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在往年基礎上適當降低，並在年初公布，2007年“全國死亡總指標”相對指標即“億元GDP生產事故死亡率”、“工礦商貿十萬從業人員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萬車死亡率”、“煤礦百萬噸死亡率”指標分別是0．51、3．17、5．7和1．923。
也就是說，1億元GDP可以以死0．51人為代價，其他3個指標以此類推…
交通事故發生後，7天內算事故死亡，要占指標；而7天外不屬事故死亡。交管部門就存在一個潛在願望：即使人要死，也要盡一切力量拖過7天！
解密中國“死亡指標”體係
它的每次發布，都如同投下一顆“輿論炸彈”。
2007年的“輿論炸彈”，是被4月末公布的“北京市各類事故死亡人數控製指標”引爆的。這裏的死亡人數已精確到個位——指標規定：北京各類事故死亡總人數應控製在1733人之內。其中，交通肇事為1373人、火災為33人、生產安全為196人。全市死亡總指標還會向各區分攤：例如，北京朝陽區今年“分到”的死亡指標為250人，而該區的火災死亡指標為8人。
南方周末記者致電北京市消防局，其宣傳部門的負責人稱：指標是由公安部下達給北京市的。記者又從公安部獲悉：“死亡指標”依據2004年頒布的《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安全生產工作的決定》設立，涵蓋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市、縣，至今已實行3年。
每年年初，根據近幾年的統計數據，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要給出該年度的“安全生產總指標”，包括工礦商貿、火災、公路交通、鐵路交通、民航飛行等各類事故死亡人數的總和。而在這個“總指標”中，再分別給出各項事故的指標，並把不同的指標下放給各個係統。例如，2005年“全國工礦商貿企業事故死亡人數控製目標”為16263人；“金屬、非金屬礦事故、礦難的死亡人數控製指標”為2645人。
“總指標”確定後，安全生產委員會會按照“實際情況”，把這些指標發放給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新疆建設兵團）。例如，中國第一產煤大省山西省，在2004年煤炭企業獲得的“死亡指標”是495人。
各省以此類推，再把這些指標分解下放到各地（市）及省直屬企業，而各市、縣最終把指標下放到具體企業。例如，2004年山西省大同市獲得死亡指標54人，分配給省屬大同煤礦集團的指標是23人。
此間最關鍵的環節是：2007年的“全國死亡總指標”是如何算出來的？南方周末記者從國家安全監督管理總局了解到：指標分為“相對指標”與“絕對指標”，相對指標即“億元GDP生產事故死亡率”、“工礦商貿十萬從業人員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萬車死亡率”、“煤礦百萬噸死亡率”，由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在往年基礎上適當降低，並在年初公布。2007年4個上述指標分別是0．51、3．17、5．7和1．923。也就是說，1億元GDP可以以死0．51人為代價，其他3個指標以此類推。
而安監總局提供的一份材料表明：對各省下達的絕對指標源於該省前3年意外事故死亡人數總和的平均值，再加以“微調”——有一個較為複雜的公式，對此進行計算。但最重要的前提是：下一年的“死亡指標”一定少於上一年。
當然，也並非所有的地區、行業和單位都有死亡指標。一些省區對近年沒有發生傷亡事故的地區、行業和企業實行“零指標”控製，“一個都不能少”。
完不成指標怎麽辦？
“死亡指標”誕生隻有3年，但在中國“指標體係”中的地位一路飆升——2006年，被寫入國家的“十一五規劃”，是考察官員政績最重要的依據之一。
陝西省一位交警支隊隊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能否在指標數目之內，關係到整個支隊的評優、評獎，關係到幹部們的升遷和警察們的獎金。這個指標的重要，體現在其可以“一票否決”上。所以，除了“盡人力”外，大家還得“聽天命”，祈求在自己的轄區少出點事、少死幾個人。
“像交警係統和消防係統，年底往往是最緊張的時刻。”這位支隊長稱，“而對於已經超標的單位，隻能‘想其他辦法’。”
陝西《華商報》報道，該省安康市曾在其所轄的10個交警大隊中開展“爭優”活動，其中重要的一項是：當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不能超過前三年的平均數。為達標，平利縣大隊出現了瞞報現象，該大隊負責人因此被“雙規”。
“天災、人禍難以預料，如果分攤到最基層並規定得過於具體，會帶來一些問題。”中國人民大學行政係主任毛壽龍說，“比如，北京朝陽區今年的交通事故死亡指標是6人，朝陽區交警隊即使對本區車輛嚴格管理，對司機加強教育，但海澱區的司機到朝陽區撞死了人，那也要占朝陽區的指標。同理，朝陽區某人到海澱區扔下一個煙頭，釀成火災與人員傷亡，指標則要算在朝海澱頭上。”
另有了解內情的人士稱：交通事故發生後，7天內算事故死亡，要占指標；而7天外不屬事故死亡。交管部門就存在一個潛在願望：即使人要死，也要盡一切力量，至少能拖過7天！如果事故發生在12月末，為完成保證當年的指標，交管部門會全力搶救——拖到次年1月，就可以不占指標了。
“我們內部，尤其是基層，對這個指標也有些不同看法。”公安部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說。他指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有諸多偶然因素——比如傷員搶救時間、醫療機構的條件等。但現在的問題是，事故受害者的生命力是否“頑強”，都要和當地官員的“榮辱禍福”息息相關。
山西某退休礦長則向記者透露，他們每年年底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與主管部門“溝通”，爭取多給幾個指標——這樣更容易完成任務。
由於死亡指標的存在，煤礦地區還形成了“周邊產業”。有神通廣大的人士，在礦難發生後，為遇難者安排異地火化、安撫家屬“禁聲”，確保遇難者不占用“死亡指標”，為礦主“消災解難”。當然，此舉收費不菲。
有實效的“必要之策”
“死亡指標的製定，可以說是中國政府的無奈之舉。”毛壽龍說。
這位行政學專家介紹：在法製化比較完備的國家，可以通過法律嚴厲製裁安全事故的責任人。還可以對預防事故的安全標準作出法律規定，予以嚴格貫徹，因此並不需要具體的行政指標。但在中國——這個行政主導的社會管理體係中，一方麵安全管理的責任都壓在職能部門的官員身上；另一方麵，官員對上級負責，考察官員政績的標準需要盡量地詳細。而最詳細、最一目了然的統計方法就是數字，而且數字越具體，越容易考察。
對各方的質疑，負責製定指標的職能部門也有苦衷。“其實我們也知道，這個指標有不科學的地方。”公安部一位人士說，“但現在官員都以政績為考核依據，定了指標，才能讓他們更有動力。”
2006年的指標下達時引起爭議，國家安監總局有關人士曾出麵澄清。這位負責人稱：不是下指標要死多少人，而是不能突破這個數。“死亡在中國現階段不能回避，但要努力做到少死人，甚至不死人”。
而據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稱：實行這些指標後，全國事故總起數和死亡人數逐年下降。2005年，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較之2004年，分別下降了10．7％和7．1％。其中有29個省份，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控製在指標以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