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達臨說：“我國目前的性滿足程度較低，隻有1/3的受訪者表示滿足，1/3表示勉強滿足，1/3表示不滿足。個人認為性小康的標準可以從四方麵考慮：第一，夫妻感情。第二，心理的滿足程度。第三，性生活步調和諧程度。第四，性高潮的頻率。” 江曉原說：“我認為中國人近20年來的性狀況正在逐漸改善，我們離性健康更近了。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人們能夠更大膽、更自由地表達和滿足自己的性欲望了。二、人們對於性的看法更寬容了，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將性看成醜惡的東西，而是看成美好的事物了。” 潘綏銘曾下過一個關於當代性道德的總結：以自己的權利為前進動力，以對方的同等同樣的權利為前提，以不侵犯所有相關者的個人權利為界限，以愛情為主導。細量分析，這種寬容可能性的增加與人們的文化程度高低、收入多少等因素成正比：文化程度每高一級，寬容可能性增加15%；個人收入每高一級，增加9%。此外，幹部與知識分子的寬容可能性，是其他職業的人的1.9倍和2.3倍。 廣東成人用品市場負責人李繼紅女士告訴我們，現在，成人用品市場的經營品種已經由原來單一的計生產品轉向了保健用品、成人玩具和情趣內衣等提高性生活質量的產品。購買成人用品的顧客有各種年齡層的人，既有頭發花白的老人，也有手牽手一塊兒來的年輕人。 主筆/侯虹斌 采訪/郭娜、岑茵、蔡崇達、陳漠、黃靄雲 “性博物館在哪？”自從這家內地唯一的性文化博物館自上海遷到同裏後，同裏人每天都要應付遊客這樣的問詢。我們對中國人“性小康”的追尋，不妨從這個小鎮上的博物館開始。 記者專程去這個水鄉采訪劉達臨。下午2：00到達同裏時，向長途客運站的兩位工作人員問路，較年長的那位男士，聽到“性博物館”這個詞顯然有點尷尬，忙說不知道。一路上，記者向警察、賣門票的小姑娘問路，他們都隻是笑，並不回答。幾經周折，才來到這個打著“吳江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招牌的性博物館。 性博物館地址在世界文化遺產項目之一的退思園牆外，原址為麗則女校。這座被費孝通先生稱為五千年來第一展的古代性文化博物館，數年內經受了多蹇的命運，受中國人欲拒還迎的性觀念所左右，起起跌跌。而這次采訪的不順以及遭遇的種種猜疑和抵製，無疑與性博物館和劉達臨本身已經遭受了太多的不信任、譏諷、冷落和打擊密切相關。 知識，有助於性小康嗎？ 性博物館搬遷記 青島醫學院附屬醫院性健康中心教授張北川說：“中國在文化方麵還很落後。十五大把中國定位為‘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十六大則把中國定位為‘經濟、文化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兩個字已去掉。”性文化博物館的命運就是一例。 1989年至1990年，劉達臨主持了全國兩萬例性調查。1995年春，當劉達臨不惜舉債30萬元，在青浦徐涇創辦中國第一家性文化博物館時，他並沒有計劃公開展覽，隻是把搜集來的幾千件性文物作為自己性學理論研究的一部分。1999年8月，性博物館遷至鬧市區的南京東路，公開展示，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國古代的性文化。但是，當劉達臨希望在路口掛一個指示牌的時候，管理部門堅決不同意，理由很簡單：“中華第一街”上不能出現“性”字，也不能出現“生殖”兩字。在入不敷出的慘淡經營之後，這家性文化博物館不得不從上海撤到了同裏。現在的收入還不夠每天的開支，預計每天要達到300名遊客才能扭轉虧損的局麵。不過，記者看到前麵正在施工，劉達臨也說，性博物館要擴建了。