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生活周刊之堅硬的薑文:幸虧太陽飄蕩在空中

其實生活中很多事情，它來了就是來了，存在了就是存在了， 　　你怎麽麵對、怎麽解決。而且它非常有生命的本質，我完全能理解和相信，

　　這兩個看上去社會地位那麽不同的人，就一瞬間在一起了，

　　這是多麽有生命感的一件事兒。

　　記者◎馬戎戎

　　我隻是電影的翻譯官

　　三聯生活周刊:從《陽光燦爛的日子》開始到《太陽照常升起》，作為導演，你一共隻拍了三部電影，平均七八年才拍一次，這是為什麽？

　　薑文:我一直都覺得我還不是個專業導演。我七八年才拍一次，很多事務性的事就忘了，所以不拍電影的時候，我很少到現場去。因為我覺得自己是個傻子，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在幹嗎。但是我願意保持非專業的狀態，因為它鮮活。我這三個故事都是我先看見的這個電影，我腦子裏，就是閉上眼睛在腦子裏看得清清楚楚的這電影，看了若幹遍。然後我拍的時候就在追尋這種流動感，在不斷圍追堵截。

　　三聯生活周刊:像追一個女人一樣嗎？

　　薑文:我追女人的時候沒這麽有耐心，這確實比一個女人要豐富。那個色彩一直在那兒，像一團光似的，一會兒你在它旁邊，一會兒它跑你上麵，當你追到它的時候，你會發現這根本不是你創作的，是它原本就存在。我三次把片子做完了，變成拷貝在那兒看，立刻覺得它根本跟我沒關係。這不是我拍的，怎麽剪的、怎麽弄的我完全忘了，我立刻覺得這東西難道跟我有關係嗎？難道是我去把它一點一點、從無到有弄出來的嗎？而且它自己那麽有脾氣呀，所以我隻能小心地去嗬護它，去奉承它那感覺。所以，我覺得電影跟創作之間的這個魅力，我一直欲罷不能，不知道它是個什麽情況，不知道它要給我往哪兒帶。

　　三聯生活周刊:但在我們外界觀眾看來，得到的感覺是相反的。看《陽光燦爛的日子》裏，你要紅色的飛機，就把那整個飛機都給塗了。《太陽照常升起》裏，你覺得村子不應該在它原來的地方，而應該在你選的外景地，就把整個村子都搬了。你是一個控製力很強的導演，甚至霸道？

　　薑文:在外界看來，我是改天換地，但我是在受另外一種東西掌控。我追尋的東西告訴我這地就是紅的，然後我看這地是黃色的，就覺得不對。不是我想把它改紅，而是我看這電影裏麵，它就是紅的，煙塵是紅的。而且我能感覺那些紅的煙塵落在綠的葉子上，一點一點、一顆一顆落下來。我就是一翻譯官。我記得我看見那個東西是什麽樣的，我相信那個東西是存在的，我就是在翻譯，然後大夥把它做出來，把一個原本有的電影翻譯出來。

　　三聯生活周刊:你的“幻想”裏，也包括性幻想吧？我看到《太陽照常升起》裏，陳衝扮演的角色，她穿著白大褂的形象，讓人感覺是你少年時期對成熟女性的幻想。

　　薑文:這些我毫不隱諱，與其說是還原某種幻想，不如說是去掉角色的過程。去掉她是一個大夫的角色，隻是一個人，她穿一件白褂子，裏麵是空心的，身體的一些最突出部分在支撐著這白大褂，然後她給你的印象是她還一直在洗，老是濕漉漉的感覺。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麽，但我要把這感覺帶進去。

　　三聯生活周刊:比如寧靜的米蘭，比如薑鴻波，都是看上去很豐滿，生命力特別旺盛的那種，你好像很喜歡這種女性？

　　薑文:費裏尼的電影更誇張，那種地中海的女人，每一個地方都誇張得一塌糊塗。

　　三聯生活周刊:你也很喜歡誇張啊。《天鵝絨》有一種拉美文學的魔幻氛圍，但是葉彌究竟是女作家，比較纖細。但你拍出來的影像真的比她強烈太多了，陽光的質感，顏色的亮度，高度飽和。

　　薑文:我覺得是不同的荷爾蒙造成了這種情況。《天鵝絨》裏有一段描寫，女人偷情了，男人想質問她，女人很平靜地說，等我煮完粥再說。煮完粥，女人給他盛好，端上，然後一點不虛心地跪在地上。我很受這段描寫的觸動。其實生活中很多事情，它來了就是來了，存在了就是存在了，你怎麽麵對、怎麽解決。而且它非常有生命的本質，我完全能理解和相信，這兩個看上去社會地位那麽不同的人，就一瞬間在一起了，這是多麽有生命感的一件事兒。

