掌門人李經緯、原樂百氏掌門人何伯權和美的集團掌門人何享健，這三位廣東企業家同時登上過1999年的富豪榜。他們的企業都是從鄉鎮企業發展而來。在一個政商關係混沌的年代中，他們的命運被特殊的所有製結構所左右。

“2003年10月15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這一天，有兩個中國人同時登上了‘巔峰’，一個是‘中國太空探索第一人’楊利偉，一個是‘2003年中國首富’丁磊。他們昭示的最大意義在於：前者從根本上拓展了中國人數千年以來地域上的時空觀念，後者從本質上改變了中國人對於財富的時空觀念。”這是IT評論家方興東於2003年胡潤百富榜後的評論。

盡管這一評論有娛樂的成分，但在2003年至2006年的中國企業界，“財富榜樣”開始成為人們公開談論的話題，盡管河北大午集團掌門人孫大午2003年被判刑再度引發“原罪”話題的爭議，但與世紀之交那種大都羞於露富的氛圍相比，此時的企業家們追逐財富更為自然，而且在注重財富增長的同時關注財富品質。

這也是胡潤從2003年開始除了推出一年一屆的百富榜外，同時推出“房地產影響力人物50強”，“IT富豪榜”係列子榜單，以及後來持續發布“慈善榜”的緣由；萬科掌門人王石從來沒有登上過百富榜，但他深受中國房地產富豪推崇，這便是“榜樣的力量”。

這一階段的富豪群體，與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聯係更為緊密。丁磊成為2003年的首富，與互聯網業經一輪低潮後重新勃發息息相關，類似的財富神話還有陳天橋的故事，他於1999年以50萬元創立盛大網絡，5年後以88億元財富成為中國“第二富 ”。同樣，黃光裕蟬聯2004年和2005年中國首富，也得益於此間國美借殼上市及中國零售業的飛速發展。

2006年前後其實是中國企業史上一個有趣的時段。之所以說“有趣”，是因為它設了一個“博傻”的圈套。聰明的企業家們越發關注商業模式的變革，理智的企業家們以穩健為核心理念，有遠見的企業家開始關注未來趨勢，而莽撞和盲目樂觀者眼中隻有盛世萬象和遍地黃金。

沈南鵬與好友先後創辦攜程網和如家連鎖酒店，離如家上市還有一年，他又開始執掌紅杉資本(中國)基金，轉做創投，與其說這是他的性格使然，不如說他感覺到了中國經濟持續飛奔背後的陰霾。江西賽維的年輕掌門人彭小峰沒有去做房地產，而是選擇了未來核心產業之一的太陽能。

2007年是一個財富無限膨脹的年份，當楊惠妍以1300億元成為中國首富，當富豪榜前十位“十有八九”與房地產有關時，“財富”二字甚至開始讓民眾和傳媒生厭。有人嘲諷道：“大國崛起，還是首富崛起？中國曾經有過500強，可傳下來的隻有宅子。”

這一年的10月，A股市場氣勢如虹衝破6000點，不少股票不到一年間漲了幾十倍。盡管資本化和金融化是中國經濟必經的階段，但在普通民眾甚至不少企業家財富管理技能匱乏的情形下，這種財富盛宴不過是吹起來的大泡泡，或說是“少數派的遊戲”。

當2008年大潮退下，人們開始重視起之前忽略的財富大亨，比如日照鋼鐵的掌門人杜雙華。然而，在中國轟轟烈烈的整合大潮中，如今的民營鋼鐵巨頭日照鋼鐵卻麵臨被山東鋼鐵集團吞並的可能，有人開始感慨當下出現的“國進民退”的趨勢，當然這一話題在富豪財富增長方式的討論範疇之外。

願作烏龜而不是鯰魚

“我很高興當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陽光的。”這是新希望集團掌門人劉永好成為2001年“中國首富”後到央視參加崔永元主持的《實話實說》時說的一句話。

這句話很平實，但卻極具開創精神。因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許多商人都是“夾著尾巴富起來”的，而取代榮氏家族戴上首富桂冠的劉永好卻直麵應對，令許多企業家詫異。

聯想起2001年7月江澤民在建黨80周年大會上第一次將民營企業家定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多數企業家開始由之前害怕登上富豪榜，變為“劉式”坦然，甚至主動希望上榜。

