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佩斯披露與春晚決裂真相

結束了話劇《陽台》在江浙一帶的巡回演出之後，陳佩斯難得給自己放了一個“暑假”—7、8兩 月暫停巡演，一邊整理、修改由他主演的《托兒》和《陽台》的劇本，一邊招募新演員加盟，同時籌備新戲。9月，陳佩斯將再次帶領《托兒》全國巡演。 　　為什麽離開春晚去年年底，網上一度流傳陳佩斯和朱時茂會重返春晚演小品，更邪乎的是連小品的名字都起好了公布出來。還有人說，陳佩斯會輔導一個小品上春晚，當然這可能也是很多觀眾的願望。但這些傳言整天困擾著他，最後陳佩斯不得不聲明:“我每年一到年底就總會被問到這個問題。今天我正式說明，我和春晚不再有任何聯係。春晚辦了20多年了，還拿我們這些人來炒作，似乎隻有這樣才能受人關注。我覺得很無奈，也很可悲，挺沒勁的。” 　　說起和春晚“掰”的舊話，陳佩斯到現在還有很多話要說:“最早是1988年演《狗娃與黑妞》的時候，我就和央視春晚的導演說過要求單機拍攝，運用電影蒙太奇的手段，這樣小品就可以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製，喜劇效果會更好，結果沒人聽。後來到了《警察與小偷》，我又提出這樣的要求，其實那時已經有電視牆了，單機拍攝營造的氣氛更好，結果還是被他們刪去前麵特別精彩的一段過場戲。結果觀眾看到我們的小品不滿意，連我們自己也不滿意。經他們一弄，我們的創作至少縮水50%。一年一年的，我們提出的意見總是遭到拒絕，所以矛盾就變成針鋒相對了。現在我和春晚相距很遠。”陳佩斯說，他還曾建議春晚考慮增加高科技魔術等節目，但這些點子都沒能被采用。 　　“我已經8年沒有上過春晚了，這對電視觀眾來說也許是個傷害。從我內心來說，希望春晚好，可春晚還是和以前一個麵孔，當然他們有他們的難處。我認為，第一，春晚應該每年吸取新的藝術形式，開拓出新路，培養觀眾新的欣賞習慣；另外，應該大力推出新人，可春晚都做不到。春晚總是那些大型歌舞，大規模的華麗場麵，在我看來那都是最簡單的，沒技術。好的節目，內容和高科技要結合起來，這才是最難的。” 　　推廣中國人自己的喜劇從5年前開始，陳佩斯由《托兒》走上戲劇舞台，當時因為很多觀眾以前沒有親眼見過陳佩斯，所以票房一下子特別火，在全國各地的46個城市巡演都很受歡迎。至今，《托兒》演出118場，創造票房3700萬元，收入超過1000萬元。接下來的音樂劇《日出》、喜劇《親戚朋友好算賬》和《陽台》也取得了不錯的票房成績。《陽台》至今巡演了70多場。這些數字，就是專業的話劇院團也未必能做到。 　　從《托兒》之後，陳佩斯成立了自己的大道文化公司，專心做戲劇。促使陳佩斯一直做話劇的動力，除了他的公司已經實現良性運轉，還由於他做的話劇都承載了一些社會責任，對社會上司空見慣的荒唐現象加以諷刺，使陳佩斯找到了和觀眾交流的途徑。 　　陳佩斯的成功看似偶然，其實有必然的因素。他在戲劇背後花的工夫是很多人難以想象的。他在創作《陽台》劇本、體驗生活的時候，就幹脆和包工頭一起“滾”在工地上。《陽台》描寫一個小包工頭所遭遇的荒誕故事，其中涉及到了很敏感的貪汙腐敗和“三農”問題。對於農民的生活，他說自己一點都不陌生，因為18年前調動工作，有一陣子他是“無房戶”，索性就到北京郊區的山上買了塊地。“我原來下過鄉，蓋房子泥瓦匠的活我全會，而且我有底層生活的情結，所以就建了幾間瓦房。在農村生活這18年，我親眼目睹了農民從窮到富的過程，也體會到農民的切膚之痛。” 　　談到創作喜劇，陳佩斯毫不忌諱地談起了自己曾經失敗的經曆。他在春節晚會上演喜劇小品，很早就開始出名，但他說真正摸著喜劇的門檻，明白喜劇是什麽，還是在6年以前。“以前我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拍影片《太後吉祥》的時候，做完了，我知道全錯了；拍影片《編外丈夫》的時候拍到一半，我知道錯了，恍然大悟但改不了了；這些電影都是我痛心疾首的教訓。”當時，陳佩斯非常苦惱，因為評論界對喜劇的研究一直是缺失的，甚至連喜劇的基本定義都沒有，更不要說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後來，陳佩斯研究了卓別林所說的“喜劇就是窘境”，他認識到“錯位產生喜劇的效果，比如《警察與小偷》就是一個典型的錯位喜劇”。在慢慢發現門道之後，陳佩斯說:“終於豁然開朗，那真是別有一番天地!搞《陽台》的時候，我拋開意識形態的東西弄純喜劇，一下把每個人物都找準了，那真叫漂亮!” 　現在，隻要是上演的戲劇，陳佩斯幾乎每台都看，看過之後就回家總結琢磨。看到有不少國外的喜劇作品出現在我們身邊，比如《憨豆先生》，陳佩斯認為是“流水線”作品，創意不大。他表示，雖然引進、移植國外經典的喜劇也是一條不錯的路，但更希望有人來研究我們自己的喜劇，推廣中國的喜劇，最終讓中國的喜劇成為世界喜劇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