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懷念的文字都抵不過阿梅生前交往甚密的老友劉培基，她的親愛的Eddie哥哥，所以重讀劉培基的文章是進入梅豔芳生命最後時刻心境的最好選擇。他從阿梅一出道就做她的形象設計，尤其是他為其設計的服裝，一直陪伴她到終老，就是她最後所穿的中西合璧的象牙旗袍也出自這位最尊敬的Eddie之手，兩人的感情可見一斑。下麵就是劉培基的悼念文章。
劉培基的悼念文章：
我曾經跟梅豔芳和羅文說：“我無親無故，假如有一天，我走了，我的身後事就交托給你們了。”做夢也沒想到，他們都比我先走了。
我原以為退休生活優遊自在，開心快樂，想不到，我的好朋友接二連三出事了。由02年5月接到羅記的電話，告訴我他患了肝癌；然後，Leslie突然離開；連Anita也竟然得了重病。這兩年多來所發生的一切，令我身心疲累，我很痛。
讓她自己作決定
1999年，梅豔芳曾跟我說，她做例行檢查的時候發覺患上婦科病，子宮長了個水瘤。我對婦科病並不了解，她輕描淡寫地說：“隻是平常事，醫生說會自自然然痊愈的。”02年12月6日，這是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日子。那天我剛替羅記做完為七，離開香港回到家裏，原以為鬆一口氣，但在淩晨兩點多，收到阿梅的電話，她說：“我剛收到身體檢查報告，醫生說不太好。”我知道事態嚴重，笠日，立刻返港。
見到阿梅，她告訴我她患了子宮頸癌，但她出奇地平靜，她跟我說：“Eddie哥哥，這一生我都很尊敬你，很聽你的話，但這次希望你讓我自己做一個決定。人生，也不過是這樣，都是辛苦的。我會接受治療，但如果要我受很多痛苦，那我就不想了，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很辛苦。我想先試中醫，我比較相信中醫，而且中藥治療沒那麽辛苦。”
愛芳的病令她留陰影
我內心急得不得了，但我不敢在香港有所動作。我知道北京有一位姚教授，是這方麵的專家，便請他飛來香港看阿梅，吃了幾次中藥後，姚教授建議阿梅接受中西配合的治療。然而，阿梅姐姐愛芳的病令她留下陰影，愛芳一開始便看西醫，她覺得她姐姐很辛苦，她不喜歡這種感覺。而且，她擔心施手術會令中氣受損，影響唱歌，又擔心接受電療、化療會大量脫發，影響儀容，無法工作。
在朋友介紹下，我陪著她到蘇州，上海看其他中醫。她很積極地配合，但我發現效果不大。
到蘇州求醫的日子裏，閑著無聊，我教阿梅用手機發短信，她很聰明，一學就會了，從那時起，我便經常接到她的短信。有一回我收到她的一首詩，我看得傻了，我驚訝於她如此有文采，她一定度過了很多個寂寞的夜晚，才會看到這樣的詩，我當時覺得她很淒涼，良久也不懂答她，因為真的感覺很痛。
腫瘤嚴重出血
一天，友人致電問好，我心裏憋不住，說：“其實我很不好，很辛苦，因為一個朋友有事。”朋友沒有追問是什麽事，倒勸我找個人分擔一下，但我說：“不可以，我對任何人也不能說。”我一直替阿梅保守著這個秘密。
在這過程中，發生了張國榮事件，我和阿梅沉重得不得了。
我開始跟阿梅研究，不如轉看西醫，剛巧有圈中好友致電阿梅，她把病情告訴了這位好友，好友介紹了張醫生(阿梅的主診醫生)給阿梅認識。03年7月23日，阿梅第一次接受電療。
梅豔芳是個很神奇的人。當時她的情況其實已經很嚴重，腫瘤出血得很厲害，也不明白她那麽瘦弱的人竟可以撐得住。接受電療後，她的腫瘤消失了。
病中情緒反複
在打這場仗的過程中，阿梅的情緒很反複，希望各位朋友看到這篇文章時，能了解到每個人對生死的看法都不同。我與阿梅除了在工作上合拍外，對生死的看法也很接近。如果可以健康地生活，那是最好的，但可能因為我們經曆得多，覺得生死並不是太重要。阿梅有時候會開心地說：“好番嘍！”有時候不太樂觀便會說：“無所謂嘍！”我們曾跟對方說，無論誰先走，到了天國，都會回來告訴對方，那邊是怎樣的一個世界。我們的話題盡量積極，但也難免有脆弱的時刻。
沒有體力應付彩排
她能夠在生命最後期舉行演唱會，可說是個奇跡，她是全憑意誌支撐完成這件事。她一定要開個唱，我想有兩個原因，最重要的是她希望在台上跟歌迷再聚一次，其次是她真的希望穿一次婚紗，她選擇嫁給舞台。
演唱會前十多天，她因為剛做過化療，身體很弱，雖然安排了彩排時間，但她根本沒有體力去應付。
開show前一星期，我到她睡房裏，摟著睡在床上的她，說：“小妹妹，起身啦！”她一轉身，抱著我，看見她這麽累，我說：“如果真的太累，遲些才做吧(演唱會)！”但她說：“一定要做，不做沒得做啦！”她的話猶如在我心上插了一刀。
在那刻，我還能說什麽呢？我跟她說：“我了解你的堅持，但你不要告訴任何人，這是我和你做的決定，你天生屬於舞台，任何彩排你也不必理會，你把所有關於演唱會的工作押後，反正不必跟舞蹈藝員彩排，你保留體力至開show前兩三天，才跟上海管弦樂團彩排，不必向其他人解釋原因。”有幸看過這個演唱會的人，都知道阿梅已經盡了全力，做了個好show。
