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艾影片摘得奧斯卡 成本不及黃金甲一個鏡頭

抗艾影片摘得奧斯卡 成本不及黃金甲一個鏡頭

　　2月25日，美籍華人導演楊紫燁以《潁州的孩子》獲得第79屆美國電影學院獎“最佳紀錄短片”。舉起小金人時，楊紫燁說了全場惟一一句中文：“感謝所有的抗艾滋英雄，還有所有支持我們的人們。

”

　　本屆奧斯卡中另一部入圍華語片是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這部投資3.6億元人民幣的影片獲得了“最佳服裝設計獎”提名。張藝謀曾回答媒體提問，怎麽花掉3.6億：“其實有很多東西是很貴的。像電腦特技，我們找的是世界最好的電腦公司，做6秒鍾的一個鏡頭，差不多10萬美金起價，還是優惠價。”

　　時長39分鍾的紀錄片《潁州的孩子》成本約4.5萬美元。如果電腦特技公司的“優惠價”再打五折，這筆錢還是不夠完成《黃金甲》一個6秒鍾的特技鏡頭。

　　給他們“剛剛好”的打動

　　2006年6月，中央電視台開始播放一條公益廣告：《攜手兒童青少年，攜手抗擊艾滋病》。國家一級歌唱家、中國婦聯執委彭麗媛在簡陋農宅裏喂一個艾滋孤兒吃餃子，陪他玩耍。這條廣告片是楊紫燁執導，那個名叫高峻的男孩後來成了《潁州的孩子》的第一主角。

　　4歲孤兒高峻的父母皆因賣血感染艾滋病去世。紀錄片裏一個村民對著鏡頭簡單解釋了賣血者染病的原因：非法采血的“血頭”把數十個賣血者的血液混合，用搖漿機分離出血漿，然後把紅細胞注回賣血者體內。隻要有一個賣血者攜帶艾滋病毒，使用這台搖漿機的所有人都會感染。

　　高峻跟著半癡呆的奶奶生活，病毒明顯地在他身上肆虐。他尚未成家的叔叔不願撫養他，因為那就再也討不到老婆了。奶奶也故去了，高峻又由當地一對同樣感染艾滋的夫婦收養。

　　另外的主角是15歲女孩楠楠和黃家3姐弟。楠楠和高峻一樣是母嬰途徑感染者，她的“幸運”是得到美國友人的資助，能夠接受專為兒童定製的藥物治療，每個月的花費約2萬元人民幣。

　　楠楠的姐姐出生時母親尚未感染，她是健康的，在城市打工，找到了未婚夫。回到家鄉辦婚事，姐姐的最大顧慮是千萬不能讓丈夫知道自己是艾滋孤兒，妹妹是感染者。這件事情，她和楠楠也許要小心翼翼地瞞一輩子。

　　黃家3姐弟麵臨同樣的問題，弟弟對著鏡頭哭訴：“他們說你家得了艾滋病，你爸爸你媽媽因為艾滋病死了，以後我們不跟你玩了。”

　　39分鍾的片長，對展示5個孩子的命運變化來說顯得有些局促。影片的拍攝時間是1年半，製片與攝影10次前往安徽阜陽潁州地區的幾個村莊，楊紫燁自己去了3次，前後共拍攝了60多個小時的素材。

　　“製片人認為39分鍾更有力度。如果故事太長，震撼力就沒這麽大。”去年11月，《潁州的孩子》與另7部紀錄短片入圍奧斯卡爭取4個提名名額時，美籍華裔的楊紫燁用生澀的普通話接受了記者的采訪，“我感覺跟小孩有感情，很多( 素材)想放進去，但他認為催人淚下的部分，恰如其分最好，放多了，下次哭不出來了。我們拿去國外，對他們的觀眾而言，很多東西他不明白，給他剛剛好的打動就可以。”

　　影片的製片人湯列倫(ThomasLennon)畢業於耶魯大學，1987年成立自己的製作公司之前，曾在美國廣播公司(ABC)新聞部工作近10年，走訪過前蘇聯、南美和中東等多個國家和地區。他的作品曾兩次榮獲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兩次榮獲美國電視艾美獎，還獲得過一次奧斯卡提名。

