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前
向社區大爺大媽討教
“美國沒有‘居委會’，社區服務主要是通過各種非政府組織進行。”
她性格文靜，但說起社區工作來，眼裏會放出異樣的光彩。昨日，家住沙坪壩區土壪社區的鍾敏，在社區向大爺大媽問這問那，並在筆記本上快速記錄。
鍾敏是中山大學經濟社會學專業在讀研究生，讀研究生前有3年做社工的經驗。不久前，她接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邀請，下月6日將參加美國的社區服務，並在洛杉磯的一些社區生活工作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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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英語口語沒問題。現在，要更多地了解中美社區文化的差異。”鍾敏說，洛杉磯是美國外來人口比較多的大城市，那裏有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熟悉在美不同洲際移民的文化背景和民族傳統，對她搞好社區服務很重要。鍾敏在美期間，將主要從事社區“移民服務”。
“美國的社區，沒有‘居委會’說法，社區服務，主要通過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專業民間服務團體。”鍾敏想弄明白，沒有“居委會”的美國社區，是怎麽運作的。
這個性格有點倔的女青年，怎麽會對“社工”如此感興趣呢？
大學時
頭次體驗到找工作難
“上大二時，去餐館端盤子和洗盤子，工作了8小時，掙到10元，除去路費，僅剩6元。”
鍾敏愛上社工，是偶然，也是必然。
鍾敏出生於重慶的普通工人家庭。“我上初中時很貪玩，學習很輕鬆，很快樂。高中讀重點中學，整天有做不完的作業。”鍾敏高中時學理科，8年前，她卻被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係錄取。鍾敏說，自己是誤打誤撞就讀文科中的“社會學”專業。
“家人很不理解我學的專業，擔心我畢業後找工作難。”大二時，班級組織的一次社會實踐，讓鍾敏徹底改變了對“社會學”的態度。
“大二期末前，老師布置了一道社會實踐作業：一天時間裏，在沒有外人幫助的前提下自己找工作。作業是考察大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看誰在最短時間內找到工作，掙到錢。”這是鍾敏第一次為“找工作”在上海街頭轉悠。從早晨8時找到11時，她都沒被 “錄用”。她甚至去一家開在背街的小發廊應聘“洗頭工”，幹一天隻要十元的報酬，都沒有打動發廊小老板。
鍾敏感覺自己已到了“絕境”。快到中午，她鼓足勇氣走進一家小餐館，軟磨硬纏，飯店大廚勉強同意讓她“端盤子和洗盤子”，從中午12時幹到晚上8時。 “那晚，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學校，扣除來回4元車費，一天隻掙6元。”鍾敏說，那天，一位家在上海的女同學，先用身份證抵押給花店老板，批發一些花，到外灘等遊人多的地方去零售，掙了25元。“效果如此不同，主要是人的生存意識和市場觀念決定的。一般人掙錢下苦力，精明人掙錢靠智慧。”鍾敏說，有了那次體驗，她決心要用社會學的諸多理論驗證、影響、改變社區居民的固有觀念。
做社工
當初父母反對她仍堅持
“我媽說，做社工到偏遠貧困山區支教，苦得很喲……”
參與社區活動，讓鍾敏有更多機會接觸社會最底層。
鍾敏大學畢業後，進入上海一家國外基金資助的非贏利性民間服務機構（國內簡稱NGO）。她在這家NGO的主要工作是培訓社區服務人員，招募大學生參與社區扶貧、環保、助殘等誌願活動。
“在美國，社區工作被稱為繼政府、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一流人才進企業，二流人才進NGO（美國稱此類“非政府組織”為NPO），三流人才才進政府部門。”鍾敏說，國外很重視民間非贏利組織在構建“和諧社區”中的作用。
此前，父母並不支持鍾敏做社工。
前年秋，鍾敏聽說一家民間機構將組織一批人到貴州省偏遠山區教育扶貧。鍾敏把這個想法電話告訴父母，遭到父母的強烈反對。盡管支教的事最終擱淺，但鍾敏熱心社工的勁頭，卻有增無減。
去年，鍾敏參加向川北少數民族地區推廣環保計劃，感受頗深。
“他們也希望生活環境得到改善，但有些習慣很難改。我們幫助一個社區建立垃圾焚燒、掩埋站點，當時搞得很好，但我們走後不久，又是一團糟。”今年初，鍾敏還隨中山大學的部分誌願者到香港社區幫助智障家庭，體驗香港社區服務機構的運作經驗。
對待父母的不理解，鍾敏采用“韜光養晦”之計，有時不得不“妥協”。
“在上海的NGO機構幹了三年，月工資3000多元，收入屬偏低的。”常年漂泊，鍾敏沒空談戀愛，讓父母很不放心。去年，鍾敏考上中山大學經濟社會學研究生。鍾敏說，她很體諒父母的關愛，考研也是對父母關愛的一種回報。
如今，鍾敏到美國當社工的事，得到父母的支持。鍾敏願意把自己在美國的社工見聞整理成文字，獨家提供給《重慶晚報》，讓更多家鄉讀者分享她來自國外的社區文化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