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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口》上映之際接受本報專訪，正麵回應當初“換角風波”；誓把《赤壁》拍出 “奧運精神”

　　吳宇森導演今年61歲，40歲那年他拍出了讓周潤發“小馬哥”形象風靡東南亞的《英雄本色》，50歲那年他拍出了票房口碑兼收並征服好萊塢的《變臉(Face Off)》。

　　如今他回到華人世界，帶來兩部新作，一部是監製的《天堂口》(即將於8月16日上映)，一部是執導的《赤壁》。前者是當年吳宇森導演“心頭之痛(投資3000萬港元，本土回收400萬)”《喋血街頭》的重拍版，後者則是他等了18年才等到的圓夢之作。以這兩部有來頭的電影重歸華語影壇，吳宇森用心良苦。

　　吳宇森導演在《赤壁》拍攝現場接受了我的電話采訪，聽筒那邊還傳來河北易縣嘩嘩的雨聲。他給我的感覺是，不僅謙和幽默，還很與時俱進——在他的談話裏，有“奧運精神”和“和諧社會”。

　　“換角事件”後的吳宇森和周潤發——

　　對朋友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埋怨，才能做成一個和諧社會

　　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聽說前晚(注：8月7日晚)《赤壁》的拍攝出了狀況？你們連夜開緊急會議？

　　吳宇森：對，(河北)易縣這邊下暴雨，把我們搭好的景衝掉了。現在外麵還在下大雨。我們臨時改變了計劃，要去拍別的景。那本來該是兩個星期之後才拍的，所以要緊急籌備，趕通宵把東西弄好。

　　南都：有一段時間我們聽說，在周瑜換角事件(《赤壁》中周瑜一角原定周潤發飾演，但傳因片酬談不攏，周潤發在開機前臨時辭演，由梁朝偉(聽歌)救場。吳宇森曾對此回應“一位朋友離我們而去”，並有傳聞說二人二十多年的友誼從此破裂)後，周潤發提出要演黃蓋。《三國》裏有“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說法，發哥提出這個要求有什麽暗示嗎？

　　吳宇森：我沒聽過周潤發要求演黃蓋這事，應該是謠傳，所以“周瑜打黃蓋”這個有趣的說法我也不知道。但可以說，辭演不會影響到我的劇組，也不會影響我和周潤發之間的友誼。作為朋友，我很欣賞他的演技和做人方式，將來我們還是會合作。在一個客觀環境中，我和他都遇到了自己的困難，這個我理解。他雖然沒有演成周瑜，但我對一個朋友的欣賞是沒有改變的。我拍的電影最喜歡講的就是“友情”、“義氣”，對我來說，有些朋友是短暫的，有些是永遠的。雖然這次我們沒能合作成，並不代表我們今後不會合作。他對戲裏人物的關心我是知道的，也是感激的。

　　南都：既然您的電影講的都是友情和義氣，那你和周潤發20年的交情現在遇到這樣的問題，會不會覺得他不夠義氣？

　　吳宇森：不會這麽嚴重，隻是在他告訴我不演的那一刹那，我覺得很錯愕，還有點震驚，覺得怎麽可能？但後來想想，每個人各有苦衷，這也是和我的電影一樣的(笑)，每個人都有苦衷是不是？最後我覺得，不應該讓這個事情影響我對他的欣賞，還有我們之間20年的友誼。

　　南都：你在《赤壁》發布會上說你和周潤發的關係就像三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們的關係還能夠複合到從前嗎？

　　吳宇森：我們根本沒有決裂過。對朋友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埋怨或是仇恨，這樣才能做成一個真正的和諧社會。有人那麽關心山區的小孩子，為什麽我們不能欣賞那些不遠千裏去教書的老師呢？為什麽我們不能欣賞一個億萬富豪拿出自己的財產蓋一間學校呢？為什麽我們不能欣賞一個電影明星用盡全力給我們演出過的一個不能忘記的角色呢？我現在已經60多歲了，也是試著用這種欣賞的心情對任何人、任何事。一個朋友，我能夠欣賞他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足夠了。也許有一天，我拍另一部戲時，還需要和周潤發合作，到底他還是有我欣賞的大部分的。人生不應該計較太多。