估計它的維持是不成問題的。 館內設有遠古文化和性崇拜、婚姻家庭和婦女壓迫、宗教和外國兩性文化等展區，展出古代性文化實物、雕塑、圖畫、書籍等展品2000件。不過，各展品差別並不大，數量也不太多，記者半個多小時就走完了一圈。當記者問到劉達臨為何不設立性文化當代館的時候，劉達臨隻能無奈地回答：“這個工作我做不了。當代的問題爭論太多，太複雜，不好控製，開放到什麽程度不好把握。比如涉及到掃黃、賣淫、電影分級這些問題目前的爭論都很大。做古代館通過陳設古物，給今人一些啟發是我所能做到的。當代館的尺度太難把握。” 記者直截了當地問劉達臨：“妻子會不會反對你的事業？”劉達臨回答說：“早年的時候因為社會觀念的製約，性問題不好聽。後來我的研究社會評價比較好了，但做博物館花錢太多。我現在也70開外，她也怕我太累。” 劉達臨，美國《時代》周刊曾評論他是“引導中國走向幸福的21世紀的6個代表人物之一”。在麵對性知識的普及上，正麵臨這樣一種尷尬。幸好，還有很多人像他的那位老同學一樣，會對他說：“我覺得你做的事情很有意義。” 寬容，有助於性小康嗎？ 性自由有了更多的空間 然而人們對性的觀念的衝突和改變，顯然不是來自帶有學術性質的性博物館的出現，而是日常生活中與人們息息相關的耳濡目染的各種信息。這種變化更核心。 上海交通大學江曉原教授在接受《新周刊》采訪時說：“我認為中國人近20年來的性狀況正在逐漸改善，我們離性健康更近了。這主要表現在：一、人們能夠更大膽、更自由地表達和滿足自己的性欲望了。二、人們對於性的看法更寬容了，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將性看成醜惡的東西，而是看成美好的事物了。” 與此相對應，2002年，中國的一本新聞雜誌曾宣稱中國的“第三次性革命來了”。在這一兩年當中，網婚、虛擬性愛、一夜情、性放縱群體、換妻俱樂部次第出現。“我們的社會應該變化，上世紀初隻推出了簡單的男女平等，而現在這一場性革命更深入、更具體、更徹底。我們尊重個人的合理的權利。愛情與他人無涉。這有利於人的自由的權利的擴展。這種寬容又給予了性自由更多的空間。”張北川如是說。 在潘綏銘的一個調查報告中證實，現在婚前性行為增加，25—29歲的男、女有過婚前性行為者比例分別高達72.2%和46.2%；性關係趨向多伴侶，30—34歲的男、女有過多個性伴侶者百分比分別是45.8%和17.7%，處在婚姻狀態之中的此年齡段的有婚外性伴侶者男、女比例分別是36%和19.4%；性交易占據相當比例；對於性信息的接受程度大幅增長，性的公開化程度大幅提高。 在這一年來的熱點事件中，我們聽到了以下的聲音：“一夜情是尊重對方的權利。”“一成不變的夫妻生活隻會幫助婚外戀乘虛而入，‘夫妻合歡椅’將造福社會。”“性用具還是淨化社會的工具，因為它幫助釋放性欲又不接觸人。”…… 這種對性的寬容，意味著新的性道德正在建構當中。潘綏銘曾下過一個關於當代性道德的總結：以自己的權利為前進動力，以對方的同等同樣的權利為前提，以不侵犯所有相關者的個人權利為界限，以愛情為主導。細量分析，這種寬容可能性的增加與人們的文化程度高低、收入多少等因素成正比：文化程度每高一級，寬容可能性增加15%；個人收入每高一級，增加9%。此外，幹部與知識分子的寬容可能性，是其他職業的人的1.9倍和2.3倍。 性治療，有助於性小康嗎？ 婚姻分析師談無性婚姻 “因為性不和諧，出現婚姻問題占所有案件的40%左右。”這是一位婚姻分析師集超過11年的工作經驗得出來的結論。這位深圳市的婚姻分析師詹春雲，自創立康樂園心理谘詢有限公司的一年多來，共受理了一萬多宗案件。剛開始時，這個行業是以一個“婚姻問題專家”的角色出現，當時處理的基本都是婚姻危機。現在這個“婚姻分析師”是從“婚姻問題專家”這個角色裏分離出來，外國這種職業已較普遍，而在國內基本沒有同類機構。 “谘詢者通常都受到三個方麵的困擾：一方麵是性觀念比較保守，通常女性居多。第二是性冷淡，也是女方占多。