但第二年的情形突然有了變化。一份關於富豪偷稅的調研報告廣為傳播，這份報告稱：“目前我國每年流失的稅款大致在1000億左右，其中的大部分被一些富豪收入私囊。”報告的結論是：“對於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高收入階層，相當一部分積累下來的財富來源於遊離於社會監管體係的‘灰色地帶’。”

一時間企業界風聲鶴唳，胡潤期盼的更多劉永好式富豪不但沒有出現，反而接到了一些恐嚇電話，恐嚇者稱如果將其拉進了這一年的富豪榜，胡潤“後果自負”，有一天晚上幾個彪形大漢甚至到他上海的家門口“蹲點”，給他施加壓力。

這一事件加重了社會的仇富心態，一些本來決定當鯰魚的企業家，情願做起“烏龜”來，所謂明哲保身嘛。

2003年是社會仇富心態集中爆發的一年，這一年的1月22日，山西海鑫鋼鐵集團掌門人李海倉在辦公室被同鄉槍點擊查看QQ秀殺；2月12日，浙江“皮革大王”周祖豹在家門口被亂刀捅死；8月17日，甘肅地產商劉恩謙在蘭州被槍殺……

此類事件令有關部門非常震驚。《中華工商時報》引用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年初的一項調查稱：“我們並不諱言先富階層中，確有有愧於建設者稱號的人和事，但這隻是極少數。”“正確認識和評價先富階層，對於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持續穩定快速發展，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不過，直到現在，貧富差距之大仍是政府的一大心病。特別是最近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後，鴻溝越來越大。以至於香港知名報人林行止也於今年年中宣布，有感於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加劇，他不願再做盲目的市場信徒，他聲稱中國隻有製定一套在“向錢看”與社會公平之間平衡發展的政策，其崛起才對提高人類福祉有積極意義。

對政商關係邊界難以把握精準，是民營企業家的另一件頭疼事。十年間這一群體處理政商關係的類型大致有四種，第一種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風光，卻常心生唏噓；第二種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結，共謀“大業”；第三種是“不倒翁型”，環境惡化抑或決策失誤後，總有“貴人“相助；第四種是“緊鬆分明型”，各有所需，但從不越界。

江蘇商人嚴介和是第一種類型。他從創業一開始就表現出很高的政治智慧，他的太平洋建設集團承接的幾乎全是政府項目，他說：“和政府打交道沒什麽風險，你要想著真正為政府分憂，並且去做了，就會贏得政府官員的信任。”然而他最後也是在政商關係上栽了跟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曾把旗艦業務公司從江蘇遷到了上海。

原上海福禧投資掌門人張榮坤和原茂盛集團掌門人劉根山屬於第二種類型。這兩位上海商人雖一少一老，都是“公路大王”，都與上海社保案有關。

因為可以借助政治杠杆，張劉二人的經曆和手筆讓人驚歎。張榮坤以13億財富登上2002年胡潤百富榜時為34歲，僅比榜單上最年輕的富豪、大連實德掌門人徐明大3歲。事實上，他的真實年齡隻有29歲——因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出於掩蓋資曆太淺而躥升太快的目的，張榮坤把自己的年齡虛報了5歲。

台州商人邱繼寶是第三種類型的代表。他是6年前就曾被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稱為“國寶”的縫紉機大王。今年年初，邱繼寶執掌的飛躍集團資金鏈就已非常緊張，但在3月份北京召開的“兩會”期間，他還在央視新聞聯播中出現，大談“自主創新”。5月份飛躍可能破產的消息傳出後，坊間大驚。然而，各級政府部門都樂於伸出援手，從椒江區政府到台州市政府，再到浙江省政府甚至商務部，均非常“踴躍”。

第四種類型的代表性企業家是無錫尚德掌門人施正榮和江西賽維掌門人彭小峰，為了引入太陽能產業，江蘇無錫政府和江西新餘市政府分別對施彭二人的進駐提供最優質的服務。無錫市政府敦促國資入股給尚德成長以關鍵推力，上市前又責成國資悉數退出以防牽製其將來發展，而當尚德和賽維走向正軌時，政商邊界相對分明，這也是兩家太陽能旗艦企業迅速騰飛的關鍵原因之一。

