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西安的孫安民、廣州的徐大江、深圳的陳書偉和李選輝等4位職業打假人來到南寧，記者與他們近距離地接觸了幾天，試圖從他們幾個人的身上了解這個特殊群體的生存狀況。
走到哪裏“打假”到哪
8月下旬，孫安民、徐大江、陳書偉和李選輝等4人分別出現在南寧市的通信市場、一些大藥店和幾個大型超市裏。他們本來是到南寧來遊玩的，職業習慣使然，他們的腳步仍忍不住走進了這些地方——看看南寧的消費品市場“幹不幹淨”。
將手機入了南寧本地網，還購買了部分藥品和日常用品。很快，他們發現了問題。然後與各個商家交涉、投訴，無果後直接上藥監、工部等部門舉報，有的甚至起訴到法院。
在來廣西之前，他們在深圳住了兩天。由於酒店設施存在明顯的不安全因素，徐大江被碰傷了腳，投訴後得到的答複是，設施是在旅遊局備了案的。“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說的”，徐大江有些氣憤。他希望酒店給出一個說法，但對方拿來一瓶藥水後，不再理睬他。於是他們將房間裏自費的計生產品全買了下來，起訴到法院。因為這些全是三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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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打假人徐大江在南寧的一家藥店買了一些疑問藥品
離開廣西後，陳書偉到了鄭州，花了340元去少林寺遊玩，旅行社隻拉他們看了兩個景點就收工。毫不客氣，陳書偉以“短斤少兩”為由將旅行社告上了法庭。
陳書偉說：“旅行社將為此付出5000元的律師費。”
走到哪，“打假”到哪，這是職業打假人的一慣做法。按照商家刻薄的說法，職業打假人都是“刁民”。
打假之路是被逼的
他們不是天生的職業打假人，與所有普通老百姓一樣，他們開始都是消費者。讓他們走上這條路的，是他們買到了假貨或遭遇了消費陷阱，投訴無門，加上“隻爭一口氣”的性格，使他們走上了職業打假之路。按他們自己的說法就是“被逼的”。
先說孫安民。2000年，他在西安市某花園買了兩套房，事後發現他所買的兩套房子居然有8個買主，是典型的“一房多賣”。孫安民找到開發商，要求退錢或買房，怎麽協商都不成，最後開發商幹脆躲了起來。
無奈之下，孫安民隻得不停地奔走：上訪、投訴、舉報、訴訟，找媒體、找消協、找房產局、找公安局等，3年多過去了，沒有任何結果。而開發商的項目卻越建越多，房子越賣越火，收的購房款高達1億元。孫安民在奔走中了解到，開發商建的全是違法項目，一個證都沒有。
孫安民被迫走上了房產打假維權之路。目的很簡單：討回自己的房款，阻止開發商繼續違法，避免其他購房者上當受騙。
陳書偉也一樣。他原是深圳的一個生意人，開間小公司。手機經常被莫明其妙地扣錢。2004年3月，他選用通信運營商的一款套餐業務，隻用了兩個月，套餐被莫名其妙停了。他不滿對方的答複，於是將通信運營商告上法院，但最後被判敗訴。
從此，陳書偉拋下生意，與通信運營商“死磕”，針對他們的“消費陷阱、霸王條款”，開始了漫長的訴訟征途。
打假打成法律精英
購物→到相關部門谘詢→查閱法律條文→向商家投訴→整理材料向主管部門舉報或立案，或向法院起訴→等傳票→上法庭。這些一般消費者看起來非常麻煩而不願意做的事，是職業打假人的日常工作。
賣場、工商、質檢、法院，是他們時常逗留的地方。除了相機和購物發票，還有一樣得力武器，就是法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合同法》、《產品質量法》、《廣告法》等相關條款，他們爛熟於心。
