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傲慢的薑文對本報記者的提問很感興趣，采訪結束後特意給記者留下電話號碼
走進製片方給薑文安排的房間，裏麵除了沙發和幾把椅子，並不見薑文本人。他的助手告訴我們，剛結束一輪采訪的薑文得先“歇口氣”再說。兩、三分鍾以後，身穿黑色恤衫的主角從裏間走出來，臉上帶著微笑招呼大家，像個熱情的主人。這兩天在北京忙著影片《天地英雄》的宣傳，薑文已經記不請到底接受了多少家媒體的采訪。問起他的感覺，回答隻有一個字：“累！”
采訪過薑文的記者都知道，他是一座很難攻克的“堡壘”。采訪過程中，他通常保持一種不鹹不淡的禮貌，而那種禮貌要比“橫眉冷對”更能達到拒人於千裏之外的效果。而他自己也說過，假如記者盡問些不著邊際的問題，那他就沒法配合，因為這讓他覺得沒勁。要讓薑文覺得有勁，也許同電影密切有關的話題是最好的切入點。
藝術創作是為了生命
記者(以下簡稱“記”)：同以往許多電影塑造的英雄形象相比，你所扮演的校尉李比較特殊。他不是一個為大義犧牲的英雄，更像是被逼上絕路的普通人。
薑文(以下簡稱“薑”)：我同意你說的。校尉李是一個逃犯，他之所以犯罪是因為他沒有遵守命令。對於軍人而言，不服從命令違反了軍人的天職。但是軍人首先是人，這個職業不可以抹殺他作為人的基本人性。他可以服從命令，但必須符合他做人的原則，一旦命令與原則相違背，他就會做出反抗。這正是我喜歡這個角色的原因。
記：你喜歡這個角色是因為他符合人性，那麽自己在創作電影的時候你是否也考慮過這個問題，在英雄大義和普通人性之間你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薑：你的問題讓我想起了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羽扇綸巾、雄姿英發，這些描述的確讓人熱血沸騰，但一切最終都將灰飛煙滅。那什麽才是值得人們堅守的有價值的東西呢？我覺得人們對生命本身的感受，比那些所謂的追求更有意義。
我曾經問自己，藝術創作是為了生活還是生命。生活通常要符合現實，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規矩，但生命本身似乎在這些規矩之外。我之所以是我，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生命。
所有的藝術作品都是對生活的補償，因為也許有人對生活不滿意，也許有人對生活有幻想。既然生活讓人覺得無奈、困惑，存在無窮的困境，那麽我們可以有一個好去處，那就是藝術創作。
我認為崇高的，值得人去付出的，是探討生命意義的作品。每個人都想看到令人動心的作品，人被感動是因為生命的意義，而不是因為生活中的人情世故。越是貌似替他人著想的作品，越沒有生命力。
電影沒有男性女性的區分
記：當你第一次進入影片外景地大漠的時候，你眼前所見與你的想象有沒有不同？
薑：我剛看到的時候，發現跟我的想象有很大不同。我的想象比我真實見到的更陌生、更原始。其實戈壁就像一個巨大的建築工地，沒有特別觸動我的。可能是帶著工作的緣故，如果一個人去那裏旅遊，或許能感受到一些別的東西。我覺得人的想象往往超過現實，跟著想象走容易讓人陷入失望中。
記：《天地英雄》是一部動作戲，有許多騎馬和武打的鏡頭。何平導演為了追求真實的感覺，都沒有使用替身。你有沒有感到過害怕。
薑：麵對馬，我曾經感到了恐懼。馬是一個力大無比的動物，跟它相比人渺小了許多。它要稍微不配合，危險就接踵而至。不過跟馬接觸時間長了，也就逐漸習慣了，甚至會忘記自己就騎在馬背上。剛開始的時候我很小心翼翼，後來馬幾乎成了我的代步工具。
記：有人說《天地英雄》是一部純男人的電影，趙薇扮演的“文珠”其實可有可無。你對此怎樣看？
薑：對一部電影而言，沒有男性、女性的區分。我不願為電影定位，也無法給電影定位，這讓我覺得很別扭。事實上，為富有生命力的作品定義是蒼白無力的，而觀眾感受到的往往比定義要豐富許多。
記：你導演的電影很講究台詞。可是在《天地英雄》裏你的台詞卻過於簡單。在表演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做改動？
薑：這是何平的電影，也許它更適合這樣來表達。跟陸川合作《尋槍》的時候，我就很清楚，哪些東西我可以幫忙，哪些東西是我最好別幫忙，因為一幫就會幫倒忙。人物的狀態和語言，導演有自己的想法，說不上好壞，我會順著導演的意思來。至於我自己的電影，台詞的確很重要，我會反複地修改台詞。
《陽光》是給自己拍的電影
記：什麽時候導演下一部電影？
薑：腦子裏很多有故事，但都沒有成型。
記：你的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描寫了一個發生在中國文革這個極其特殊背景下的故事，卻在很多不同國家都受到好評，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麽？
薑：東京試演《陽光燦爛的日子》，有一個老太太看完後，哭得淅瀝嘩啦。我當時特別奇怪，因為她是個日本人，沒有經曆過中國文革那樣的曆史，為何能被這部電影感動。老太太的回答解除了我的疑問，她說：“我也經曆過16歲。”後來我更加清醒地意識到，《陽光燦爛的日子》講述了一個“男孩變男人的故事”，我隻是把背景放在了中國的文革。這不是我當初刻意的設計，我隻是把自己的感受說出來而已。說句大家不願意接受的話，這電影是給我自己拍的。我也堅信，越是給自己拍的，越是發自內心的，越能夠感動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