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欣和她的“同一首歌”由此就不需要名片。孟欣有一張獨特的海報，海報上她輕盈地把一幅印有“同一首歌走進××”的照片握在胸前，這是她和“同一首歌”最富招牌性的合影。除此之外，她不需再做什麽品牌推廣:她的名字與她的笑臉本身就是一切。“同一首歌”每進入一個城市，承辦方就會用電腦將那張照片上的“××”修改成要進入的城市的名稱，再將圖片印上街頭巷尾的海報、地方報紙的廣告版甚至演出門票上，孟欣的笑臉於是就和“同一首歌”的快樂模式一起，迅速在這些城市裏被複製和傳播。
可以說“同一首歌”是一座特殊的橋梁:將各類大牌歌星們送到需要他們帶去娛樂與歡樂的各個角落，讓那些偏遠角落裏渴望與明星們同在現場的人們充分享受狂歡的歡樂，使觀眾、聽眾與明星們手拉手融合一體地懷舊，流下興奮的熱淚。最起碼在那一瞬間，彌合了彼此之間巨大的差異。這是一座表麵看大家都收益的橋梁:對聽眾而言，獲得了“我在場”的愉悅，得到了與明星在一起的滿足;對歌星而言，獲得了對他或她身份認同的出場費，並可以不斷鞏固這樣的身價。盡管偏遠地區幾百元的門票價不菲，歌星們一次出場就能收獲數萬甚至10萬、20萬元的收益與貧困地區人們現實的生活景況構成了巨大的反差，但當一切被遮蔽在表麵的喜興之中時，被狂歡時尚洗滌的觀眾多數還認為彼此都值這個價。孟欣與她的“同一首歌”於是既扮演了傳播文化和娛樂的親善大使，又滿足了不同的需求。當然，這需求更重要一方不是因為這些聽眾與歌者，而是因為企業與地方政府的官員們。
“同一首歌”更重要的意義，是已經成為了大家都願意建設的和諧社會裏代表和諧與祥和的形象工程。企業出錢、地方政府搭台，一方麵在“與民同樂”中凝聚一地政府、企業、民眾間的向心力，使大家在歌舞升平中其樂融融;另一方麵又推介了地方改革開放的資源與實力，為招商引資和旅遊資源開發起到宣傳推廣的作用。在9月6日“同一首歌走進寶雞”的演唱會中，出資700萬元中的600萬元就分別來自6家本地企業——西鳳酒、阜豐公司、機床廠、寶雞高新區管委會、寶鈦集團和陝西東嶺集團，哪個企業不願為地方興盛出力？哪個企業又不願與地方政府共同打造和諧的形象？在這個意義上，“同一首歌”的橋梁當然起著更根本的作用——因這樣的供需關係，它才成為供不應求，價碼抬得再高，出錢的企業與搭台的地方政府都還覺得物有所值——如果在央視做廣告，兩三小時又需要多少錢呢？再說，廣告的商業效益遠沒有這樣的形象意義來得實際。
這樣，似乎一切都皆大歡喜。在這場關係複雜的角逐裏，充滿了博弈，但似乎所有參與者都是贏家。
問題是，這不是真正透明的市場化的供需關係。“同一首歌”的品牌來自央視，孟欣使用的是央視的傳播資源;而企業為地方政府出錢，地方政府要表現政府形象;一個本來是公益的活動變成了特殊的商業演出。在這樣不透明的前提下，“同一首歌”就以這種特殊身份成為演出市場的相對壟斷，在一場又一場演出中獲得令人驚歎的利潤
“同一首歌”如何走進寶雞
9月6日，“‘同根同祖’同一首歌走進寶雞”演唱會為陝西寶雞帶來一場盛宴，參與的每一方都各得其所。寶雞一年一度的“全球華人省親祭祖大會”終於有了一個拿得上台麵的開場;寶雞將得到在央視一套和三套露臉的機會。
“同根同祖同一首歌”是這次演唱會的主題。據說正是因為這個合適而恰當的主題，寶雞和“同一首歌”之間才有了合作契機。一名“同一首歌”欄目的合作者說，每年遞交欄目組的申請有60%以上被拒絕了。“同一首歌”是“美女”，誰都想把它娶回家。寶雞是幸運兒，在“窮漢”中脫穎而出。
寶雞今年很大一部分時間都在準備這場隆重的迎娶，當然，它也為此置辦了厚重的“聘禮”:接近700萬元的稅後收入，在演出前已經打到當地一家演出中介機構的賬上，再由後者匯給“同一首歌”欄目在央視國際總公司的賬戶。