　　我的片子在法國做後期時候，有幾個不同國家的人看了。一個拉美人看了說，這太像他們那兒的人了;一個巴爾幹的人看，他說這就是我們巴爾幹島的故事;還有個歐洲人，在中國當過紅衛兵的，他說這是很歐洲的電影。顯然這三位都不是一個地方的，所以我覺得這裏麵可能是觸及一種卸了裝以後的感覺，這對我來說還是一個欣喜的東西吧，它能讓你覺得這是離你的生命區域不遠的東西。

　　我要拍“來勁”的電影

　　三聯生活周刊:還是想知道，究竟是什麽驅使你從演員成為導演？

　　薑文:拍《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時候，我隻是覺得電影怎麽都拍得這麽沒勁呢，能不能拍得來勁點。拍《陽光燦爛的日子》之前，我能看見的片子都不太令我滿足，不一定是我演的。就我能看見的片子，我覺得還能不能好點。我演的電影我都忘得差不多了，我也不怎麽看，然後我就有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包括顧長衛就說咱們弄個片子，弄個來勁的唄。電影裏沒有腕兒，發行的時候我們自己發行，人說你這個怎麽發啊，故事看不懂，我說有什麽不懂的啊，不習慣和看不懂是兩回事，結果讓年輕人一看，都特喜歡，我就有信心了。

　　我的意思是說，我要做一件事的時候，前麵總是有讓我不滿足的地方，我想我們同屆的畢業生99%是這麽一個想法——我們改變一下吧，來吧，我來一個吧。這種心情，我覺得也並不特殊，我想當時施隆多夫和法斯賓德那些人在德國拍戲的時候，說我們來教德國人怎麽拍電影吧。每一代新人出來都會這樣，胡適剛從美國回來也引用了一句美國詩人的話，“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一樣了”。年輕人準備開始做事時是有這樣的一種野心和雄心壯誌，我把《陽光燦爛的日子》寫完的時候還不到29歲，拍的時候也就30歲，是得有那麽股勁。

　　三聯生活周刊:即使是《紅高粱》和《芙蓉鎮》都不能讓你覺得來勁麽？

　　薑文:這兩個片子給我很深的觸動，兩個片子的攝製組都是很單純和熱情的，從導演那裏就能感覺到一種很積極的帶動性。張藝謀當時已經過了36歲的本命年了，大概三十七八歲吧，我覺得這是他厚積薄發的作品，也感覺到“我來吧，你就先歇著吧”的自信和豪氣。謝晉當時也正如日中天。謝晉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導演，從他開始做導演就覆蓋中國大麵積的觀眾，從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40年。我跟張藝謀也討論過他，說他是很難超越的。兩個片子的結果大家也看到了，也還是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對我來說，原本我就根本不知道電影是怎麽拍出來的，這兩個片子，我也參與了改劇本，參與了角色設計。我當時覺得電影界怎麽那麽沒文化——演員改劇本，你要是演話劇這就是正常的，而且是被推崇的，而且自己設計造型，我要穿什麽服裝，不穿什麽服裝，我怎麽化我的妝，頭發長短，怎麽設計，這是一個話劇演員必須做的一件事。而到拍電影的時候，他們問，你為什麽老管這個事，我說我不管誰管啊，然後就沒法遏製地不斷改這改那。

　　三聯生活周刊:你自己拍電影時候，你的要求和其他人有什麽不一樣？

　　薑文:我這三個片子都會把演員發到要拍攝的地方。演員是個材料，他自己離角色本身天然是有距離的，要縮短這個距離。拍《陽光燦爛的日子》時，我把演員都發到了大興，讓他們封閉體驗。拍《鬼子來了》時，我連陳強、陳述都發去體驗生活，養豬去了，去農村住了兩個月;演鬼子的發到武警部隊軍訓去了。這次房祖名我就給他發到雲南，每天在那兒體驗生活，學開拖拉機，在山路上開，跟當地的孩子們混在一起。

　　我們處在“農轉非”的環境裏

　　三聯生活周刊:有沒有想過這個票房成功和當時的電影環境之間的聯係？1995年是10部進口大片第一次進中國，《陽光燦爛的日子》剛剛在威尼斯上拿了大獎，大家把它視為唯一可以和10部大片相抗衡的國產電影，因此采用了和進口大片同等的發行規格。但是已經過去了10年，你怎麽看你在當下電影環境裏的位置？我聽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太陽照常升起》的發布會上，有個姑娘抓著你問周韻為什麽會懷孕？你會覺得這是一個什麽信號？比如說，我今天把你當成一個藝術家，但是很多人，他可能更習慣這個人一定要有緋聞，他是一個娛樂明星。可能現在的普通觀眾，他希望看到的是故事簡單、場麵宏大，能夠去滿足他感官刺激的東西。