不過，就算企業做得足夠大，大多數中國富豪都認為，低調總沒有錯，而且低調並不等於示弱。於是我們看到盡管黃光裕十年間三次成為“中國首富”，但他始終毫不張揚。

願意作烏龜而不願作鯰魚，中國富豪的這一脾性與中國特殊的政經環境有關；做一隻快樂的鯰魚，要衝突的樊籬實在太多了。

他們的成熟與未來

財富社會的主角並不單獨屬於富豪這一群體，普通民眾的見聞感受是社會財富觀變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可否認，十年富豪榜和十年間上榜的逾千名富豪，他們五彩斑斕的經曆為人們創業和處世態度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藍本。

當史玉柱幾度沉浮，從賣漢卡到賣腦 白金，再到以網遊公司掌門人的身份在紐交所成功上市，人們看到了“巨人”的堅忍。同樣，當不少企業家在政商關係上一籌莫展或是遭遇滑鐵盧時，萬通掌門人馮侖 “擇高處立”“同心同德，予以不取”的建議讓人醍醐灌頂。《從優秀到卓越》一書的作者、美國管理大師吉姆·柯林斯曾說，一家公司從優秀到卓越，跟從事的行業是否在潮流之中沒有關係，即使是一個從事傳統行業的企業，即使它最初默默無聞，它也可能卓越；但柯林斯又強調“不但要卓越企業，更要卓越社會”。

當然大眾有時會表現得過於苛刻。史玉柱曾委婉地批評大眾的不夠寬容：“社會對我的要求要比對陳天橋、丁磊要高，因為我曾經是一個失敗者，中國人骨子裏是成王敗寇的思維……做了希望小學，我不敢說，說了媒體會罵我，投資華夏銀行賺錢，也是我的錯，找不出其他的毛病，就說我投機。”

不過總體而言，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變遷，連同中國內地的企業家，他們與歐美的變遷和歐美富豪的財富觀、管理理念、社會責任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中國仍在城市化的進程當中，產業的集中點在房地產，而歐美國家已經進入後城市化時代了；在歐美國家，個人英雄創業的年代已經過去，品牌時代深入人心，而中國企業和大眾對品牌重要性的整體認知度較低……

十年間中國富豪做慈善雖有長足的進展，比如餘彭年、黃如論等慈善家，他們確是把慈善當成事業來做，比如黃如論樂善好施，在2004年至2008年的連續五年的胡潤慈善榜上，始終名列前茅，曆年捐贈額超過3.7億，又如原浙江南都集團掌門人周慶治把企業大部分股份賣給萬科，自己獲得退出後，成立了“南都公益基金”，主要用於資助農民工子女教育。

有人認為中國的慈善體係機製陳舊，需要對其信任度先打個問號。其實所謂的慈善，並不一定要向巴菲特或是比爾·蓋茨相比，兩者分別於兩年前和今年6月，捐出了個人財富的絕大多數，這種魄力全球也鮮有能比肩者。大多數中國富豪需要做也能夠做到的，是從哪怕小社區、小捐贈開始，培養一種持續責任心，當然如果能在慈善方式上有所“創新”，就最好不過了。

段永平和丁磊前年9月到浙江大學共捐了3000萬美元成立了一個教育基金，值得關注的是他們設計了一套名為“等比配”的機製——浙江大學不能直接從這一基金中拿到錢，隻有當他人每在浙大捐贈1元項目建設費，等額捐贈基金就會抽出相同數量的錢配比捐助，等額捐贈基金單筆項目出資將不超過100萬美元。

十年彈指一揮間。如果說2002年前“中國首富”在榮氏家族和“飼料大王”劉永好間的更替，映照的是中國的體製特征和農業大國的國情的話，那麽之後“IT新貴”丁磊、“零售巨子”黃光裕登頂富豪榜，是暗合了世界經濟的潮流和產業特征——網易對應的是微軟，國美對應的是沃爾瑪，而中國正是2001年底加入WTO的。當然中國企業的“內核”遠不夠成熟，羽毛還遠不夠豐滿，同時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外部環境並沒有實質性地改善，比如當年萬眾期待的“非公36條”頒布兩年多，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民企進入壟斷行業的夙願依舊如鏡花水月。

而當去年虛擬經濟的泡沫退去，今年內憂外患重重，中國許多民企特別是中小企業如今的境遇，甚至要甚於十年前。看來，中國富豪即使想做鯰魚，也得先學會做隻頑強卻善於變通的烏龜，當然，此烏龜不是十年前的彼烏龜。

20世紀的英國作家戴維·赫伯特·勞倫斯曾說：“我們的時代說到底是一個悲劇性的時代，所以我們才不願意悲劇性地對待它。”這句話用在今天的中國企業家身上，似乎再適當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