　　南都：周瑜這件事後，你們見過麵或者電話溝通過嗎？

　　吳宇森：沒有，因為我工作很忙。《赤壁》是我拍戲以來，花費精力多最多、籌備時間最長，也最累的一部戲。還有很多東西要做。

　　新片《赤壁》的進展和目標——

　　我希望《赤壁》是個奮鬥的故事，像奧運精神這樣的奮鬥故事

　　南都：《赤壁》投資巨大，除了國內的回收外，一定也考慮了很多海外回收的問題，你說過“希望能把在美(國)拍戲吸取到的經驗，帶到中國”，在這一點上你是怎麽做的？

　　吳宇森：我來過兩三次大陸了，也到北京電影學院(blog)開過講座，發現這裏的電影圈多了很多年輕人，喜愛電影的年輕人很多，讓我看到了中國電影的希望。我拍《赤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希望通過這部電影，表達我們中國人的精神和勇氣，是一個風貌上的期待，還有就是希望拍一部技術上難度非常高的電影，讓國內參與工作的年輕人有機會積累一些新的經驗。我這次帶了很多新的器材過來，給大家去用、去嚐試。我還帶了一些外國的工作人員回來，在電腦特技方麵讓大家能夠有機會做一些技術交流。

　　南都：一樣從好萊塢回來的李安導演最近接受采訪時說，內地的一些工作方式，例如道具的準備，都達不到他理想的效果，他苦惱，你有這方麵的苦惱嗎？

　　吳宇森：小的苦惱會有，但整體上沒有大的苦惱。我理解李安的苦惱，在好萊塢，既有好的技術，也有好的製度，能把最優秀的人才恰當地融合在一起，有充分的發揮。但在我看來，國內很多電影工作者的創意很好，隨機應變的能力很強。還有一點，《赤壁》這個戲我們有充分的準備時間，用了差不多一年時間在規劃、設計，美術、道具、場景上，花了很多時間很多錢，所以我遇到的困難大多數是外景地的天氣突變，或者選角這些方麵的。

　　其實內地這邊有非常好的人才，隻是沒有一個比較好的工作製度。好萊塢的一些製度值得我們學習，比如說，現在大家的工作精神是很好的，但工作時間不能太長，體力不好，精神也會受影響。這些方麵我在慢慢地引導大家。

　　南都：現在中國的大片總說要做成“國際化電影”，你覺得一部好的國際化的電影是怎樣的？

　　吳宇森：首先要讓各個國家的觀眾都感興趣，還要領會得到。我們雖然拍的是三國的故事，但外國觀眾不懂得我們中國的曆史和那些人物的來龍去脈，所以怎樣會讓兩邊(注：東西方)的觀眾都滿意，編劇上就得有技巧。我會沿用我一直都強調的人文精神這個原則來做劇本。

　　這十幾年我在好萊塢拍戲，體會外國觀眾其實和我們很多中國人想像的是不一樣的，他們不一定是看中國片隻看動作，雖然中國內地有好幾部大片在美國都很受歡迎，但你看李安的《臥虎藏龍》，其實有很豐富的人文精神在裏麵。

　　我給你講個例子。我拍《變臉》(注：吳宇森在好萊塢票房和口碑最成功的一部電影，約翰·屈伏塔和尼古拉斯·凱奇主演)時，本來拿給我的劇本是一個發生在未來的科幻片，後來我把科幻情節全刪了，改成一個現代故事，注重人性，注重家庭倫理，等於將一個動作片拍成了一個刻畫人性的電影。但一開始好萊塢的片方就不同意，他們覺得動作片就是純動作片，不要有文藝片的成分，但我堅持做一個大膽的嚐試，我跟他們說，你們請我來拍片，是因為喜歡看我的電影，那就讓我按自己的理念去嚐試。

