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度震驚！聽票販子曝料車站的內幕故事

一直感覺人在兩個地方是比較容易溝通交流的，一個是在醫院陪伴病人，還有一個就是在旅途——素昧平生的幾個人，在小盒子一樣的車廂裏近距離地萍水相逢，於百無聊賴之間總不免有一點傾訴的願望，又因為下車之後便各走一方再無瓜葛，總是更容易說得推心置腹些。前兩天外出時，在火車上遇到了一個“混車站”的票販子，一路上跟我講了火車站幕後的很多事情，雖說有很多是在人們意料之內的，可是一旦從一個當事人的口中得到了求證，還是讓我感到一陣陣的失望和憤慨。 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小夥子，平日裏在家鄉開粥鋪、賣餡餅，隻在每年的幾個長假和春運期間跑出來“賣點臥鋪票”，以前“混”北京站，後來又移師天津。用他們的“行話”來講，是做“扛包的”。我坐火車出遠門的時候不多，用到臥鋪票的機會自然也少，但是從曆年的春運報道和周圍朋友講述的春運故事中，對票販子跟車站的勾結也還是有一點想象的。 “你拿一張臥鋪票得給售票員多少好處？”我見他正說在興頭上，便試探著問他。“也不一樣。一般地，也就是20塊錢兒。”“那你們的公關費用也不小吧？比如說，打點警察，要花多少錢？”我盡量措辭婉轉地提問，心裏想著他未必肯作答。“隔三差五地給他幾百塊錢，跟他說拿去吃個飯喝個茶啥的，一次給太多了，他也不敢要。”“那他手下的小兵呢？”“那就不用了，他們都知道是怎麽回事，也不怎麽找麻煩。就有一回碰上一個新來的，說什麽都不行，非得把我拉到他們派出所兒去。這個生瓜蛋子！拉我幹啥呢？還沒等他轉回來呢，我又在這兒了。” “除去這些費用，你這一年下來能淨落多少？”他起初還微笑著不肯說，後來聽我說我又不會來分吃他這碗飯，倒有點不好意思起來：“春運能掙個十來萬塊錢，黃金周不行，也就是掃個邊兒。” “一個春運能掙十萬塊？那一天就是好幾千啊？你加價也忒狠了吧？”我逗他。 “不都是臥鋪票，那玩意兒加點錢也有限，再說到了最緊張的時候，我們也拿不著。主要還是送人。”“送人？送什麽人啊？”我對這個專業性挺強的術語一時沒反應過來。“買不著票的啊，我把他們帶進站送上車，一人100塊錢。”“那你還得打點車長啊？”“那不用，我跟車長比劃好了人數，他們上車正常補票。車上補票的票款是由車長調配的，叫啥管理經費——車壞了回站上修，水也在站上加，車上要啥經費啊？他們就都自個兒分啦！所以說車長也高興，老遠看見我就跟我招手兒。”說到這裏，他狡黠地笑了。 “你們這麽大的動靜，風險是不也挺大的啊？電視上總演集中打擊清理（票販子）的，你們的弟兄裏有沒有進去住兩天的？”“那個，輕易進不去。你想啊，一個地方要真抓出幾個票販子來，那管片兒的警察就得受處理，他也害怕，也著急，所以說吧，他就給你安排了。電視台來錄像的頭一天，我們就知道了，找個地兒喝酒打牌，幹脆不露麵兒了，他逮誰去？ ” 票販子還有一項“特權”，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那就是他們可以在各個車站之間自由地穿行，卻不用掏一分錢的旅費。而列車員一聽他們是“扛包”的便心領神會，彼此心照不宣。“不是他們不想管，而是管了也沒用。”他跟我講起在車上的經曆時，看似平淡的神情中總不時流露出一點得意。“我們有一回坐車碰到了一個新手，死乞白賴地非找我要票不可，我們互相一嚷嚷，乘警就過來了。兩句話問完，虎著臉衝我喊：“瞎唧歪啥啊？都跟我走！”我當時就問他：“跟你走能咋滴？”結果那哥們兒把我們帶到他辦公那節車廂，跟我說：你非在他那節車廂呆著啊？坐這兒不得了嗎？嚷嚷那麽半天，嚷嚷啥啊？” 我不知道他這一席話裏有多少水分，從電視上看到被警方抓獲的一隊隊票販子上看，他的話顯然有點吹牛，可若是從“40億元流進票販子腰包”這類的新聞報道上看，似乎又不得不信。 40億人民幣。它們的主人是誰？他鄉打拚的遊子、沒有自主經濟來源的學生、辛勞了一年的農民工……都是平民百姓含辛茹苦掙來的血汗錢啊，就這樣在須臾之間，輕而易舉地轉進了票販子的腰包。 在返程的列車上，我特意向一位跑天津—徐州線的老列車員問起他們的收入，他說他55歲了，工齡長，每月能拿到一千三四百塊，“那幫年輕的才幾百塊錢，”而且無論旅客人數多少，這個數都沒有分別。“擠爆了車廂也是這麽多，一個人沒有也是這麽多。” 我聽了這話心裏暗想：如果那個票販子說得是真的，那麽那些車上補票的收入，又被車長“分”給誰了呢？如果不是真的，那他又有什麽道理和必要撒這樣的謊？ 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啊，究竟有多少人沒有得到自己理應得到的錢，又有多少錢，流到了原本不應該屬於它的地方？ “車站這些事兒吧，主要是管理體製有問題。”他大概是從我的臉上看出了種種不解，很善解人意地主動點撥我，“抓著一個倒票的就處理管片警察，那他當然得想辦法啦！要是讓管片民警自個兒抓，然後給獎勵，那就不是這樣了。” 我聽了之後沒有說話——且不論他說的這些話是不是問題的根本，單說由一個做非法生意的人來剖析監管部門的“管理體製”，也未免太具諷刺意味了，而令人憂慮的是，這些剖析聽起來居然還句句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