事實上，在過去三年裏，寶雞都在竭力接近這位高高在上的“美女”。一開始，政府考慮本地企業的讚助和財政可以掏出的一部分，把所能承受的最大開支定在500萬到550萬。到後來，他們已經不計代價了。但他們發現，即便你鐵了心想送出一筆錢，都不是那麽容易。
“騙子愛我，我怕騙子”
是的，所有人都笑了。9月6日晚上“同一首歌”在陝西省寶雞市的演唱會讓寶雞度過了一個瘋狂的夜晚，就和所有人過去6年裏在電視中看到的“同一首歌”的每一場演出一樣。電視轉播畫麵上充斥著舉著熒光棒的觀眾一張張喜氣洋洋的笑臉。
也發生了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事情。據說，演出都已經結束了，一名寶雞官員還接到一些不友善的電話，劈頭蓋臉地問，“你看，我這兒怎麽辦？”打電話的人認為，寶雞承辦“同一首歌”的成功裏也有他的一份功勞，因此他應該獲得相應的一份收益。對方甚至還詳細列舉出了在整個寶雞和“同一首歌”欄目組相關方麵的談判過程中“哪個階段他都做了什麽樣的工作，起了什麽樣的作用”。
從8月底，寶雞市政府委托當地一家演出經紀公司“陝西力都經典文化藝術演出有限公司”跟“同一首歌”簽約那一天起，這樣“論功索酬”的電話就沒有停止過。知情人說，這些打給官員的電話裏還不乏恐嚇和威脅。
寶雞市負責跟“同一首歌”聯絡合作事宜的兩名官員和力都公司總經理丁力是籌辦晚會小組的成員。他們今年3月到北京的第一天就遇上了這些人。
如果說9月6日的夜晚注定是一場人人滿意的“歡樂盛宴”，但通往歡樂的道路多少有些曲折和令人不快。知情人說，“籌辦小組”的人到了北京，才發現自己完全是門外漢，他們見不到“同一首歌”任何一個核心人士，他們連“同一首歌”的大門都沒進去過。
他們探聽到當時“同一首歌”在北京二十一世紀劇院有一場演出，在演出的間隙通過熟人找到了“同一首歌”一名內部成員，但這次討論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他們接著給欄目組打了無數次電話，但接電話的都是“手下辦事的”。他們被反複告知，“孟導不在”。見不著這位“同一首歌”的一把手，就意味著“沒人定事”，“所有努力都是白搭”。
緊跟而來就是“騙子”。一名官員後來很氣憤地這樣稱呼把他們團團圍住的各種各樣的演出中介機構。沒有人知道寶雞要辦“同一首歌”的消息和籌辦小組官員們的手機號碼是通過什麽渠道被泄露出去的。反正，四家以上的“中介”找上門來，都聲稱，他們在“同一首歌”裏麵有人，可以保證辦成這件事。
風聲也許在更早時候就被透露出去了。知情人說，寶雞在2004年就有過請“同一首歌”到寶雞的想法，因為西北五省當時已經有銀川、蘭州、陝西延安都辦了“同一首歌”，急於在競爭激烈的二線城市裏突圍的寶雞當然不甘人後。“在2005年春節以前的政府常務會議上，寶雞就正式落實了要請‘同一首歌’的計劃。”
“2005年寶雞政府開始策劃‘省親祭祖大會’。與政府合作的深圳‘文豐專家工作室’提出了一個方案，把寶雞策劃為‘全球華人老家’，大家都覺得這個提法不錯。後來，‘文豐工作室’提出既然這個點子是他們想出來的，請‘同一首歌’的事也由他們來做，他們說自己有關係，一定能請來，而且一定可以把整個活動做得非常火。”事情最終沒有辦成，還讓寶雞市有點措手不及。“5月份那邊說沒問題，6月份說沒問題，7月份告訴市裏說‘不行了’，‘請不來’。”10月初召開省親祭祖大會的邀請已經都發出去了，寶雞隻有用3個月的時間，由寶雞文化局和廣電局牽頭自己趕排了一台晚會，請了4位名氣不大的明星，整個晚會耗資100萬元。
消息已經傳出去了。到籌辦小組第一次到北京，“那些‘中介公司’幾乎就站在那兒等著”。“我們的人到哪兒，他們就追到哪兒。”