　　拍到最後發生了一件事。影片結尾，我準備拍完兩個人的打戲後，尼古拉斯·凱奇把約翰·屈伏塔的小孩帶回家了，但監製不建議我這樣拍，說男主角回來就好了，不要帶個小孩。我說這個小孩需要人照顧，雖然是敵人，也應該帶他回家。監製說西方觀眾不會接受，但我堅持要拍。他說我們兩人來自不同的文化，觀念不同，還是不給我拍。片子拍完後，我們做了一次試映(在好萊塢影片正式上映前，有做小範圍試映的慣例，借以了解觀眾的大致看法)，結局是沒有帶小孩回家的。結果回收的觀眾問卷調查裏，超過60%的觀眾都在問那個小孩後來怎樣了，製片公司的人馬上開車來找我，跟我當麵道歉，說導演請你明天再補拍一段戲，讓凱奇把小孩帶回家吧。我重新開機補拍了一段，再做觀眾試映時，觀眾給的分就從60多分變成了90多分。一個鏡頭改變一個片子這麽大，聽起來像故事一樣，但其實是我的真身經曆。所以作為一個國際化的電影，最主要的是要有人性共通的地方。

　　南都：三國的故事有很多頭緒和人物，電影雖然分上下兩集，但還是麵臨取舍的問題吧？你的劇本以什麽樣的原則來取舍？

　　吳宇森：牽涉到的每個人物不能是空的，要盡量給他真實感，又不是演義裏麵那麽英雄化、神化。還有，我會給英雄一個家，他們都是從生活裏麵出來的，除了周瑜、諸葛亮，也要有小喬、孫尚香。我希望讓觀眾看到周瑜、諸葛亮後，覺得和自己的距離不遠。除了男性的“雄”，我還希望帶出一層“柔”來。這是我的出發點。我還希望《赤壁》是一個奮鬥的故事，像奧運精神這樣的奮鬥故事。我不是在拍一個沉重的曆史，希望能夠講中國人的胸襟，大家看了之後能感覺到一種力量。但我現在也不能夠講太多，如果拍出來不是那麽回事，大家會笑我。

　　南都：語言上怎麽辦？台灣國語、香港國語、內地普通話都有。

　　吳宇森：都講普通話。大家盡量統一。我叫老師來指導，演員之間也互相幫忙，糾正一下語音。現在看來大家表現得還不錯。

　　南都：好像最近拍了好多趙薇(聽歌)的戲，她的表現如何？

　　吳宇森：非常好，有感情。趙薇是一個拚命的演員，能上馬、能打，我覺得她身上有一種男子氣，英氣。演技也很好，有活力，把角色豐富了很多。

　　今年《天堂口》和當年的《喋血街頭》——

　　我的童年就是一出《喋血街頭》，《天堂口》就是翻拍自這部電影

　　南都：聽說陳奕利導演拍《天堂口》，創作衝動來源於你給他講的自己小時候的故事，是怎樣的故事？

　　吳宇森：我小時候在一個很窮困的環境裏長大，(上世紀)50年代，我們家住在香港石硤尾那裏的木屋區，那地方是個貧民區，每天有很多罪案發生，我就在一個有很多的流氓、娼妓、賭徒的環境裏長大，經常帶著一幫人和另一幫人對抗。那時如果沒有宗教信仰，沒有好的母親，沒有電影的吸引，我差點就加入黑社會了。我的童年，就是一出《喋血街頭》。《天堂口》就是翻拍自這部電影。我父母是知識分子出身，隻是因為我父親得了十年的肺病，才被迫流落到那裏。小時候我每天一起床，一定拿家裏一樣東西當武器才出門，因為我知道我一跑出家門口，一定被打，很多次被那些孩子打破頭。(你小時候很能打嗎？)其實是因為身體弱嘛，很多時候都被別人欺負。我那個童年，現在想起來真的就像地獄一樣。我爸爸堅持要我讀書，後來有家美國教會捐助我讀教會學校，這個恩我記了一輩子。還有不能忘記的就是電影，我小時候第一次在電影院看到歌舞片，覺得那裏麵的地方和人就像天堂一樣。後來我拍《喋血街頭》，裏麵有一些人和一些故事都是我小時候的朋友和發生過的事。現在陳奕利拍的《天堂口》其實就是另一個版本的《喋血街頭》。