如有毒藥會喝下去
每晚完場後，我都在她家陪她吃宵夜，當時她已經吃不下，因為吃了東西便覺得不舒服，需要吃很多胃藥，我很擔心她的肝或胃出現問題。她吃得那麽少，卻需要大量體力應付表演，發燒也照樣演唱。其實她很應該去檢查，但她抽不出時間。
為了替阿梅做演唱會服裝，我已經在香港留了個半月，因此並沒有陪阿梅去京都。我以為隻要待她回港，繼續治療便可以了。可是，當她入院檢查，醫生要求阿梅給他們更多時間。要她留院開始療程，醫生說她能夠做演唱會已是奇跡，是上天特別賜給她的，但阿梅早已安排了很多工作，在朋友力勸下，她發了個短信給我：“如果我現在不工作，我會胡思亂想，做的話就不會想太多。你知否我做完化療有多辛苦？我想，如果事情發生在你身上，要是麵前有一碗毒藥，我相信你一定會喝下去；如果是我，我也會那樣做。”我理解她的想法。
不過，結果她依然要入院留醫，她當時的血小板很低。
眼神充滿不舍與無奈
希望大家不要怪責我們在那時候撒謊，試問有誰願意每天都有一群人站在你家門前，看看你病成什麽樣子？我們唯有用盡不同的方法和途徑進出醫院，那是很不好的經曆。病人是不應該受到騷擾的，應該待她病好了，才出來跟大家見麵；加上未免影響到醫院裏的病人和他們的家屬，我們更加不得不這樣做。
過去的一個月真的很難受。阿梅幾乎整個12月都住在醫院裏，我隻得不停進出香港，每次陪她三、四天。
12月20日，收到消息說阿梅要進深切治療部接受一些療程，隻因為那些儀器都在深切治療部，而不是因為她有生命危險。
笠日我回港看她，其他人都出去了，我坐在她床邊，她把手伸給我，我捉著她的手說：“小妹妹，不用擔心，小事而已，用心，好好休息便沒事了，醫生說你很堅強。今天晚上我就走了，因為沒帶衣服，也沒訂酒店。”她叫我到她家住，說可以叫助手替我買衣服。剛巧醫生進來看她，我怕她不許我走，就趁那機會離開了，當我走的那刻，她看著我的那種眼神，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她的眼神是矛盾的，充滿不舍與無奈。
我離開病房時，覺得有點後悔，但我跟自己說，我坐著也於事無補，隻會騷擾其他病人。
最難忘的平安夜
臨行前，我答應24日回港陪她度聖誕。當我在下午四時多抵達醫院，發覺氣氛很有點異樣，當時陪著她的有契媽(何冠昌太太)蘇小姐，連炎輝，每個人都好像“有些事情”。不知道是否由於醫生替她用了鎮靜劑和止痛藥，阿梅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如果你大聲跟她說話，她會醒一會兒，然後又再入睡。我度過了一生最難忘的平安夜。醫生告訴我們：“梅小姐的情況不太好，但我們已經出動每個部門最好的醫生，我們一直搶救她的每一部分，這是緊要關頭，很多事情都要看這幾天了。”我看著醫生替阿梅插喉，真是心都碎了，因為之前她隻需要吊營養水，若果不是危急，也不會替她插喉，我知道這是惟一的，也是最好的方法給她營養和增強抵抗力。
我是如此的疼愛她。如果我不是一個非常鎮定、理智的人，如果我稍微衝動，我會寧願就此死掉，有什麽比愛莫能助更難過？看著自己一手培植了這麽多年的人受這樣的苦，我一點也幫不上她。
把關心她的人拒諸門外
往後的幾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過的。我們不停收到電話，朋友都說要來探望阿梅，我不明白他們的消息從何而來。可是，這是危急關頭，越少人接觸她，她便越少機會受到感染，為她好，我隻得硬著頭皮，不住替她擋駕，我把我沒有必要開罪的人都開罪了。凡事沒有絕對，阿梅多朋友本來是好事，但想不到今天會要我替她承擔，把關心她的人拒諸門外。還有一點，很多朋友在那關頭都想給阿梅介紹醫生，認為可以“搏一搏”，但我覺得應該尊重病者意願，這位主診醫生是阿梅自己選的，而且已經有七、八個全港最頂尖的醫生照顧她，若然在那時候突然加入其他醫生，反而打亂陣腳。
她的眼珠不停轉動
12月29日，下午四點，醫生說：“陪她多些，她應該是這個鍾頭的事了。”我的心很急，但急也沒用。很多愛惜阿梅的朋友要來看她，我也不再阻止了，當她還有得救治的機會，我不希望有人打擾她，但如果這時候再不讓朋友見她，是太不近人情了。
我陪在她身邊，朋友每三個三個的到床邊看她，我告訴她誰，誰，誰來了，也不知道她是否聽得到。在那七、八個小時裏，她的眼珠不停轉動，醫生解釋說是腦神經線的自然反應，不等於她看得見人。我看著她的心電圖，血壓，呼吸，她不斷奮鬥，她真的很強勁。
直到淩晨兩點多，梅媽的情緒很不穩定，我盡力安撫她。突然，我看見Donny(阿梅的助手)衝出病房，我心知不妙，他一定是去找醫生，我看見阿梅的心電圖已成一直線，我立刻捉著她的手，叫她放心，不要牽掛，有緣總會再見。她走了，她的樣子很安詳，沒有半點掙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