今年60歲的孫安民是“1966年的初中畢業生”，陳書偉也不過高中畢業。“而我們現在的水平絕不遜色於法律專業科班畢業的研究生。”對於自己豐富的法律知識和實際操作能力，他們感到自豪。
職業打假人精通談判、投訴、舉報、訴訟的各種程序。徐大江在南寧某超市購買了一包產品外包裝涉嫌虛假宣傳的雞精，向法院提出立案。法院在收下雞精後，沒有給回執單。徐大江認為不妥，便直接找庭長交涉，拿到了一張正式的回執單才罷休。
他們大多有自己的打假維權網。孫安民說：“為了維權，我在53歲時學會了打字，還自己摸索著建成了‘老孫打假網’。”
多年與不同人物打交道，經曆過不同場合的磨練，職業打假人的嘴皮子練得非常厲害，說起話來一套一套的道理。
危險伴隨打假路
“我在2003年開始職業打假，遭遇的尷尬太多了。有來自社會的無端指責，老百姓認為我們打假純粹是為了錢，對我們另眼相看；有時在法院立案，明明可以當場立案的，非得要你等上五六個工作日；一些行政執法部門認為我們是多管閑事，認為我們的存在，正說明了他們的不作為或少作為，於是從心底裏討厭我們。” 對於自己的生活，徐大江有時也會感到困惑。
使職業打假人真正感到生存危機的，是來自製假企業或售假商家。職業打假人的存在，無疑是他們發財路上的一堆頑固的絆腳石。徐大江說：“他們總認為是我們故意找麻煩，是我們斷了他們的財路，於是對我們威脅不斷。”
李選輝在2000年接觸這個行業時，買了1000多元的假藥，投訴到藥店。藥店找來了廠家跟他交涉。廠家帶來了3個高大威猛的打手。李選輝鎮定地說： “你們來的目的不純，到底想幹什麽？”紙捅破了，弄得對方有些尷尬，加之生產假藥確實理虧，造假者不得不將打手支走。另一次，李選輝遭到造假者的跟蹤，怎麽也擺脫不了，最後，他隻好撥打110，在警察的協助下才得以擺脫。
孫安民的遭遇觸目驚心。他說：“從我打假維權那天起，圍攻漫罵、跟蹤威脅、造謠生事就時刻存在。開發商自認為有錢有勢，光天化日裏圍攻和襲擊我。有一次，開發商的兩個打手衝進我家，把我打倒在地，用座機電話砸我的頭，電話都砸碎了。當天下午，我鼻青臉腫地參加了西安市消協舉辦的315文藝晚會。一天半夜3時，兩個身份不明的人向我的房間裏扔磚頭，砸碎了我的窗玻璃。 2005年7月5日，開發商雇了10多個歹徒多次圍攻我，把我和兩個央視記者都打傷，攝像機也砸壞……”
打假打到傾家蕩產
針對社會上說職業打假人是高收入人群，他們如此解釋：“既便是有收入，也要投入下一步的打假行動中；而且打假人的收入並不像社會猜測的那麽多，也就是比一般工薪階層的收入稍高一些。”
事實上，少部分從事公益打假的人，由於沒有固定收入，他們麵臨生存壓力越來越大。
2000年前，老孫在當地有5處26間門麵，經營照相器材、彩擴、快餐、電話亭等生意，日子過得很滋潤，並有多餘的錢購買2處房子和一輛轎車。“就是因為買房子的事，生活從此掉進了泥潭裏”。7年來，老孫為自己維權，為全國各地求助他的購房者維權，花掉家裏所有的積蓄共70多萬元，而20多間門麵也因他無暇照料而相繼關閉。
“心裏也很不是滋味，幫助他人維權多年，自己竟然買不起一套房子。但如果要我改變公益打假性質去牟利，我又做不到。”說到這些，孫安民很堅定。
陳書偉更慘。他原先在深圳開一家小公司的，因為維權疏於管理，公司倒了。對於外界的質疑，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說他訴訟帶有“經濟目的或是為了出名”。
陳書偉忿忿不平地說，過去的3年，花在訴訟上的交通、食宿等費用21萬多元，幾乎耗盡他的積蓄。目前靠姐姐和圈內業士的資助，才得以繼續他的“維權”之路。
不少從事這個職業的打假人，他們的境況都不太好——這是職業打假人對圈內人生活狀況的總結。
