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中國外交的基調，就是反帝反修，支持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個被壓迫民族的獨立。隻有這樣，才能徹底改變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使同樣作為被壓迫民族的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的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得到一個比較良好的外部環境。所以，在那個時期，中國對日本的基本態度，就是擱置曆史的恩怨，以一種登高望遠的態度，支持日本人民擺脫美國占領，爭取獨立自主的鬥爭。由於日本國情所決定，日本的經濟對外依賴性甚至比中國還要高。因此，當時還在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的中國，實在沒有經濟實力使日本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更沒有軍事實力擺脫美國的占領。所以，雖然通過民間外交和經貿往來，使中日關係逐步實現了破冰，且在尼克鬆訪華後順利建交，但日本全麵依賴臣服美國的狀況並沒有改變。
在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後，中國無疑是在把握一個稍縱即逝的曆史機遇期。其實，其它幾個大國也是如此。就日本而言，實力和潛力，是沒有辦法和當時的兩個主要玩家——美國和蘇聯相比的。但是，卻與當時的次一級的玩家——中國，可以形成一個就近的互補關係。日本的資金、技術，以及在全球市場的正在蓬勃發展的地位，與中國的人力資源、體製穩定性與有待開發的市場空間，是可以形成一個有著巨大潛力的聯合體的。因此，在日本內部，一些知華派的人士，主張抓住這個曆史機遇期，形成亞洲發展的雙核機製，建立新的，中日平等的大東亞共榮圈。這是日本從根本上擺脫美國的控製，又能在東亞的發展中居於主導地位的唯一機會。
被稱為“日本經營之神”的兩位企業家，盛田昭夫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合作推出了《亞洲可以說不》和《日本可以說不》，鼓吹日本的“正常國家化”和亞洲獨立的價值的自主性與自足性。而另一位鬆下幸之助，則是創辦了鬆下政經塾，致力於培養青年才俊，成為領導日本乃至於亞洲的獨立和經濟統合發展的領袖。前原誠司和野田佳彥，就是鬆下政經塾的兩位招牌學員，也是承擔著老一代日本政經領袖的期待的曆史的產兒。
但是，由於日本自身的諸多先天不足和曆史遺留問題，使得這樣的期待，事實上已經不可能實現了。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有求於西方，包括日本之處甚多。在最初的幾年，中國方麵事實上是在淡化曆史恩怨，重點宣傳中日友好合作的。這既是老一代領導人的既定政策的繼續，也是新的現實的考慮。而日本方麵也積極向中國輸出一些文化產品，在中國產生了最早的一批哈日族。那個時期，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日本是自己趕超的目標，而非複仇的對象；在日本的一些有識之士看來，中國是一個有著無限潛力的未來的亞洲獨立自主發展的領袖，是日本這個島國真正可以依靠的一塊新大陸。如果中日關係能夠一直沿著這個基調發展下來，還是可以有一個很可觀的前景的。但是，日本的秉國者，卻在80年代初開始，犯下了致命的戰略規劃的錯誤，終於使日本的這個戰略機遇期被錯失。
站在日本的立場上，當時中國不是日本可以有的新大陸的唯一選擇；站在中國的立場上，隻要美國對中國合作的步伐能夠跟上，日本的重要性自然要退到美國之後。
所以，在日本的大棋局的規劃中，中國與蘇聯是同等重要的合作夥伴。畢竟，蘇聯和日本之間還有懸而未決的領土問題。沒有人在八十年代初可以預見到，這個世界軍事第一強國，經濟總量第二大國會因為錯誤的改革路線，而在十年之後消失。因此，同樣麵臨著迫切的改革需要，而改革開放的前景同樣不很確定的蘇聯，因其有著巨量的資源儲備，可以使日本的資本找到一個很好的發展空間，獲得幾乎無窮的資源保障。而在中國這個方向，優勢在於勞動力資源的支持，以及基礎設施瓶頸突破的過程中的巨大的投資機會。所以，在日本看來，如果能夠利用當時中蘇之間的芥蒂，以及兩國對日本的資金、技術的渴求，建立起一個由日本主導的，結合了中蘇兩國資源優勢的新的，由北至南，覆蓋整個大東亞的經濟聯合體，才能真正使日本擺脫對美國主導的西方市場的依附地位，實現日本政治經濟的真正的翻身解放。因此，就不能在一些問題上和中國完全一致，而是要對中國保持一定的強勢，加緊與蘇聯的合作，最後才能建立起一個由日本主導的中日蘇的大三角，獲得與西方市場分庭抗禮的地位，徹底確立起日本與美蘇中合作並立的地位。
