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苦追劉德華而導致父親在香港自殺的楊麗娟是在夜色中回到永昌中路紅旗招待所的，“我們不敢白天在街上走，誰都會指指點點。”整整一個月，物是人非，滄海桑田。紅旗服裝廠下屬的這個國營招待所在楊麗娟母女倆的眼中是“安全的”，“不會有人來騷擾”，為此她們願意出一個月600元的房租。現在，他們手中隻剩下1800元了。
棲身招待所，還剩1800元
蘭州紅旗招待所位於蘭州的商業旺地文昌路上，在一家三口去香港之前，她們曾經在這裏住了三個月。十幾平方米的房間裏放著兩張小床，配了兩把舊椅子，除電視機外，找不到其他的電器。楊麗娟的母親陶菊英說，旅館有很多老鼠，有時半夜能聽見老鼠在屋裏跑，甚至跑過床頭。
招待所裏不讓生火做飯，母女每天都在外麵的小攤上買五毛錢的一張餅，或者1元5角一份的涼皮，“兩三天就炒個土豆絲什麽的打包上來，每天也沒什麽胃口，吃不下什麽。”楊麗娟說。而做飯也不是她倆擅長的，以前買菜做飯通常都是父親楊勤冀的活兒。
在香港的14天裏，楊臣剛捐助的2萬元已經用完，最後幾晚的香港房租和從深圳到蘭州的機票錢是哪些好心的人出的，她們已經說不清楚了。楊麗娟告訴記者，回來後付房租、手機充值、四處辦各種手續之類的，現在手頭還有1800元錢。
唾沫淹死人，她要反抗
招待所裏的生活並不平靜。幾天前楊麗娟買了一頂鴨舌帽，深藍色的帽子花了18塊錢，一出門她就把帽簷壓得低低的，“隻有這樣我才覺得踏實。”在蘭州已經盡人皆知的兩母女一開始雖然預計到可能受到社會壓力，但還是沒想到“淹死人的唾沫和眼光”會如此洶湧。
回到蘭州的第二天早上，楊麗娟下樓買吃的。走到招待所門口的時候，一個40多歲的男人經過她身前，走出幾步後突然回頭盯住她，並回身立即衝到了她的麵前，“劉德華，劉德華，這是楊麗娟吧，你還去不去香港了？還見不見劉德華了？”這突如其來的話一下子把楊麗娟嚇住了。旁邊的人一下子全圍了過來，有人把這個男人給拖走了。楊麗娟哭了，但與一般柔弱女子可能立即選擇回屋，躲起來不再出門不同。楊麗娟選擇了“反抗”。這個一直以自我為中心的女孩，表現了她性格中最重要的一麵。
這件事發生的三天後，母女倆在出門的時候又有一個年近50歲的男人走到她們倆跟前，罵她們不孝無聊，楊麗娟這一次的處置方式是撥了110。她對在15分鍾後才出警來到現場的民警並不滿意，“他們的態度太差了”。回到蘭州快20天了，走在街上，仍不時有人會盯著她，甚至加速走到她的前麵，回過頭來認真地看。
寧租招待所，不願租平房
在徐天民看來，“楊麗娟是又可憐又可恨”。這個楊勤冀生前在蘭州唯一信得過的人，至今還沒有收到楊家欠他的9000元錢。他說，這一筆債等到楊老師的撫恤金發下來之後再說吧。據了解，按照國家的規定，楊勤冀10個月的基本工資，加上1000元的安葬費，加起來大約有18000元左右。
徐天民認為，楊家母女的正常生活軌道應當是租一個便宜點的房子，然後找份工作來養活自己，而且他覺得600元的招待所太貴了。蘭州的一房一廳的租金多在300到400元之間，稍微差一點的還有80~100元。他說，“曾經和楊家母女提過找一個省裏單位蓋的公房，那是平房，一個月也就80元到100元的房租，就是沒有暖氣，但到冬天生個爐子也就行了。”他還想著讓楊麗娟去賣菜做點小生意過日子，“我當時跟她說我可以幫她去批菜什麽的。”
但也許是還沒有真正到山窮水盡的時候，徐天民認為的最佳道路沒有被楊家母女接受。陶菊英告訴記者：“我們也看過一些房子，但一看都是樓道又黑又髒，還有之前是不是死過人，都得考察清楚。”
找個清淨地，度過後半生
對於未來的打算，楊麗娟說自己想得很清楚了。“讓我去工作是不可能的，爸爸在的時候我都沒工作，他走了我就去工作這樣會被人家笑話。至於婚姻家庭我也從來沒有想過。”她說，她媽媽有這樣的想法，但她覺得這些沒有什麽意義。
她說，自己從小就沒有什麽朋友，也從來沒有覺得孤寂。現在唯一能延續自己生命的方法就是出家，找一個清淨的，沒有人打擾的地方度過自己的後半生。“找一個清淨之地，這是延續我生命的唯一道路，對我來說是唯一也最合適的道路。走其他的路走不好。把公道討回來之後，也許那樣我心裏會好過一點，這個想法我有很久了。”在一次吵架之後，她把這個想法告訴了陶菊英。陶菊英說，自己有低保補助，不用擔心她，說“這樣的話對我的孩子太殘酷了”。
楊麗娟說，蘭州這個地方，她不可能待下去了，認識她的人太多。她說：“以前沒有媒體報道的時候，隻是家裏人有這個想法，後來，全世界都知道了，指責我的人太多。蘭州這個地方，隻要發生一點小事，大家都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