還有就是性能力方麵的問題，這方麵男性較多。”詹春雲在談到婚姻中的性不和諧問題時這樣說。“性觀念保守，醫生可以通過談話去了解谘詢者的心態，順著他們的思路去推理、去誘導，跟他們一起討論，因為來谘詢的人本來就有一種想把問題解決的需求。而性冷淡和性無能則需要通過性感集中訓練。” 對這種比較新鮮的治療方式，詹春雲描述道：“性感集中訓練主要是通過個體治療，我們會根據患者的情況製訂治療計劃，通過解除患者的焦慮情緒以及灌輸生理知識去治療。所謂的集中，其實是注意力的集中，幫患者消除幹擾，並教導患者一些技巧，之後，讓他們集中去體驗以前沒有的感覺。”醫生隻是教會患者方法，這是一種單獨的治療，不必通過儀器等輔助手段。 在今天的中國人中，我們發現，一方麵是超過1/4男女的婚內(同居)無性，另一方麵則是，婚外性生活日益豐富多彩。專家們提出了“無性婚姻”這個概念：無性婚姻就是在婚姻架構裏麵缺乏了性愛的夫妻關係，有性社會學家認為，夫婦間沒有生理疾病或意外，卻長達一個月以上沒有默契的性生活，就是“無性婚姻”。而詹春雲作為長期從事婚姻谘詢和解決工作的醫生卻不這麽認為。“沒有人能夠給無性夫妻的時間段下定義，因為這主要是一種主觀的感受。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不能過正常性生活的才是無性夫妻。” 性生活進入良性循環，成為使生活愉悅的手段，而不是一種負擔。這才是性小康的目的。杜蕾斯中國公司的張冰女士在接受采訪時說，西方人和東方人在性生活方麵的觀點，區別不在於性頻率的高低，而是將性作為生活快樂的手段，還是必須完成的任務。東方人中，享受性生活的人並不多。“夫妻不要同床異夢，可以愉悅、自主、和諧地享受性是性小康的基礎。而大部分的夫妻還不能達到這個水平。” 劉達臨明確地說：“我國目前的性滿足程度較低，隻有1/3的受訪者表示滿足，1/3表示勉強滿足，1/3表示不滿足。個人認為性小康的標準可以從四個方麵考慮：第一，夫妻感情。第二，心理的滿足程度。第三，性生活步調和諧程度。第四，性高潮的頻率。”目前，中國人在性的問題上沒有很明晰的指南，隻能靠自己摸索，“性商”低、“性福”當然不會降臨得那麽快。現在，城市裏的壓力、誘惑、苦悶，無性夫妻還是那麽多，提性小康未免言之過早。 商品化，有助於性小康嗎？ 性用品商店和性用品交易會 在調查中，記者闖進廣州五羊新城旁邊的一家成人用品商店之前，還在門口徘徊了幾分鍾。但對於城市中的許多人來說，他們麵對這樣的性用品商店已經習以為常了。 這家名叫“天河性用品商店”，店員很坦然地招呼記者進來坐。他很自豪地說，在這一個小區裏，隻有該店有正式的營業執照。這裏賣得最多的還是一些常用品，比如避孕藥、驗孕試紙等，但他們打算開始增加性情趣用品的銷售比重。很明顯，這樣的需求增多了。雖然隻是不足10平方米的一家小店，但一個月賺四五千元沒問題，有時一天就能賺幾百元。在采訪過程中，陸續有兩個客人走進來，不等開口，這位店員已經把他們要的東西遞給他們了。“他們都是熟客，我們一般都是做熟客生意。有些熟人，沒事也會跑到這邊來坐坐，聊聊。”這裏的客人通常都是男性，他們甚至會買性情趣用品當禮物送給女友。 這個姓張的店員強調：我們不賣催情藥，本來世上就沒什麽有實效的催情藥，隻有壯陽藥；我們不賣迷魂藥，因為這是違法的。我們沒有暴利。“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不正規的小店是敢賣這些東西的。” 走在城鄉的路上，經營各種成人用品的商店隨處可見，僅在廣州至少有3000家以上的大、中型藥店在經銷成人性用品，這還不包括由個人開辦的專業成人用品商店。廣東成人用品市場的交易額已超過1億元。我國現有性保健用品生產企業1000多家，是世界上產量最大的國家，卻不是消費大國。但國內的消費總額也以每年平均20%以上的速度快速發展。性的享樂功能已經超過了生殖功能。 去年11月的全國(廣州)性與生殖保健用品展銷訂貨會，是曆年來展位預訂最火爆的一屆，300多個展位很早就被預訂一空，而且銷售業績也相當可觀。