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燈區情人（五）

紅燈區情人

 

    李公尚
 

    五

 

    拘留所走廊盡頭的牆上，掛著兩部免費電話，每個被羈押的人在被關進拘留所的第一天，都可以申請打兩次電話，一次打給家人，一次聘請律師。每次通話不超過十分鍾。之後，每個被羈押人員每星期隻許允打一次電話。電話機旁邊的牆上，貼著當地政府律師的名單，供沒錢聘請律師的被羈押人聯係政府律師為他們辯護。科爾頓的名字，位列其中。 

    政府律師一般不為被羈押人作無罪辯護，更多的是根據被羈押人的違法或犯罪的事實，向他們提出法律對該事實可能處罰的結果意見，讓被羈押人明白自己的處境。然後利用被羈押人希望獲釋或提早結案的傾向，向他們提議以較輕的罪名或處罰，來換取他們認罪，從而節省公帑，減少羈押、調查、舉證和庭審的時間。這在美國司法界被稱為“認罪協議”。

    馬裏蘭州普林斯·喬治縣警察局的路易斯給科爾頓打來的電話，說他們根據紐約移民局提供的信息，逮捕了一名從紐約來到華盛頓的嫌疑人，叫呂萍花。她主動要求會見政府律師，願簽“認罪協議”。路易斯說她的情況可能和江霞作證的案子有關，建議科爾頓接手她的案子。科爾頓放下電話後，讓我去普林斯·喬治縣警察局和呂萍花會麵。

    呂萍花就是我和科爾頓在紐約移民局遣返拘留中心見過的那位在紐約做了十多年暗娼的女人。美國各地的移民遣返拘留中心常常人滿為患，等待遣返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有些人的真實身份無法確定，有些國家對被遣返的人員不願接收。當年呂萍花到達美國後，把自己的護照銷毀，然後改名換姓，讓律師編造材料幫助申請政治庇護。後來她的庇護申請被美國政府拒絕，她就在當地“黑”下來從事“皮肉職業”。她被捕過好多次，每次都因美國政府無法及時遣返，監獄人滿為患，監禁當局評估她不具備暴力傾向及對社會無明顯破壞性後將她釋放。後來，移民局為她戴上了“電子腳鐐”，限製她的活動區域，以後再抓住她，關幾天就又釋放。這次她離開紐約到華盛頓來，嚴重違反監禁規定，被紐約的移民局監控到行蹤，通知她落腳的地點普林斯·喬治縣的警察局把她逮捕。

    我見到呂萍花，她驚訝並興奮地說：“想不到是你！還擔心遇不到認識的律師呢。這是我第一次來華盛頓，在紐約那邊，很多華人律師我都認識。”我笑著問：“這裏麵的情況怎麽樣？我是指在華盛頓這邊和紐約那邊有什麽不同？”她毫不在乎地說：“有什麽同不同的？還不都差不多！反正進來出去的我都習慣了。不過憑良心說，華盛頓這裏麵的人沒那麽多，不擁擠，事兒少，環境也幹淨。夥食好像也好一點。”

    我問呂萍花為什麽到華盛頓來，她說：“我是來找我女兒和老栓的。聽我紐約的一個老鄉說，老栓就住在華盛頓，還見過我女兒，給了我女兒一些錢。我想找到老栓，把我的錢全要回來，存在我女兒那裏。要不哪天我真的被驅逐了，我找誰去要錢？都是血汗錢啊！”呂萍花的女兒呂雯，幾年前在中國上高中時，隨學校的暑期遊學團來美國，然後脫團留在了美國，呂萍花希望她女兒在美國讀大學。她這次到華盛頓來是想見到女兒，再通過女兒找到老栓：“我們這些人就這樣了，抓了放，放了抓，無非被抓進來多吃點苦，耽誤點時間少掙些錢。但我可不想讓孩子受苦。”