知情人說，這些找上門來的人各式各樣，一開口八九百萬的有;還有一類是，你一說價錢高了，他就往低說，低到二三百萬的也有。但這些人的共同之處，都要先讓你交一筆數目不小的保證金，然後再辦事。“籌辦小組是替政府辦事。要交現金，無論多少肯定都是不行的。”他說，“籌辦小組的官員們跟那些人說，‘光說沒用。你能把我領到“同一首歌”見了孟欣就行，我們就給錢，領不到，怎麽都不成’。”
與“騙子們”的周旋成了寶雞幾名“申辦‘同一首歌’”特派員在北京的主要內容。他們在距離央視不遠的一家賓館住了十幾天後無功而返。走之前，他們按照“同一首歌”所要求的程序將一份申請材料留給了欄目組。知情人，籌辦小組的負責人回到寶雞給領導匯報時很感慨地總結了兩句話，“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騙子愛我，我怕騙子”。
8月底，寶雞和“同一首歌”正式簽完約，“騙子們”就又冒出來了。
“少了孟欣不行”
聯係孟欣是件很困難的事情，我們跟她幾次約定的采訪又中途延宕。她的助手說:“有一天給領導打電話，如果領導碰巧接了，那你基本上就可以去買彩票了。”更真實的原因恐怕是，八九月份是演出市場的旺季。用北京巨龍文化公司總經理劉忠奎的話說，對演出商而言，9月是“金9月”。9月份“同一首歌”的檔期在3個月甚至半年前就已經敲定，“同一首歌”也曾經因為這個原因拒絕過寶雞。
9月2日完成和江陰的合作，6日就是陝西寶雞的演出。做完寶雞，孟欣還要趕下一個場。“她要事先到下一處去察看演出場地。”她的助手說，“她不去，地方領導不放心。”
丁力幾次稱讚孟欣的才華和強勢，他說:“有些人一眼看上去就是幹大事的。”丁力說，8月21日，在和“同一首歌”溝通的前期工作基本談妥後，寶雞和“同一首歌”方麵進行了更高規格的碰麵。經過6個月努力後，他才第一次見到了孟欣。
“很多原先談不下來的地方，見了孟欣就解決了。”丁力說，因為寶雞的“同一首歌”是作為“省親祭祖大會”的開幕式，寶雞市領導想在演唱會正式開始前加一個10到15分鍾的開場，由寶雞市委領導和幾個參加會議的全球華人代表致辭，但是在“同一首歌”開辦6年來的演出曆史上從來沒有過這種形式，之前跟他們談的人一直表示“恐怕有難度”，“要請示領導”，“結果，孟欣隻大概聽了一下，馬上表示，‘這個沒問題，我們全力配合’”。
9月6日的演唱會也是如此。很多事情等著孟欣來定，而孟欣直到9月6日的下午才到現場。一名官員說:“孟欣來之前，很多東西都沒定下來。比如，演唱會中間上去講話的嘉賓，有誰，沒誰，第幾個講，安排在哪個節目後麵。甚至演出歌星到那時候還沒有最後敲定，現場也很亂。我們手裏都捏了把汗，政府為此投入那麽大，生怕最後哪點顧及不到，出什麽紕漏。”
孟欣到了之後，忙亂的現場很快有條不紊起來。“孟欣一隻手拿著演說辭撰稿，然後告訴4個導演怎麽做怎麽做。”這名官員說，“我們都很佩服。‘同一首歌’團隊這麽倉促，但是事情做得很好。”
的確，目前恐怕仍沒有哪個團隊有“同一首歌”如此豐富的經驗，從2000年到現在，“同一首歌”辦了上百場類似這樣的演唱會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它的掌舵者孟欣。
一名圈內人士說，對孟欣而言，2000年是個意外。她落選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總導演，但她收獲了一個更大的舞台。和前者比，“同一首歌”看上去要有更大的自主權和更廣闊的市場，在那些很少能和國內一線明星直接麵對麵的二線城市，“同一首歌”給它們帶來的震動和歡樂可能還要更甚於前者。“同一首歌”更像是流動的“春晚”，它讓地方城市以傾城之力來過這個“節”，它讓原本默默無名的二線城市獲得注意力，沉浸在“一夜成名”的美妙想象裏。孟欣的助手說，“孟導也更樂意讓人看到這一點——就是‘同一首歌’所蘊含的社會能量”。