廣東成人用品市場負責人李繼紅女士告訴我們，現在，成人用品市場的經營品種已經由原來單一的計生產品轉向了保健用品、成人玩具和情趣內衣等提高性生活質量的產品。購買成人用品的顧客有各種年齡層的人，既有頭發花白的老人，也有手牽手一塊兒來的年輕人。現在來成人用品市場的購買者已不像以前那樣羞澀和避諱，而是大大方方地購買所需，還會大膽地和商家討價還價。他們對用品市場還寄予更高希望，那就是想要科技含量更高的產品，如自動加溫、更貼身、更柔軟。仿真器具也正在攻克技術難關。那些展會工作人員，都以平常心對待這些性用品。 去年一年內，方耀倫發明“懶漢式性愛床”，柯楚鈞發明“夫妻合歡椅”，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T女士發明的可供未婚女性穿著的“性愛內褲”，都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一個後續報道是，“性愛內褲”剛開始銷售沒多久，就出現了一位女大學生的投訴，不是因為它有傷風化，而是因為使用後感覺這個產品並沒有帶來宣傳所說的快感。 理解，有助於性小康嗎？ 醫學專家張北川的經曆 張北川教授的經曆恰好反映了這一點。這位學者是獲得“馬丁獎”(獎勵艾滋病預防傑出人士的國際最高獎)的國內第一人，在2002年入選《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候選。1989年，張北川身邊有一位已經認識十幾年的老知識分子，一位大學老師，同性戀的身份暴露了，很多科室的老師都對他展開批判。當時，隻要是年輕的男研究生和他接觸也被說成是同性戀。這種壓力讓這位老教師幾乎自殺。就因為這件事張北川開始留意到這個問題。 “還記得1980年年初，一位1943屆的皮膚科老醫生說，中國世紀末性病一定會大流行，要我們好好學。當時覺得這太驚世駭俗了。”但是，張北川現在認為這個預言雖不中，亦不遠矣。上世紀80年代中期，張北川就在學校裏開“性學講座”，社會大眾都一致認為同性戀是一個道德問題。1993年，他在電台上做性的講座，開始不斷地收到信件，那段時間，每天要花3個小時來回信。 1997年，張北川有一個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朋友，向他詢問中國的艾滋病情況，然後決定捐款，做一本雜誌。接下來，張北川四處找專家、醫生支持，1998年年初，開始辦這本叫做“朋友通信”的同性戀者自己的雜誌。2001年4月出版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中，明確指出同性戀的性活動並非一定是心理異常，由此，同性戀不再被統劃為病態，而28年前，美國心理學協會已經把同性戀從精神病手冊中取消了。 張北川提到這個人群的時候憂心忡忡，“同性戀不僅僅是一個人群。這個群體大概有3000萬人，加上與他們直接關聯的妻兒老小，就有上億人了。這難道是我們可以回避的嗎？” 剛開始創辦的時候，他們是在反對一種非常落後的東西，當時有專家竟然說“同性戀是國外傳來的，不是社會主義的東西”。這種說法現在很少了——“現在，我們不再反映痛苦，而是建立新的快樂健康的生活方式。”辦這本同性戀者雜誌，張北川們是出於醫生的責任感。在此過程中，來自10個不同專業的眾多專家都為他們提供了支持，還帶頭捐款。甚至，衛生部也提供了不少支持和保護。問題是，各種牽製實在太多了。《聯合早報》等一些國際性媒體對張北川進行過報道，就有人說他給中國形象抹黑，還給他設置了很多障礙。而另一位長年工作在抗艾滋第一線的老教授高耀潔遭罪更多，子女都因為她而失去工作。河南有一位女醫生因為披露了當時艾滋病的調查情況，被開除公職，被迫出國。誤解一直存在，因為張北川呼籲正麵對待同性戀，還有信件對他進行性騷擾。“但這些都不會幹擾我。