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要解決農民問題，何其難!

新近升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在各種會議上表示“要關心弱勢群體”，並要研究“如何增加農民收入”，強調“更多地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把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看上去頗有幾分危機感和務實精神。

那麽，農村的現狀究竟怎樣呢？麵對宏觀經濟高達8%的增長率，依然有8億之眾、占人口大多數的中國農民，其收入水平卻停滯不前，連續6年未見增長，中西部地區的情況更壞，當地農民收入呈連年下降的勢頭；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從2000年起，這一差距重又回到1978年以前的水平，從消費水平而言，城鄉差距高達6：1；全國下崗失業加劇，鄉鎮企業也不例外，2001年，全國鄉鎮企業減少就業崗位500萬；農村剩餘勞動力早已達到2億，其中，1.2億處於流動狀態，但並非所有的流動人口都能找到飯碗。

之外，農民的負擔重，又是一個老問題。盡管民間怨聲載道，有關當局也三令五申，但落在農民頭上的各種攤派，不僅名目繁多，而且日益沉重。比如，要求農村也實行九年製義務教育，但幾乎從來就沒有政府的撥款，所有負擔都落到了農民頭上。

當局製訂的種種社會經濟目標，一到三農問題上，從來就達不到。禦用專家提出許多解決方案，歸納起來，無外乎：城鎮化；增加城市人口，減少農村人口；以刺激內需來增加農民收入；等等。但細究起來，卻殊非易事。

以城鎮化為例，由於恃強淩弱的專製觀念在神州大地是如此的深入和廣泛，城裏人對農村人的歧視與排斥，顯得根深蒂固。農民在城裏就業，需要走更多的彎路，吃更多的苦頭，最後攤到的，大多是最粗、最重、最髒的活；農民住在城裏，需要辦理“暫住證”(在自己的國土上“暫住”)；農民子女在城裏入學，需要辦理更多的手續，繳納更多的費用...... 在這些社會不公的表麵現象之後，是製度問題，是政策問題。

其一，戶籍製度，和其他一係列社會歧視製度，是壓在農民頭上的“泰山”，農民生來就“低人一等“，受到種種不公正待遇，似乎也“理所當然”。比如眼下，全國上下大談特談所謂“醫療保險製度改革”，話題中，談的都是“城裏人”的事，壓根兒就沒有農民的份，好像農民“不是人”。

其二，剝削農業，積累工業，壓榨農民，裝點城市，不僅是斯大林的發明，也是中共建政以來，從來沒有更改的政策。2002年，當局創曆史記錄地共發行國債6061億3000萬元，債務是全民的，當然也包括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但當權者為了給自己樹碑立傳，熱衷於搞“世紀工程”，這大筆大筆的國債，所投入的項目，幾乎都與農業農村農民無關。

其三，各級民意機構，如“人大”、“政協”中，幾乎沒有農民代表，也幾乎沒有他們的代言人，他們的命運，由“別人說了算”。

難怪鄧小平早就留下遺言：如果中國出問題，就可能出在農村。毫無疑問的是，農民問題不解決，就談不上“全麵小康”。而要解決農民問題，恐怕首先就要從根本上解決現行製度問題。而這，恰恰又觸及到擁有既得利益的當權者之“痛腳”。

看來，胡錦濤要解決農民問題，何其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