　　湯列倫的意見看來是正確的，影片最動人處顯得很有控製，但恰恰非常有力。奶奶去世後高峻剛來到收養他的新家庭。之前因為旁人避猶不及，陪他“玩耍”的隻有豬和雞，高峻從來沒說過話，臉上也從來沒表情。新“父母”很熱情，但高峻仍然一臉漠然。新家的兩個小哥哥帶他到外邊去玩，高峻一言不發地跟他們走在田間路上。攝影機跟在他身後，又轉到他麵前 ——髒乎乎的小臉上，不知何時滾落兩行淚水。

　　在第二個家庭，高峻的臉色好起來，他開始笑，開始說話。但影片接近尾聲時，藥物的副作用讓他的身體狀況越來越糟糕，這家人又不願再養他。高峻又給送往另一個新家庭，紀錄片裏他的故事就此結束。

　　“在中國文化裏，公開談私人生活本來就難，《潁州的孩子》就更難了，因為艾滋病是見不得人的。”楊紫燁說。

　　通過哈佛人類學博士、清華大學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軍，楊紫燁認識了阜陽市艾滋病貧困兒童救助協會會長張穎。這位女商人長期救助艾滋孤兒，這一次幫助楊紫燁和拍攝組得到了孤兒和他們親屬的信任。

　　楊紫燁拍攝的年齡最大的艾滋孤兒沒有出現在影片裏。他已經在大學念書，同意了拍攝，但不希望出現在影片上。“ 他擔心大家知道他的父母是艾滋感染者，對他會有歧視。”楊紫燁說，“高峻、楠楠還好，一是歧視狀況已經有改觀，一是他們還小不懂那麽多。受影響最大的是20多歲那一撥，已經上了大學或者已經在社會上工作。他們從小就知道被歧視的感受，他們應該得到心理上的幫助。”

　　這部紀錄片還在構思階段時，製片人湯列倫就對楊紫燁強調，如果拍攝，最重要的是影片將來能夠在中國播映。“可能在2007年底，配合世界艾滋病日播出。”接受采訪時楊紫燁的語氣還很不確定奧斯卡金像獎對這件事是否會有幫助。大多傳媒對奧斯卡的關注，還沒來得及從明星、大片轉到紀錄片。

　　感動是因為他們不了解

　　2006年8月中旬，第16屆世界艾滋病大會召開前夕，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和美國國家新聞基金會組織在多倫多舉辦了“全球記者公共衛生高層培訓班”。《潁州的孩子》在培訓班放映，當時它已經獲得了美國Silverdocs 電影節(美國電影學院與探索頻道合辦的紀錄片電影節)全球公共衛生類最佳紀錄片獎。而這批參加培訓的記者是該片的第二批觀眾。

　　但是放映不到30分鍾，曾經供職新華社的記者熊蕾拒絕觀看、退場。“這個電影故事沒有講好。講艾滋孤兒，孩子講得太少，張穎講得太多。”熊蕾說的張穎，是片中收養艾滋孤兒的人，“張穎指著一個孩子說，他原來不說話，現在已經好多了，可是片中孩子還是沒有說話；指著另一個孩子說，她很幸運，一個美國老太太給她提供藥，所以她的健康情況一直還不錯。這個孩子也一直沒有自己說過自己是不是感到‘很幸運’。”她的觀點得到了在場其他中國記者的認可，他們將影片的問題歸結為：信息來源單一。

　　在場的國外記者無法理解：兒童是未成年人，很難講出自己的話。

　　艾滋病大會變成了《潁州的孩子》討論大會，中外記者各執一詞，誰也沒有辦法說服誰。

　　“看到那些孤兒的無助，誰都可能感動。更何況，隻要說在中國拍這樣的題材如何不容易，再加上片子的農村實景，處於原生態狀態的農民，不了解中國的老外很容易感動，這樣的感動，並不一定能說明這個片子拍得好。”熊蕾之所以“冷漠 ”，還因為“艾滋孤兒的電視專題片，國內有拍的比這部片子感人得多的。比如一個廣州記者拍攝的，從深圳去泰國打工，感染艾滋病最後死了的故事。”

　　這些“感人”的片子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全國各大電視台，包括中央電視台，上海、新疆、武漢等電視台，都有拍攝過艾滋題材的紀錄片和專題片，內容包括艾滋病人的壓力、自救，艾滋病的預防，“這些片子都很感人，因為它們全都有艾滋病患者出來說話。”熊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