到2002年孟欣已經把“同一首歌”辦得很出色了。它是央視上升最快的品牌之一。2002年的拍賣足以顯示了這個品牌的影響力和含金量。“同一首歌”在那一年以2020萬元和4540萬元的價格賣出了獨家特約廣告時段和全部廣告資源獨家代理權。那場別具一格的拍賣會辦得更像“同一首歌”主題的大賣場和家族大聯歡，很多在“同一首歌”的每次演出頻頻出場的歌星悉數登場為“同一首歌”叫賣。
孟欣的助手說，在“同一首歌”一年的幾十場演唱會中，“走進高校是一類，大約有4到5場;讚助性的，4到5場;純企業合作的，4到5場;和大型活動籌委會合辦的，2到3場，海外演出，2到3場”，剩下最多的類型是“走進地方”。
1999年拿到“全國優秀旅遊城市”牌子的寶雞從2000年開始一直為它的城市定位而苦惱。西安和延安的旅遊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搶盡了他們的風頭;寶雞想突出“炎帝誕生地”的聲名，但全國還有湖南株洲、湖北隨州和山西、河南的兩個城市都在打這個主意。寶雞急於策劃一場聲勢奪人的活動和辦一場熱鬧非凡的演唱會把寶雞的品牌打出去。
2004年，“全國森林旅遊博覽會”在寶雞舉行。寶雞市政府第一次有人提出請“同一首歌”的建議被當時主管工作的副市長否決了。知情人說，這位副市長更喜歡“東方歌舞團”這類傳統的表演項目，當然更重要的原因，“他覺得‘同一首歌’要價太高，也不好談”。
繞圈圈
很可能2004年“全國森林旅遊博覽會”的失利使2005年寶雞的注意力再度放到“同一首歌”身上。“森博會”演唱會由北京的一名演出商承辦，這台耗資300萬元的晚會不僅經營慘淡，效果和反響也讓人失望。
寶雞市由此意識到，“同一首歌”最有價值的“資產”也許不是孟欣不是它的品牌，也不是它的明星，而是央視。和它合作，能在央視一套獲得一次播出機會，在三套還有三次輪播的機會。知情人說，大家認為，和在央視任何時段同等時間的廣告費相比，這筆投入隻要不是大到離譜都不算吃虧。更何況，地方政府畢竟不是企業，沒有比一台演唱會這種形式更理想更合乎規則的廣告載體。
一旦步入實施，寶雞才發現，盡管是自己出錢，但主動權完全不在自己手裏。比那位副市長想象的還要“不好談”。
跑到北京的籌辦小組3月份就一直在繞圈圈，始終無法切入正題。同時，3月份還有另一個消息讓寶雞的官員很擔心。“當時正是‘兩會’期間。”知情人說，“寶雞的官員得到了一個消息，說‘孟欣在“兩會”上表示，“同一首歌”將停止商業演出，以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出現’。”
知情人說:“官員們於是一直擔心，這台晚會可能做不了了。現在已經這麽困難，如果不收錢，‘同一首歌’憑什麽來寶雞？另一方麵，孟欣這樣表態，演員不收費了，那明星的檔次肯定下去了。政府已經準備作出一個大投入，如果‘同一首歌’要壓縮成本，那政府期望的效果也肯定沒了。”
今年5月，籌辦小組回到寶雞接近兩個月後，“同一首歌”發來寶雞的“回函”取消了他們的疑慮。知情人說，回函上這麽寫:“寶雞人民政府，你們的邀請我們已經收到，你們的主題很好，符合同一首歌公益化、國際化、市場化改革的要求。”“得到這個同意合作的答複後，我們後來私下理解‘同一首歌’所說的‘公益化’，不是不收費，可能是在演唱會上盡量突出公益化主題。”
雙方合作還麵臨著一個現實的難題要繞過:去年9月1日以後，《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明確不允許政府部門主辦演出活動。寶雞必須要找到一個演出經紀公司，作為名義上的承辦方，負責演出批文報批手續、演員審批手續的辦理，最主要的是，最後和“同一首歌”簽約——這讓一切看上去按規章進行。