　　南都：聽說你到現場看過陳奕利拍戲，建議他在戲裏加入一些“吳宇森風格”的動作場麵，例如聖歌中的白鴿之類，但他沒有采納？

　　吳宇森：嗯，這個傳言不準確。第一，我作為一個監製，首先是喜歡陳奕利的表現手法才做這個工作，故事是他和編劇兩個人想出來的，所以在開拍前，我作為一個監製，應該讓他有充分的創作自由。第二，我隻到過現場兩次，而且是探望的性質。開拍之前我隻給他了一句話——動作好看固然重要，但感情線更重要。我不希望他拍出來的電影給人感覺就是重拍吳宇森，每個年輕人都應該有自己的主見和創意。不一定要用慢鏡頭，要舉雙槍飛白鴿的，那樣就太悶了。

　　南都：那為什麽我們在網上看到的兩個版本片花(注：該片的官網上掛出兩個版本片花，分別命名為吳宇森版本和陳奕利版本)中，吳宇森版本裏有很多你的標誌性場麵，陳奕利的版本裏卻全沒有這些場麵？

　　吳宇森：我並沒有剪過一個吳宇森版本啊，這是個誤會吧。可能是宣傳人員和剪輯師做的。這種兩個版本的做法在好萊塢是慣例，通常他們的預告片有兩個，一個隻有一分多鍾，不介紹太多故事內容，讓觀眾提前產生好奇，讓大家感覺這個戲是動作片。但到了第二波，再出預告片就多了一些劇情，讓大家明白原來影片有很濃厚的感情戲。

　　南都：你在《天堂口》畫冊的序言裏，寫到陳奕利獲得了很多支持，他很幸運。除了幸運之外，你怎麽評價他的個人功力？

　　吳宇森：他個人是很有才華的，但年輕導演難免有技術上的經驗不足。他的優點是處理感情戲很成熟。《天堂口》是我回來(回歸華語影壇)的第一部電影，我是很慎重的。我選擇陳奕利是因為，3年前有一天張家振(《天堂口》的另一位監製)跑進我的辦公室，說給我看一個年輕廣告導演的作品，陳奕利的廣告，幾十秒內講一個故事，拍得很好，我當時就覺得這個年輕人是可造之材。

　　南都：《天堂口》做宣傳時，一直說陳奕利是吳宇森的弟子。

　　吳宇森：我從來都不收弟子。我年輕時受到了很多中外導演的影響，比如說張徹導演，可以說他是我的師傅，但我是不是他弟子呢？受別人影響啟發每個人都有的，但能不能夠做出屬於自己的風格就要看自己了。我個人也不偉大，但是我對年輕人很喜愛，能夠幫到一個年輕人我就很開心了。

　　南都：《喋血街頭》對你來說是一部有遺憾的電影(1996年的《喋血街頭》耗資3000多萬港元，香港本土隻收回400萬港元，被視作吳宇森自《英雄本色》後最大的挫敗)，選擇一個初出茅廬的導演來重拍，你是怎麽考慮的？

　　吳宇森：我不很了解大家說的有遺憾指的是什麽，但對我來說，惟一的遺憾就是這個電影本來是3個小時，後來被迫剪成兩個小時，有很多我喜歡的感情戲不存在了，而且剪出來的底片都被弄丟了，我永遠沒有辦法還原成原來的版本，裏麵原來有五六個演員的戲是有充分的背景描寫的。陳奕利說他喜歡這個戲，希望拿戲裏麵的某段感情來重新發揮，所以我勉勵他去做。

　　南都：現在做出來的結果能彌補遺憾嗎？

　　吳宇森：起碼他在友情、愛情方麵著墨比較多，這些部分在原來的版本裏被剪掉了。張震演的殺手、吳彥祖對朋友的堅持、劉燁那個角色，都能夠在短短的時間裏麵有恰如其分的表現。我在這一點上是很滿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