曾經有官員給我找麻煩，我當麵就說：‘我的心理素質很好，我不怕。’是的，時代在進步，曆史不會因為狗叫而停下來，我們做的是一種非常實際的工作。” 這位致力於艾滋病防治研究的醫生說，好奇是因為無知，無知導致偏見。不尊重對方就是一種歧視。他們不接納、不理解、不願意去理解。“我聽過很多惡毒的侮辱咒罵。”張北川這麽說。 而人們沒有意識到，滿足生理、心理、倫理的三重標準的性就是健康的性，使人愉悅的性、使之生活得更好更積極，而且與疾病無關的性就是健康的性，這都與性取向無關。大家越是對性的認識有偏差和不理解，就越是需要引導大家走向真正健康的路。 性教育，有助於性小康嗎？ 少女門診麵對的早孕問題 自1998年到現在，張惲女士都一直擔任青少年的健康熱線輔導人。廣州手拉手越秀輔導中心在設立這個崗位的時候，幫助的目標是定在6—28歲的青少年。但實際上，打電話來的人還有已婚人士、青少年的家長。青少年打來的電話一般都是谘詢自身發育的問題、谘詢自己是否懷孕、是否染上性病等。 “我們主張提倡性教育從小抓起。”張惲說。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辦的“青春健康計劃”中，廣州東山區是示範區之一，這個計劃把性教育對象定為10—24歲的青少年。在廣州東山區示範時，手拉手中心選的是中學，采取多種多樣的教育方式，絕不拘泥於課堂式講授，而是通過提問、角色扮演、玩遊戲、小組討論、采訪等來進行。讓輔導中心欣慰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們雖然一開始都有點害羞，但沒多久他們就暢所欲言了，普遍都比較開放。他們其實懂得的性知識很多，如知道的避孕方法就有好幾種。 “我們這個青少年輔導中心麵對的主要困難是每間學校的重視程度不一樣。”但更可怕的是青少年墮胎問題。一個專門做人流的醫務人員說，她給人做人流最高的紀錄是一天做40個人。當中，70%為未婚女性。在1990年代時，做人流的大多是20歲以上的打工妹，而2000年之後，來做人流的最小年齡為13歲。 張惲提到不久前有一個女高中生擔心懷孕，便打電話來詢問。張惲勸她要找一個正式的診所去做墮胎手術。現在有很多女生，因為心裏害怕，不敢詢問，更不敢到正式的醫院做手術，隨便把胎打掉，導致了以後不育。張惲對青少年提早進行性教育表示極力支持。但她勸青少年還是盡量延遲性交年齡，最好在20歲以後。另外，也要注意自身的保護，注意衛生，才不至於染上性病。 2003年7月16日，成都市婦幼保健院在成都首次開設“少女懷孕救助門診”。凡是成都市五城區及高新區18歲以及18歲以下的首次意外懷孕少女，都可在該院“少女懷孕救助門診”接受免費補救手術。為了讓未成年懷孕少女得到及時規範的治療，該院才推出了由一批婦科、兒科專家及行政人員組成的“少女懷孕救助門診”。“除了身體上的治療外，我們還將對她們進行心理上的治療”，醫院還將對受助少女進行青春期性健康教育。迄今為止，少女門診每個月至少都會接待30名意外懷孕的少女，其中以本地的初高中學生最多。年齡最小的隻有14歲。她說：這些少女來醫院做檢查時，很多都懷孕幾個月了，在敘述病史時，這些少女都是一副若無其事的表情，仿佛是在講述與自己無關的事情。 “教孩子用安全套不是鼓勵性行為。我們教孩子用火柴不是讓他們縱火，而是幫助他們學會生活。”潘綏銘認為：在許多方麵，性教育是色情品和嫖娼賣淫的天然有力的對抗物，性健康教育更是預防性病、艾滋病的基本措施。性教育還有助於提高婚姻質量、保護婦女兒童權益和計劃生育工作。可喜的是，當前北京等地性教材已經出現在中學生課堂上了。 我們離性小康還有多遠？這個距離，在專家、醫生、學者、律師、經營者的口中可以聽到，在我們的各種誤解、各種迷惑、各種偏見中可以感覺得到。越是處於性貧瘠的沼澤，就越是需要尋找一個合理的方向。我們所需要的性小康，不多也不少，正向著快樂和健康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