對寶雞而言，這也並不容易，寶雞本地沒有大的演出商。知情人說:“一開始有人建議到西安找陝西演出公司，但市裏領導沒有同意，大家都認為，演唱會費用肯定不會是個小數，沒必要增加額外開支，外市的經紀公司隻要一出麵，中介費至少10萬元。”“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是，外麵的人信用沒法保證。因為政策規定，政府不能是晚會的出資方。‘同一首歌’的報酬最後是要先打到這個經紀公司的賬戶上，再由他們轉至‘同一首歌’。這麽大的金額，如果不是可靠的公司，卷款跑了怎麽辦？”
政府最後選擇了寶雞唯的一家注冊過的經紀公司“陝西力都經典文化藝術演出有限公司”，他的老板是丁力，原來寶雞的一個音響器材商。
“終於見真神了”
5月份寶雞市政府收到“同一首歌”態度或明或暗的回函時，政府班子正在換屆。知情人說，這麽大的一樁投資，領導定不下來，事情肯定也定不下來。
今年7月，寶雞新的政府班子上任，著手落實的第一件事就是繼續邀請“同一首歌”。丁力說，寶雞方麵當時最圓滿的計劃是，8月29日能順利舉行“同一首歌走進寶雞”演唱會，這樣，曆時3天的“省親祭祖大會”將在8月30日進行祭祖大典，正是陰曆七月初七，七夕，趕個好日子。
事與願違，知情人說，市裏當時讓人直接給“同一首歌”打電話，解釋說，“因為新領導剛確定下來，邀請之事耽擱了一下，但我們決心不變，一心要在寶雞辦成‘同一首歌’”。“同一首歌”的人回複是，“不可能了，8、9月份我們已經排滿了”。
寶雞於是讓籌辦小組的幾名官員和丁力二次進京。據說，這讓其中一名官員很為難，他表示，“人家已經明確拒絕了沒必要再去討這個沒趣吧”。但領導說，“一定要去”，“確實不行，再回來”。
“那些在3月份主動搭上的中介人，在中間幾個月的時間，從來沒有停止過跟寶雞官員的接觸。”知情人說，寶雞方麵時間緊，等不了，一心要想跟孟欣直接聯絡上。
寶雞官員不信任這些找上門來的中間人同時又要隨時提防他們。知情人說，讓籌辦小組感到奇怪的是，這始終緊盯著的三四家中介人不僅相互知道對方，還相互知道各自的開價以及跟寶雞方麵談判的進展。“因此籌辦小組的人盡管在尋找其他辦法，但卻要表麵上跟這些中間人保持著關係，每一個人都要跟他談著。他們擔心，跟哪一家鬧翻了，他們很可能會把整個局都攪了。”
丁力想到了另外一些關係。他在2004年“全國森林旅遊博覽會”的時候承包了整個演唱會的舞台舞美燈光音響設備的租借，認識了負責音響調試一個調音師，兩人關係不錯，而這個調音師還是“同一首歌”欄目組的調音師。但這個關係無濟於事，根本沒有派上用場。
看上去沒有人可以施以援手。知情人說，寶雞市最後又找到了更上層的領導，通過這位領導直接跟孟欣聯係上了。
“但這個階段，依然是一些中間人在從中跑動，負責協商價格。寶雞去的官員最後被弄得一頭霧水，他們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些是欄目組人哪些是外邊的人。經常突然出現一兩個人，但後來就不見了。到最後一階段，在此前跟籌辦小組聯絡最多的一個人又被換掉了。”
知情人說:“最後有一個人告訴寶雞‘同一首歌’明確的報價:700萬元。這超出了寶雞市‘不超過550萬元’的預算。在北京的官員跟寶雞方麵領導匯報後，得到肯定的回應，‘已經到這一步了，不在乎多150萬元’。”
“一般演出的成本基本上包括三個部分:演員，舞美，燈光。但‘同一首歌’的成本裏還包含了很重要的一塊是播出費用。”丁力說，最後支付給“同一首歌”的接近700萬元演出報酬裏，演員費用200多萬元，播出費用160萬到170萬元，其他還有一部分製作費。這和孟欣在今年接受某媒體采訪時對“同一首歌”所得報酬構成的分析大不相同，她曾說:“其實我們80%的費用都是演員的出場費，10%是製作費，10%用在錄像、吃住上。”事實上，“吃住”當然全由地方政府買單。
籌辦小組被通知7月25日可以坐下來跟“同一首歌”的一名製片主任談論實質性合作了，丁力感歎說:“終於見真神了。”
“700萬，寶雞連版權都沒有”
7月25日，寶雞又被轉了一道手。