　　薑文:其實我願意聊的是一個心態，比如說美國電影、歐洲電影和中國電影的心態問題。美國電影的創作者和觀眾，它是一個勾引關係，賞心悅目、互相調情的關係。歐洲稍微成熟一點，多少有點第三者的關係，但畢竟還是梳洗打扮，噴著香水去約會。中國電影的心態有問題，我覺得必須調整，就是說我反正是糟糠，跟你過這麽多年，睡不睡也得睡，澡不洗，頭不梳，往床上一躺，先跟你聊柴米油鹽，怎麽糟心怎麽聊，那能舒服嗎？您太折磨他了，他必須跑。所以，我覺得《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成功，是與我和作品的心態，和作品的風格有聯係的。我們也看到有的片子，糟糠也梳洗打扮了，塗胭脂抹粉，猛一看是一個新女性出現了，結果一上床聊的還是柴米油鹽，啊，完全沒有荷爾蒙了。

　　所以我為什麽對我的片子有自信呢？我跟觀眾是一個調情關係，我不是說那種庸俗的調情，而是賞心悅目的東西，而且我是梳洗打扮的。我想說的是，觀眾對作品的饑渴依然存在，這就是中國的盜版市場為什麽有那麽豐厚的利潤的原因。但也許這些人通往影院的道路並不平坦，出現了一些情況，但我依然是樂觀的。

　　三聯生活周刊:你對自己的片子這麽有自信？可是我已經聽到一些人說，看不明白了。

　　薑文:《陽光燦爛的日子》很多人也說不明白，不明白其實是不習慣，不習慣不一定不能帶來欣喜。我想說，觀眾喜歡看好的電影，喜歡看來勁的電影，所以《陽光燦爛的日子》是來勁的，《太陽照常升起》是來勁的，這就夠了。不論怎麽樣，不會影響我的前進方向。

　　三聯生活周刊:我記得你之前在上海電影節上用“農轉非”來形容過現在的電影？

　　薑文:中國沒有大規模的電影工業，不是一個電影工業國家，就是個農業國家。現在通過一些人的努力，“農轉非”，“非”到哪去，是不是直接是工業了，還很難說。中國的票房到了今天，拍片子規模有這麽大，這是個成績。我很羨慕張藝謀，包括他能有張偉平幫他處理事務性的工作，這都是心裏話。我說的“農轉非”包括慈禧，包括梁啟超、毛澤東、胡適，包括王朔的現象，都是一個在“農轉非”的環境下產生的。新地兒並不明確，老地兒不能待了，亂七八糟的。但在老地坐會兒的聲音是越來越少了。

　　三聯生活周刊:那《太陽照常升起》找到新地兒了麽？

　　薑文:幸虧它是飄蕩在空中。

　　我不是一個沒有責任心的人

　　三聯生活周刊: 《太陽照常升起》的結尾鏡頭，你用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孩子，據說拍攝那天很冷，小孩子躺在那裏哇哇大哭。你不心疼麽？

　　薑文:我們做了處理的，冷是不會冷。一個不到兩個月的孩子，到哪兒去找？用人家的孩子，人家也心疼，這並不是一個令人舒服的事兒。現在想起來，有件事還挺後怕的，因為怕他冷就墊了一堆豆子，用豆子隔溫，可萬一吸進去是很危險的。

　　三聯生活周刊:我覺得你還是挺狠的，作為一個父親一般狠不下這樣的心。

　　薑文:不，我盡力了，我們拿一天時間在那兒做了練習，他在那兒隻用5秒鍾就夠了，他是個大腕兒的待遇。

　　三聯生活周刊:你為什麽不去演毛澤東呢？我覺得你演毛澤東應該是很合適的。

　　薑文:你這又說到我的心病，我是想演，但我演的毛澤東可能是通不過的。我覺得他可以把幾萬人帶著遷徙，又沒有補助費，像摩西出埃及一樣。這種東西是精神上的，但他也很矛盾，很有悲劇性。他跟斯諾談的那段話裏提到，他的親人死了那麽多，我覺得那是他體會到某種悲劇感的時候。解放軍進城，他會哭。還有一個故事，他跟他的護士說，我死了你把我燒了，燒了呢把我弄到長江邊，把骨灰撒到江裏麵，你們跟魚說:魚啊魚，他活著的時候吃了很多魚，現在你們吃他吧。這讓我讀到很多他的內心世界，包括他的詞裏麵“往事越千年”——他很孤獨，他隻能跟曹操聊天，別人沒法聊，他沒法辨別別人跟他說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他年輕時是一個很出色的文學青年吧，後來他不寫詞了，或者寫得很潦草。我覺得這裏有他的世界觀、人生觀的變化。

