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我國正式施行從全日製高校在校學生中征集士兵的政策，高明報了名。這年11月17日是他20歲生日，當天，他通過了北京市海澱區組織的入伍體檢。隨後，其身份發生變化——這位以甘肅省正寧縣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進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大三學生，變成了中國戰略導彈部隊的一名普通士兵。
由此，高明的人生舞台從大學搬到了軍營，從首都北京搬到了西南邊陲。
二炮部隊某基地導彈旅新兵連正在分班，班長陸少華一聽說高明是北大來的學生，立馬去找連隊領導，要求換人。在陸班長印象裏，大學生戰士往往“不服從管理，不團結同誌，工作憑興趣，熱情不持久”，何況新兵還是來自北大的，“恐怕更難帶”。
陸班長的要求被連隊領導否決。不過，他很快發現，北大來的這個新兵沒那些“毛病”。
新兵連第一次5公裏越野測試，高明的成績是22分多鍾。看到跑在前麵的戰友，他不服氣，幾乎拿出當年考北大那股勁兒，來研究怎樣才能把5公裏越野成績一秒秒提高。陸班長是全營的5公裏越野第一名，高明就成了他的忠實學生。半年後，高明以18分17秒的成績，拿到全營的5公裏越野冠軍。
第一次出早操，高明睡過頭，遭到班長批評，從此他沒犯過第二次同樣的錯。當有的新兵為訓練叫苦時，他卻建議：當兵是來接受鍛煉的，不能當成溫室裏的幼苗，建議加大訓練強度和難度。
如此好兵，讓陸班長疑慮頓消。在新兵訓練第二周，陸班長就提名讓高明當了副班長。後來，高明又當了班長，成為全旅唯一的義務兵班長。
到哪兒都是一個讓人放心的兵
近日，導彈測試大廳內，一場導彈測控專業比武正在進行。坐在二號操作號位上的高明白衣白帽，一雙機警的眼睛，緊緊盯著一排排閃爍不定的指示燈。
10、9、8、7……“點火！”高明麵容鎮定，果斷按下導彈操作按鈕。
“口令準確，操作熟練，程序無誤……”這是高明第十八次參加專業比武奪冠。
“導彈測控”是所有導彈專業“尖端”上的“尖端”，決定著發射的成敗。而二號操作號手是導彈水平綜合測控的核心號位，每個參數都要求縝密細致，精益求精，確保萬無一失。高明當兵半年，就被破格安排在這個重要崗位上，從此改寫了全基地該號手一直由軍官和二期以上士官擔任的曆史。
如此責任重大的“號位”，為何敢交給一個新兵？旅長胡明全說：“高明聰明好學，積極上進，不管多難的科目，他一學就會，一練就精，到哪兒都是一個讓人放心的兵！”
新兵下連後第一次參加技術營組織的測控專業理論考核，高明隻考了47分，這是他自上小學以來的考試最低分。“臉都丟光了！”說過這話，他跑到營部資料室，借來10多本導彈教材潛心鑽研。10天後，營裏再次組織專業考核，他以94分的成績名列全營第三。“導彈水平測試規程”涉及500多個口令、100多組數據，是測控專業的難中之難、重中之重，沒有一兩個月的苦功夫根本記不住，一些老兵一見這本“規程”就發怵。可高明拿過來後，隻用兩天時間就將其背得滾瓜爛熟。
按說一名入伍不久的新兵，即使文化基礎再好，能在這這麽短的時間內達到如此高的專業水平，已經是“破天荒”了，可高明卻沒有絲毫懈怠。他在北大學的是經濟學，為了彌補工科知識的不足，他自學了《電工學》、《電子電路》、《機械製圖》等多門與導彈有關的課程，把導彈測控專業的五大核心電路圖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麵對被高明不斷“刷新”的專業比武成績，基地導彈技術尖子、五級士官王忠心說：“我當了21年兵，帶了16年徒弟，高明是學得最快的，他一年就學會了六七年的老兵才能掌握的專業技能。”
2006年年底，高明被評為“優秀士兵”。
這個兵“就是不一樣”
在采訪中，盡管高明的各級領導都跟記者強調，他們並沒有對高明有任何特殊的關照，“不管是哪裏來的，到了部隊都一樣，都是普通一兵”。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高明這個兵“就是不一樣”。
去年5月，營裏組織導彈專業理論考核，高明以97分的成績名列第一。可對這個“第一”，高明卻有疑慮。他肯定地說：“我應該是100分！”為了“3分之差”，高明到營部“論理”。
一“論理”才知道，這“3分之差”出在教材差異上：高明學的是這本教材，而“標準答案”卻出自另一本教材。
原來，隨著導彈裝備的快速發展和更新換型，導彈裝備教材和導彈訓練教材新老並用、版本不同，造成個別地方內容不統一，表述不一致，數據有出入。於是，高明利用業餘時間，將多本教材拿到一起，逐章逐節地核對、查證、修訂。5個月之後，他把整理好的部分關鍵章節呈送到旅裏，使全旅導彈專業理論有了統一的規範教材。
教導員吳學軍是“優秀政治教員”，他第一次給高明他們這批新兵上政治教育課後，私下征求意見時，新兵高明很委婉地指出了他授課“引文”不當、知識含量不高、“照本宣科”等問題，吳教導員弄了個大紅臉，感歎道：“以後我們得有大學教授的水平才能帶好兵啊！”
技術營就改進訓練方法進行問卷調查，多數戰士都填的是“沒有意見”，可高明“毫不客氣”。他針對專業訓練中有的戰士“吃不飽”、有的戰士“吃不了”的“一鍋煮”現象，建議營裏分層施訓、因人施教。營黨委采納了他的意見，訓練質量大大提高。
2006年9月，高明利用兩個周末，撰寫了一篇長達1．3萬字的軍營隨筆，暢談自己在軍營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北大青年網分13次刊載這篇文章後，每次都引來師生的上千次點擊。一名女同學在帖子上留言：“你是北大最帥氣的男生！”
應該說，近兩年的軍旅生涯，高明過得有聲有色，高潮不斷，創紀錄不斷。由於是有準備地自願走進軍營，“他總是有意識地加強自己的修養，特別善於利用各種機會磨礪自己，其自製力遠遠超過了同齡人。”二炮某基地的唐政委告訴記者。