打假是否賺錢？李選輝舉了他訴某品牌牙膏的例子：到工商部門打印一份注冊登記，費用60元；打印複印資料5元；到法院訴訟、拿傳票、開庭打車費用120 元(一個來回40元計)；訴訟費50元；花掉的時間、人力；等等。如果勝訴，商家賠款4.9元。誰會都算得出來，這是個“賠本買賣”。
打假促進法治進程
據估計，全國職業打假人有3000多人，較知名的有四五十人。這些打假人分布在全國各大城市裏，很多人不願意聲張，卻在“悄悄地吃害蟲”。
職業打假人認為：一件假冒偽劣商品隻要在一個城市被發現，那它就別在中國市場“生存”下去。因為第一個發現“問題”的打假維權人，會立即將相關信息掛到網上，其他人知道後相繼在本地的商場、藥店裏購買，然後投訴、舉報、訴訟，等待造假企業和售假商家的，隨之而來的將是數不清的官司和賠款。假貨自然在中國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相關管理部門的法規更加完善。
“從這方麵來說，職業打假人對淨化消費市場作用是相當明顯的，客觀上對法製建設起了不少的作用。”這是圈子裏比較流行的說法。
2006年6月，陳書偉花1個月時間，撰寫了一本13萬字的揭露通信運營商欺詐消費者的書，並在網上發表，之後被迅速傳播。它非常係統分析了通信運營商存在的各種“消費陷阱”和“霸王條款”等“欺詐、違規”行為，引起了眾多消費者的共鳴和強烈反響，也讓通信運營商頭痛不已。
這些行動驚動了信息產業部甚至國務院，直接促使了通信運營商改正有關條款17項，專門作出了8項服務承諾，間接促使了手機“單項收費”的產生，使全國所有的手機用戶得到了極大的實惠。
另外，陳書偉的兩個行政訴訟，直接催生了深圳市和廣州市兩個政府規章的出台。
職業打假漸變“公益打假”
如今的職業打假人，也在悄悄在變，從單純為錢慢慢轉向“公益”性。
他們說：“其實社會有些不太了解我們。不可否認，前些年極少數人打假專門為了錢，使社會給這個行業戴上了有色眼鏡。實際上，目前不少人打假是帶有公益性的，他們在獲得小利的同時，使廣大消費者的權益免除了侵害。”
除了打假之外，職業打假人還向消費者提供一些法律谘詢、商業知識、維權技巧等，甚至還會自費做一些行政複議、行政訴訟、民事訴訟活動等。
孫安民為了房子奔波了3年之後，開發商終於將他的房款送上門來，還主動提出賠償幾萬元損失費，前提要孫安民“把這件事停下來”，3個月後再把這筆錢給他。
孫安民說：“我感到一種被收買、被侮辱的感覺。如果我停下來，他就會去騙更多的購房者。不能讓他們的陰謀得逞。我當場宣布‘這錢我不要了’。”
孫安民要幫更多的人討回公道。他自豪地說：“2003年7月，我和其他受害者用了1個月的時間，收回房款200多萬元，開發商的10多個違法項目全部被勒令停工。從2004年開始，我又幫另外40多個受害者和開發商打官司，都贏了，其中‘雙倍返還’的就有9例，又拿回來200多萬元。”
“我隻想幫助更多的消費者。”孫安民的行為得到了社會認可，2006年3月，中消協和中國房地產業協會把“推動中國房地產誠信建設典型人物特別獎”頒發給了他，這是國內唯一的消費者名額。
陳書偉專打不誠信的通信運營商和不作為的行政機關，是圈內人公認的“公益打假人”。
在廣州某城區法院，陳書偉以一件消費糾紛起訴，要求通信運營商賠償0.3元，被斥為“浪費司法資源”，主審法官也提出自己掏0.3元，勸雙方和解，陳書偉拒絕了。“我不是為了0.3元，我要讓通信運營商改變不合理的規定。”陳書偉始終強調訴訟的公益性。
不可否認，個別職業打假人以打假名義進行敲詐勒索或惡意索賠，遊走在道德和法律的邊緣。孫安民說：“老百姓對民間打假人寄托著很高的期望，這需要打假人自律和政府加大監管力度。對那些借打假牟取不義之財的人，要進行堅決的打擊，決不能讓一些心術不正的人，壞了打假人的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