知情人說:“籌辦小組的成員們在這一天終於把寶雞方麵對演唱會的一些要求遞交給‘同一首歌’，主要包括對出演明星的要求。寶雞給了‘同一首歌’三個等次的歌星名單，第一等次列了9個人，第二等次列了20個人，第三等次列了一些，他們要求‘同一首歌’最後的演員名單是至少保證他們列出的第一等次有2到3人，第二等次有8到10人。”而似乎“同一首歌”方麵覺得事情還沒有進入到這一層麵，有關負責人對寶雞的官員們說:“這些協議的具體細節，你們7月27日跟北京世紀夥伴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的老總再談，我們已經把具體製作委托給這家製作公司。”
“同一首歌”像一個雜技演員，它把幾個球同時拋到空中，在最穩妥和最沒有風險的時刻接住它們。
這倒符合“同一首歌”公司化轉型後的自我定位。孟欣的助手曾對記者說:“公司化之前，‘同一首歌’是台裏錄節目，所有權屬於中央台;公司化之後，這個節目是主辦方的節目，主辦方對這台晚會有很大的權利和義務。”
這樣，政策風險由政府背，糾紛風險由製作公司背，“同一首歌”永遠不是主辦方，就永不犯錯。
這種強勢直接體現在了8月底寶雞和“同一首歌”的正式合同上。知情人說:“在最終的合同上，‘同一首歌’就隻承擔導演和播出的責任了。所有收入由政府委托的公司打給國際總公司賬戶，錢再由這個賬戶打給演員和‘同一首歌’委托的公司。在寶雞的事情全部由製作公司來做，一旦發生任何官司，‘同一首歌’欄目組沒有任何問題。”
“公司化”也替“同一首歌”解釋了它備受詬病的“商業化問題”。孟欣的助手說:“正因為主辦方的權利和義務，沒有人規定他們不能運營這台晚會，不能賣票。”孟欣接受某媒體采訪時也曾就“同一首歌”出現的高票價問題解釋說:“我們都不知道怎麽就開始賣票的，一開始我們都是做比較有意義的主題，有一些演出商可能就覺得可以做，就稀裏糊塗開始賣票了，他一賣票就是商演了，我們就控製不住了。”
財政緊張的地方政府為一台晚會付出巨大的投入，當然希望可以盡可能收回部分成本。“‘同一首歌’在寶雞期間的確始終沒有明確說過，‘你可以賣票’。”知情人說，“但寶雞政府把票印出來，‘同一首歌’的負責人也要了200張票過去，對此並沒有任何異議。他們布置會場很緊迫，需要寶雞一些部門的員工加班配合，他們要這些票是做公關用的。”
當麵對另一個問題時，孟欣會更願意強調“同一首歌”隻是“欄目”的一麵。知情人說:“簽約前後，寶雞方麵和‘同一首歌’商量，認為寶雞這邊花了這麽多錢，這台演唱會的版權能不能屬於寶雞。‘同一首歌’的回應是‘同一首歌’是央視的一個欄目，版權是肯定不能歸你們的。”“盡管寶雞官員最後對演唱會的效果都很滿意，但苦在心裏，出錢的，最後什麽事都做不了主。”
8月30日，“同一首歌”方麵的第一批人到寶雞，也列出一個單子，上麵包括“住宿安排，場地設施”等一係列要求。知情人說，“同一首歌”有不同於其他演唱會的很多要求，比如，它要每個人都拿熒光棒用於營造氣氛;要針對演唱會上的歌星每人製作20張大幅宣傳牌;要單獨編排歌迷區，要有“歌迷牌”。這些和演唱會相配套的費用全部要由地方承擔。
一名電力公司員工接受采訪時說:“9月2日，‘同一首歌’布置舞台，發現寶雞體育場的配電箱不能和他們帶的音響專用配電箱對接，要求增設8台配電箱。我們當天從設備廠訂購了8台，連夜把設備運抵現場。‘同一首歌’要求9月3日晚上確保他們能調試音響，電力公司出了30名電工，冒著大雨連續幹了10個小時，把活幹完了。”“為了確保這台晚會的供電，按照‘同一首歌’方麵的演出要求，對體育場低壓設備進行改造，電力公司花了10萬塊錢專門新建鋪設了兩條140米的低壓電纜。”
“同一首歌”的一支拍攝隊9月6日下午到寶雞，在現場工作的時候，一名在場的官員跟他們說，“我們這次辦了，以後是不會再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