在近兩年的軍旅生涯中，高明用行動和實力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各方麵都很出色”的好兵，但他很清醒地對記者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盡一個士兵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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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大學生選擇軍營，把軍旅生涯作為磨礪自己的一段人生經曆，是一件很正常甚至很平常的事。有數據表明，在一些部隊的士兵群體中，大學生比例已占5％，軍官中，這個比例就更高了。換言之，在今天，大學生進軍營已經不是新聞。
可高明的出現，讓平常事變成了新聞。
這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的學生，讀到大三了，卻要停止兩年學業，去當義務兵，也就是說，高明要比同級同學晚畢業兩年。這事讓許多人想不通！
首先想不通的是他的家人。高明的父親在他初一那年遭遇車禍去世，家在農村的媽媽還要撫養正在讀書的弟弟。眼看著大兒子爭氣，從小到大都是學業優秀，獎狀不斷，最終考上北大，又讀了這麽好的專業，聽說光華管理學院的畢業生就業前景不愁，剛畢業的學生年薪都在10萬以上，家裏對高明這個長子抱著極大的期望—— 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經濟上。
可這孩子居然要去當兩年每月拿100多元津貼的義務兵！麵對家人的不理解，麵對家裏最有權威的大伯的勸阻，高明用手機短信作答：“男兒意氣，無關富貴。”
想不通的豈止是家人。從決定當兵那天起，高明就經常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問得最多的是：“你已經是北大的學生了，為什麽還要去當兵？”
今年27歲的熊亞平是高明的指導員。這位畢業於湘潭工學院計算機係的大學生指導員聽說自己連裏來了個北大的兵，“也很奇怪”。他說：“我的同學中也有讀北大的，他們不是出國就是考研深造，或者找工作，從沒有願意到部隊來當最基層的義務兵的。”
熊亞平告訴記者，他跟在IT行業工作的同學打電話聊天時，說到高明參軍這件事，同學們都不信，說熊亞平吹牛。他們說：“北大清華的都在我們IT行業，怎麽會跑到你哪裏去？”
同學問，戰友問，朋友問，家人問，記者也問。認識的問，不認識的也問。見麵時問，在網上也問。
為了入黨？可高明在大二就入黨了。
為了考學？高明本身就是北大的。
為了在部隊提幹？可高明想的是盡完義務回去繼續念書。
為了就業？誰都知道，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畢業生用人單位搶著要。
為了減免學費？高明本身就是國家“西部助學計劃”的受益者，學費、生活費國家都包了。
什麽都不為？有人說：“那他有病啊？！”
不可否認，自高明參軍以來，讚賞、鼓勵、理解者有之，質疑、嘲諷、不理解者也有之。
對此，高明的回答是：當兵就是盡義務，沒那麽多“為什麽”。
“我有兩個同班同學是韓國人，他們一畢業就回國去服兵役了。青年人為國服兵役是件很正常的事嘛。”高明對記者說。
一個人做事有功利目的、有小目標，是正常的，是被理解和接受的。反之，沒有功利目的，是為了國家、民族這樣的大目標，則往往不被理解，遭受質疑。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價值判斷？
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長公方彬認為，高明參軍變成了“高明現象”，高明參軍引來的不解和詫異，都迫使我們去思考現象背後的精神實質，去思考由“高明現象”折射出來的社會價值取向。
公方彬表示，這件事至少警示我們，“擁有高尚的思想境界是一種美德，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是社會對每個公民的必然要求，而今卻有人視崇高者為另類，這顯然不正常”。
同時，他認為這件事也反映出“我們的有關製度還有待完善”。他告訴記者，當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從法律上規定大學生要服兵役，逃避兵役不僅僅是一種恥辱，違背社會道德規範，同時還要因此受到法律製裁。
一位長期從事青年問題調查與研究的媒體人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作為一名上世紀80年代末畢業的北大學生，她對高明的行為非常理解，對高明的選擇所引起的關注和質疑也非常理解。
她認為，從1981年北大學生喊出振奮一代青年的“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到今天一個北大學生說自己當兵就是盡義務，卻被質疑是在“唱高調”，“出現這種反差，與這20多年來，我們社會的迅速世俗化和更多地肯定了個人主義的價值取向有關。對個人利益的肯定和重視，有積極的社會曆史意義。但在時下這種社會氛圍，我們特別應該給那些在個人的選擇中足夠重視甚至優先考慮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人以應有的榮譽和尊敬，我相信這將會成為和諧社會的一個新的需求。”
再有兩個多月，高明就要退伍回到北大校園。此時的他，還在恪守著一名導彈兵的職責，“絲毫不敢懈怠”。
對因自己參軍而引發的“高明現象”，高明稱“沒想到”，也不想多做評價，因為“我做的是一件我願意做、也應該做的事”。他在一篇題為《我為何南行從戎》的文章中寫道：“北大自建校之始，興亡感與責任意識便成為一種自覺而內在的承擔，這種興亡感與責任意識促使每一位北大學子奮進。從軍報國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