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燈區情人
李公尚
十一
紐約警察局門外臨街的大型電子廣告牌上,滾動著變換奪目的警示標語:“看到不順眼的事,請立即報告(If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相互監督,人人得利(Neighbor watching, Neighbor fitting.)”,“迅速報告,獎金早到(Your report soon, maybe reward soon.)” 美國這種鼓勵人人告密的文化早已深入人心,每個孩子從小就被教育要向權威當局報告自己看不順眼的事。所以美國人都愛管和自己無關的“閑事”,聽到鄰居孩子哭,大人吵,聚會鬧,狗叫貓跳,都會報告警察。我從這個電子廣告牌下麵穿過,走進警察局,懷著極大的悲痛去查找江霞的骨灰。找到後,作為委托人申領了出來。然後又到兒童保護組織去申請領養那個孩子。那是我和江霞的孩子。辦完這些相關手續,我去監獄再次會見老栓,希望讓他知道這些事。
監獄負責人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不知所雲地問我:“你要會見的這名犯人,是你案件中的關鍵證人嗎?”我回答說:“我已不是第一次來和他見麵了。這起虐待兒童案發生時,他仍然是受害者的父親。我需要證明他們之間的法律關係和一些關鍵問題。”
監獄負責人員翻看著上次我來和老栓見麵的記錄,說:“當然,我們知道,因為你是他被關進來後,唯一一個來和他見過麵的律師。”我問:“過去他從沒有找過律師嗎?”監獄負責人沒有回答我的問題,隻是問:“今天你一定要見他,是嗎?”我說:“根據案件調查進展的需要,是這樣。”監獄負責人聽了,沉默了一會兒,說:“當然,
這我理解。作為這裏的負責人,我隻是想讓你知道,這名犯人是一個極度危險的罪犯。”
“他曾殺害過兩名警察,很多媒體都報道過。”我說:“我看過這些報道,確實給人印象深刻。”
“我的意思是說,”這位負責人猶豫不決地說:“今天,你和他會麵,可能有些困難。”
我不理解他的意思,問:“你是說,因為他極度危險,即便是案件調查需要,作為政府律師也不能和他見麵,是嗎?”“當然不是那個意思。”這位負責人聳聳肩說;“隻是,實際上,他沒法見你。或者說你也不方便見到他。”
看著這位負責人顧左言他的樣子,我想了想說:“既然是這樣,那就請你給我出具一份不允許我和他會見的文件,我回去寫份報告交給法庭”。
負責人說:“其實,也不必那麽麻煩,你一定要見他,我們可以安排。隻是,他可能無法和你交談。”我窮追不舍地問:“你是說,你們不允許他和我交談,是嗎”“不是我們不允許他交談,是因為——”他攤開雙手,說:“我不得不承認,最近我們這裏發生的一點事故,會讓你感到不方便,也讓我們感到難堪。我們正在處理,但在處理完畢之前,還不希望外界知道。”
我看著這位負責人的眼睛問:“你的意思是說,你們有些事情需要隱瞞,是嗎?”“呃,這個嘛,當然這關係到我們的名聲。”這位負責人再次攤開雙手:“不過你剛好是關聯案件的律師,情況就不同了。我們隻是希望你在了解了有關情況後,把與你辦理的案子無關的情況,暫時放在一邊,由我們來處理和對外界公布。”
這位負責人陪同我先去看了一段監視錄像,錄像是昨天拍攝的。從監視畫麵上看到,昨天中午,監獄的兩名監管人員到老栓的囚室去,給他身上背的電擊裝置更換電池,當一名監管人員把連在他身上的電極導線取下來,準備在他身上移換位置的時候,老栓突然奪過導線勒住了其中一名監管人員的脖子。另一名監管人員趕緊使用遙控器操作電擊裝置,被勒住脖子的監管人員首先遭到了電擊。他掙紮著試圖去搶另一名監管人員手中的遙控器,在他抓住了那名操縱電擊遙控器的監管人員胳膊的同時。那名操縱電擊遙控器的監管人員在慌亂中加大了電擊器的電流,瞬間,兩名監管人員和老栓一起,同時遭到強烈電擊。從監視畫麵上看到,他們三人的身上先後往外冒煙,很快三個人一起倒在地上。
負責人關閉錄像後說:“我們不得不說,這是一起不幸的意外事件。目前他們三人的遺體,我們正在用不同的方式處理。我向你保證,你作為政府律師,是第一位了解了這起不幸事件的監獄外部人員。我們不想這起不幸事故,被媒體添油加醋地去捕風捉影。你知道,我們使用這種電擊裝置對付危險犯人,本來就受到外界很大爭議。實際上,我們一直是在秘密使用。現在,我們使用的這種同一台電擊裝置,一次同時擊斃了三個人,說明我們可能涉嫌一直在使用犯罪手段進行犯罪。”