    “你的事你女兒知道嗎？”我問。呂萍花沉默了一會兒，說：“知道不知道的，有什麽區別？知道了又怎麽樣？反正孩子大了，都不願和父母在一起。我能為她多掙點錢，是我做母親的心意。要不她怎麽能在美國上得起大學？她心裏當然有數。”我對她說：“這邊的警方正在為你辦理移交手續，很快就把你送回紐約去。你可能見不到你女兒。”呂萍花聽了有些沮喪，但做了個鬼臉一笑說：“其實，像我們這些人，都是在幫美國政府的忙。我們為需要的人提供服務，對美國社會並沒有什麽危害。美國政府抓了我們，要管我們吃住，放了我們，我們自食其力，美國政府心裏明白。”

    我問：“如果你能找到老栓，你存在他那裏的錢，能全部要回來嗎？”“應該沒問題吧。”呂萍花想了想說：“這些年，我掙的錢都存在他那裏，還委托他給我女兒送錢。他還行，是個講信義的人，很多人都信任他。我們很多姐妹的錢，都存在他那裏，委托他定期給寄回家鄉。有什麽辦法呢！我們這些人平時辛辛苦苦掙的一點錢，每次被抓到或被突擊抄家，都被警察抄走。放在他那裏，總比全被沒收了好吧！隻是，如果哪天他也被抓了，就不好說了。最近聽說他做了個大案，沒法回紐約，在這邊住下來了。”

    我問：“你聽說老栓做了個什麽大案？”呂萍花警惕起來，看了我一眼說說：“這我可不太清楚，我隻是聽說他在華盛頓和馬裏蘭交界的一個中國餐館裏打工。”我問：“既然連你都知道老栓最近做了案，怎麽還會有人敢收留他呢？”呂萍花不屑地說：“你那是美國人的想法，中國人可不這樣想。美國和中國不一樣，各地隻管各地的事。美國警察做事效率很慢，就算當場抓到了人，沒抓到證據，最多被關兩天就釋放，釋放後該幹什麽還幹什麽。再說，美國警察隻管現行案，有很多案子拖得時間久了，就沒人管了。老栓這些人所以能夠在美國生存下來，就是因為他們每次替中國人出頭後，雇他的中國老板就把他介紹到其他的中國老板那裏躲起來。這些中國老板都心知肚明，說不定哪天就用得著他們這些人。另外，中國人開餐館雇人，隻要是熟人介紹，一般不細查來曆。其實，很多中國人都願掩護他。”

    我想起前些天和江霞到她學校附近那家“新天地火鍋城”中餐館吃飯的情況，猜想老栓可能就在那家餐館打工。我問呂萍花老栓打工的餐館叫什麽名字，呂萍花說這要問她女兒才知道。她懇求我說：“大兄弟，幫個忙。我好不容易來一趟華盛頓，也沒見到我女兒。我已經兩三年沒見過她了。求你替我去看看她，我這裏有她的地址。如果下個星期我還被關在這裏，我就要求再和你見麵，你來時告訴我她現在的情況。如果我被送回了紐約，估計關兩個星期就能放出來。求你到時給我寫封信，說說她的情況。”

    我答應了她的請求。她高興像換了個人，說：“我這人最懂報恩。下次你來紐約，我會好好招待你，你記下我的地址——”她搖晃著風韻猶存的腰肢，說：“我會讓你——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我會找個最漂亮的姐妹伺候你，包你滿意。”

    我記錄下她的地址，問：“這是你在紐約的常住地址嗎？”她性感的嘴唇一撇，說：“難道我們這種人就不該有常住地址嗎？雞也要有個雞窩吧，要不抱窩、下蛋怎麽辦？我搬到這個地址住都兩年多了。”我說：“我要保證我給你寄的信你能收到。很多人常換住址，信寄出了常常收不到。”

    我把和呂萍花會麵的情況告訴了科爾頓，科爾頓讓我先去找呂萍花的女兒呂雯，然後到“新天地火鍋城”去一下，找那家餐館的常客打聽，看最近餐館裏有沒有新來的麵孔。科爾頓提醒我：“像老栓這種人，一般都不會在餐館前堂拋頭露麵，很可能在後廚工作。”

    我明白了江霞最近鬱悶的原因，那天她在餐館裏可能看到了老栓，很可能老栓也看到了她。這些天我每次下班回來，她雖依然興高采烈，但卻沒了先前那股歡跳雀躍的勁頭，有時我覺得她憂心忡忡。我希望她能重新快活起來，但事情卻變得更加複雜。

    （未完，待續。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