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惡劣的行為為尼日利亞人民帶來了嚴重的傷害，事後受害的家庭提起訴訟，11年後的今天，終於還了他們一個公道。
這裏雖然貧窮，但並不缺乏天真爛漫。雖然肆虐的蚊蟲帶來了瘧疾、霍亂和腦膜炎，但是陌生人帶來的藥片，可以幫他們度過難關。直到有一天，孩子們忽然發現，那些陌生人帶來的，除了謊言，還有比腦膜炎更可怕的東西：那就是死亡、失明和癱瘓。
開場說的這一幕發生在尼日利亞北部的“卡諾”地區。那些帶去所謂藥片的陌生人，來自大名鼎鼎的美國輝瑞製藥公司。
由於戰亂和衛生條件惡劣，西部非洲兒童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就在這樣一個急需救助的地區，輝瑞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
2000年12月18號，美國《華盛頓郵報》經過長達一年的調查，發表了一組名為《利潤和生命的天平》的調查性報道，披露了一些製藥公司紛紛到發展中國家進行廉價藥物實驗的醜聞。在實驗國家名單中，就包括尼日利亞。一石激起千層浪。尼日利亞人走上街頭，表達對製藥公司不齒行為的憤怒。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這場風波的主角——輝瑞製藥公司開始意識到陷入了麻煩。
事情還得從1996年1月說起：
問：怎麽樣才能讓我們的藥更快地通過聯邦審查呢？
答：那就要證明它具有更廣泛的抗菌效果。
問：可有的病菌在美國的衛生條件下不可能爆發，這該怎麽檢驗？
答：那就去非洲試試吧，那裏有你需要的一切疾病。而且，這還能為你贏得博愛的名聲。
這是1996年1月發生在輝瑞總部大樓內的一段對話。對話的兩個人，一個是“特洛芬”研製小組的負責人霍普金斯，另一個是輝瑞的新聞官羅賓斯。
當時，輝瑞的抗生素類新藥Trovan(特洛芬)正在向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報請批準。為加快審批程序，輝瑞公司希望盡快證明這種新藥的療效。
於是，1996年2月，一支由六個人組成的輝瑞醫療隊出現在了尼日利亞北部的卡諾傳染病醫院。
卡諾地區，正在爆發流行性腦膜炎，還有常年不斷的瘧疾、麻疹和霍亂。疾病造成3千多人死亡。許多兒童也被感染，但卻求醫無門。讓染病的孩子接受外國人提供的免費治療，成了絕望的家長們唯一的希望。這也滿足了這支特殊的醫療隊最核心的要求。
“他們找來了將近200個感染了腦膜炎的孩子，把他們分成兩組。給其中一組服用輝瑞公司生產的Trovan(特洛芬)，而另外一組服用一家德國公司生產的“頭孢曲鬆”。這可不是普通的治療，也不僅僅是普通科學意義上的對比實驗。”——華盛頓郵報。
根據那家“頭孢曲鬆”生產商的描述，輝瑞公司為了突出特洛芬的療效，有意大幅度減少了“頭孢曲鬆”的使用量。藥量不足，療效自然達不到應有的效果。參照組的兒童開始有人死亡。
而在特洛芬組中，為了觀察特洛芬的療效，實驗人員在一些患兒生命垂危之時，仍然拒絕改用其他藥物。結果，特洛芬組中，5名患兒死亡。殘疾病曆也迅速增加。
三周之後，近200名患兒中共有11人死亡，其餘181名患兒全部落下殘疾。有的失明，有的耳聾，有的腦損傷，有的全身癱瘓。
輝瑞醫療隊迅速撤出，在尼日利亞沒有留下有關這次藥物實驗的任何記錄。
從11年前悲劇發生，到2000年報紙曝光後陸續有尼日利亞患兒家長提起訴訟，這場官司一直就沒有正式啟動。上個月（2007年5月），在經過6年多的調查之後，尼日利亞卡諾州政府同時提起刑事和民事訴訟，要求輝瑞8位高管和研究人員承擔刑事責任，並要求該公司作出20億美元的民事賠償。輝瑞對所有指控一概予以否認，並陳述了自己的一大堆理由。
指控一：輝瑞在尼日利亞的兒童身上進行藥物實驗。
輝瑞公司稱，特洛芬當時已進入最後的研製階段，之前已經進行過5000個患者的臨床實驗。輝瑞在尼日利亞隻是為了治病。
指控二：輝瑞對尼日利亞患兒使用的是從來沒有測試過的特洛芬口服藥片，並非它在美國報批的注射針劑，有嚴重副作用。
輝瑞公司說，之所以將“針劑改片劑”，是因為非洲的艾滋病形勢嚴峻。使用注射療法有可能使病人感染艾滋病。他們專門為非洲生產了特洛芬藥片，恰恰是他們公德心的體現。
但《華盛頓郵報》的調查發現，輝瑞之所以使用口服藥片，是想觀察消化液會不會影響這種藥的療效。
指控三：患兒接受治療後出現了耳聾、癱瘓等症狀甚至死亡，特洛芬難辭其咎。
對此，輝瑞的回答更為直接。他們說剛進駐醫院時，醫療隊收治的還主要是輕度患者。隨著疫情擴大，重症患者增多，一些病人死亡並不反常。而耳聾之類的症狀本身就是腦膜炎的後遺症。輝瑞公司認為，僅憑這些，並不能斷定特洛芬的副作用。
可是，《華盛頓郵報》得到的一份輝瑞公司的內部文件顯示，實驗室實驗結果表明，特洛芬確實存在致命的副作用。
指控四：輝瑞在進行藥物實驗時沒有征得病人和家屬的同意。
輝瑞的解釋很幹脆：因為大部分當地居民不會寫字。所以，口頭契約甚至默認，便成了病患之間醫療服務的唯一依據。
不過，輝瑞始終沒有對為什麽禁止患兒父母探望孩子給出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