老栓沒有留下任何遺物。但我必須承認,他最大的遺物,是他把我的孩子交回到我的手中。幾個星期後,我作為代理人,把他的骨灰領出來,和江霞的骨灰埋葬在一起。
呂雯因為虐待兒童罪,冒充她人身份罪,欺騙政府罪,非法移民罪受到起訴。最終被判刑三年六個月和刑滿後驅逐出境。呂萍花因協助冒充她人身份罪,欺騙政府罪,非法移民罪,賣淫罪被判兩年六個月刑滿後和驅逐出境。
一年後,呂萍花和呂雯經過監獄當局評估,假釋後不會對社會造成顯著危害,先後被假釋。但移民局卻因為遣返手續問題,仍然無法將她倆立即驅逐出境。她倆被假釋後,隻能繼續“黑”在美國。為了生活,呂雯很快和呂萍花一樣,在紐約做起了“皮肉生意”。因為服務的客戶不同,她仍然瞧不起她母親呂萍花。麵對殘容漸衰、身體多病的母親,她認為呂萍花成了她的累贅,依舊不願意和她住在一起。
不久,我接到呂雯的電話,她在電話裏哭訴說:“我想簽認罪協議,從這裏快點出去。”電話是她從羈押所打給我的。這些年來,我遇到的一被捕就立即主動要求簽認罪協議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呂萍花,一個是呂雯。這母女倆好像形成了遺傳。隻是呂雯缺少她母親呂萍花那種為了孩子,含辛茹苦臥薪嚐膽的胸懷。這次是她被假釋出獄後第三次被捕,每次都是哭著打電話讓我去盡快保她出來。
我去羈押所和她會麵,她說她的性格和裏麵的所有人都合不來,所有的人都欺負她,讓她受不了。我安慰她我會盡快起草一份認罪協議。她哭訴說:“紐約的警察最壞,專門欺負沒有合法身份的人。有一個叫拉巴吉的印度裔警察,經常化裝成嫖客釣魚執法,我們都知道他的身份,所以一見到他就都躲開。他為了完成每個月的指標,就盯上了我。我不理他,他就亮明身份,說我正在勾引他。他說隻要我幫他找出一個正在拉客的妓女,就放過我。後來,他睡了我,還是把我抓了進來。我覺得委屈,和這裏麵被關押的其她人說了,想不到那些人就偷偷去報告監管人員,監管人員就處處和我作對,報複我。後來,那個叫拉巴吉的警察還來到羈押所,把我帶到一個小房子裏,用電警棍電我。”
我聽了無言以對。呂雯說:“這次出去後,我想回中國去。我想加入‘自願遣返離境’計劃,自動離開美國回中國去。你看能行嗎?”我說:“你還在假釋期間,這個我要查一下有關規定。如果是自行離境,美國政府通常是鼓勵的。”呂雯說:“我剛來美國時,我媽讓我申請政治避難,移民律師就教我對移民局說:遊學團處處監視和限製我的人身自由。我的中國護照被遊學團扣下了不給,我從遊學團逃出來時沒有護照。其實,我的中國護照一直被我媽藏起來了,到現在可能還沒過期,估計還能用。”
我說:“你回中國去,這可能還要看中國那方麵對你的情況認同不認同。”呂雯說:“我問過很多和我情況差不多的人,都說隻要護照沒過期,回中國應該沒問題。很多偷渡來美國的人在這裏呆不下去了想回去,都是這樣的。”我說:“也好,隻要你想好了,我就盡快幫助你早點離開這個地方,到了外麵你再考慮回中國的事。”呂雯說:“我已經考慮過了,我和我媽媽不一樣,她想回去,也沒人要她了。可我不同,我賴在這邊不走,永遠也不會有出頭之日。這邊的人知道你沒有合法身份,誰都可以欺負你,受了欺負你也不能報警,因為沒人相信一個有案底的非法移民說的話。回了國,我在這邊的事國內都不知道,我又有這邊的大學文憑,還能重新開始生活。中國對從國外回去的人,一般都很寬容。”
我去見呂萍花,把我和呂雯見麵的事告訴了她。她怔怔地聽完,半天才說:“看來,我讓她來美國,是害了她。現在的孩子和我們那時不一樣了,現在國內的生活並不差,很多年輕人並不一定都願意出國,很多都是被父母連哄帶逼搞出來的。做父母的把國外想象得太好,對孩子們把外國描繪得也太好了。我現在也常想,如果可能,我也回去算了。唉!年齡大了,該折騰的也都折騰過了,最後總的有個歸宿吧!在這裏這種樣子,再下去還有什麽意思呢?就不知孩子她父親那邊,還能不能……”
(完)
2018年12月25日
於美國華盛頓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