　　三聯生活周刊:他是你的偶像嗎？

　　薑文:不能這麽簡單地說，真的不能這麽簡單。趕巧我們這一代人，1976年以前的人吧，趕巧跟一批曆史創造的英雄同時代活過。毛澤東逝世時，我已經13歲了，起碼這13年我們是在同一個舞台上生活過，他的影響是不可回避的。

　　三聯生活周刊: 《鬼子來了》之後，你很長一段時間不能做導演。你又是那麽一個欲望強烈的人，忽然像孫猴子一樣被壓在五指山下，會不會覺得創造力受到了壓抑？

　　薑文:我覺得對我未來的片子有好處。我從讀了戲劇學院，一畢業就演了那麽多的片子。然後30歲就掌握那麽多的資源拍了個《陽光燦爛的日子》，相對來說有點順。碰到《鬼子來了》這個事情，到今天來說我會覺得是在給我補課，這課我覺得早晚得補，早補比晚補強。

　　這是個很生動的教育，現在我的激情會有的放矢。有篇批評我的文章，我覺得說得很好，他說，薑文這麽愛較勁、處處都較勁的人，我都開始懷疑真正需要他開始較勁的時候他還有沒有力量去較勁。

　　三聯生活周刊:你怎麽看葉京的那個電視劇，一群在大院裏的孩子，受英雄主義的鼓舞，長大後卻要麵對一個比較平庸的年代，那種失落，那種不適應。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尤其是在《鬼子來了》之後？很多人都在討論你的窮，一個男人，要養家，還堅決隻拍電影，好多人覺得你有點兒過分擰了。

　　薑文:我拍電視劇呀，我也去客串。

　　三聯生活周刊:當一個強勢男人到要去客串電視劇來維持生活的時候，你在生活裏不困惑麽？

　　薑文:我的困惑在於，我特別恨鬧鍾。每天我醒來的時候，我會問自己，你為什麽要上鬧鍾，因為你沒睡夠，所以你應該早睡，才能早起。但是，等我有時間躺在那兒的時候，我要看本書，看點什麽，時間卻又到了必須上鬧鍾的時候，我對自己很困惑，你到底是怎麽回事，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怎麽老跟自己擰著？還有我老忘了哪個是熱水，哪個是涼水，這個問題我老是解決不了。

　　我剛剛進入社會

　　三聯生活周刊:你是覺得自己在生活裏，不能去左右一些事情？

　　薑文:一個特別能左右生活的人，他不會是一個很好的創作者，因為他沒必要再去想象一個生活之外的空間。我覺得所有的藝術家，所有的創作者，某種程度上都有離開生活的想法。我在電影裏能擺脫這種困惑。電影裏有一個非凡的世界等著我，而且電影的世界，你是可以相對左右他。拍戲時候我就很快樂，幾乎不發脾氣。我去看景，明明是我想象的一個樣子，居然就在那兒，你用什麽樣的欣喜都不能表達。拍《鬼子來了》時，我畫了一個圖，我說這是一個炮樓，這邊是長城，中間是一個村子，然後長城就掉到水裏麵去了，別人就說異想天開嘛。最後在潘家口找到個水庫，跟我想象的是很像的，而且居然這個山形和長城的走向和我畫的一模一樣，隻是反了一個方向，你知道這時候有多興奮嗎？好像是上帝幫你創造了一個環境，隻需要搭一個炮樓和一個村子。

　　三聯生活周刊:於是你就把一個村子從香格裏拉搬到炮樓那兒去了？

　　薑文:那已經是一個簡單的事兒了，房子已經搭好，隻要你拆和組裝而已。所以我第一次拍戲的時候，我就從幻想的世界裏好久回不來。事實上，我可能就是這兩年才進入社會。你能明白這意思嗎？

　　三聯生活周刊:以前的和社會各方麵的人打交道不算進入社會？為了幫朋友和稅務局官員在酒桌上拚酒不算進入社會麽？

　　薑文:進入社會是我開始正視社會，以前，我老覺得幹嗎我非要挪這兒去，為什麽不可以挪那兒去？後來一個朋友說這不是你的劇本，這是一個現實。我為什麽會碰壁？是因為以前我不認為，社會是你必須認識的。我是40歲之後才開始認識到，社會要認識要適應，不是隨意能改變的。

　　三聯生活周刊:了解到這點讓你痛苦嗎？

　　薑文:不痛苦，但需要一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