出於這種考慮，在當時中國的主要安全戰略是聯合西方，反對蘇聯霸權的背景下，日本為了取悅蘇聯，施壓中國，在中國最敏感的曆史認知問題上，提出“擺脫自虐史觀，建立正常國家”的訴求。應該承認，這種訴求在日本民間一直存在。但是，能夠被日本政經主流接受，上升為事實上的國家戰略，進而發生一係列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件，這確實是日本政經主流的“新共識”的結果。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還更多有求於日本，所以中國政府的反應是很有節製的。以至於引發了國內民眾的，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普遍的不滿。負責對外交流，特別是對日交流的人員，直到今天還被國民有普遍的疑慮。
但是，看透了日本意圖的美國，就沒有中國這樣克製了。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日本利用其它西方公司對奧運會商業化的疑慮，響應尤伯羅斯的邀約，大舉進軍奧運讚助市場，在美國本土的市場，顯示了日本企業把握商機的能力，贏得了巨大的回報。但是，卻也引起了美國公眾對日本的普遍的警覺。由此，美國對日本使出了殺招。
第一，是裏根總統和中國總理的互訪，開啟了中美關係短暫的蜜月期，由此卻最終惡化了中日關係。最主要的舉措，就是同時高調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一致強烈譴責日本的戰爭罪行，以及對曆史缺乏反省的態度。
第二，是逼著日本接受“廣場協議”的結果。由此導致日本實體經濟的本土生產的產品，徹底失去了價格優勢。同時，與中國的關係又逐步惡化，在經濟上建立中日聯盟已經不可能。因此，隻能是日本向中國的實體經濟逐步轉讓技術，隻能獲得利潤，但隻要中國沒有再次成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這種經濟利潤實際是沒有政治保障的。而且，這個過程也必然是中國在實體經濟上從技術上逐漸掏空日本的優勢的過程。
第三，就是直接粗暴地強行叫停日本與蘇聯在高端核心技術領域合作的努力。這就是曾經轟動一時，今天幾乎無人提及的東芝電機事件的背景。此後，雖然日本順應廣場協議之後日元升值的新形勢，在高端核心技術上投入了海量的資金，但是，因為高端技術的市場變現的控製權在美國手裏，現在又逐步轉到中國手裏，所以這種投入，無法獲得國際市場的超額回報，隻能通過在中國投資，獲得適當回報的同時，被中國不斷趕超。同時，這也堵死了蘇聯經濟體製改革成功的可能，蘇聯隻能冒險進入政治體製改革，最終走上了不歸路。中曾根——盛田——鬆下那一代日本政商領袖寄予厚望的“日蘇中大三角”，已經徹底失去了基本的條件。
第四，就是在前麵幾個步驟之後，逼迫勸誘日本，放棄自己原有的出口主導，技術為王，實體為本，全員共富的發展戰略，逐步轉向以投資回報最大化為核心價值的發展模式。但是，這個模式的高端話語權，已經完全被美國把持。日本作為一個後來者入場，除了不斷以“文明”或者“蠻橫”的方式，接受美國的搜刮，不可能有別的結果。
美國的幾招之後，日本徹底被鎖定在依附美國的位階。小泉在美國的力挺下，本著“一條道走到黑”的精神，希望徹底完成對日本經濟發展模式的改造，搭上美國的順風車，為日本確立一個決定性的依靠。結果，由於日本內部的關係無法理順，最後徹底失敗了。但是，卻惡化了日本內部的社會關係，給日本未來留下了幾乎無解的隱患。
在小泉時代終結之後，不論是否情願，至今為止的安倍、福田、麻生、鳩山、菅、野田，六位首相，都必須謀求對小泉留下的到了破裂邊緣的中日關係做出改善。他們也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是，中國已經越來越不需要日本，而是把日本看作自己為主導的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一個爭奪主導權的，實力與意願越來越不相稱的戰略對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個人的努力，實際是得不到效果的。應該肯定，從安倍開始，日本的政商幕後的決定性的勢力，推出的首相人選，在對華關係上是越來越給力的。直到當年東京工業大學的紅衛兵領袖菅直人出任首相，日本方麵的努力達到了最高潮。菅直人首相，被稱為“近三十年來對中國最有認知的日本領導人”。但是，他們的努力因為得不到國內政商精英的廣泛支持，所以最終隻能得到一個可笑而無言的結局。以至於在2010年底，由於以前原誠司為代表的鬆下係的掣肘，中日關係再度降至冰點。日本方麵隻能在不公開的交流中，哀告中國：菅首相是對中國有高度認知的。但是，現在，他被民主黨內的“四人幫”挾持，什麽事情也做不成。如今，如果中國國家和政府領導人在相關會議期間，特別是在日本劄幌的APEC年度峰會期間，不能和菅首相舉行會談，將在日本政壇引發一場大地震。在這種情況下，加之日本方麵釋放了扣押的船長，表現了足夠的誠意，中國的領導人還是和菅首相舉行了會議期間的例行會談，菅首相也避免了“半年首相”的厄運。但是，日本方麵的哀告，卻是一語成讖，在2011年3月11日之後，日本體製的種種弊端，以一種慘痛而不體麵的方式暴露在全世界麵前。菅首相做出了積極的應對。作為一位東京工業大學出身的政治家，他是最有資格領導災後的重建的。但是，因為官僚體係對他的抵製，使得菅首相領導的災後重建，特別是救災工作，隻能以丟臉來形容。最後，在相應的預算獲得通過後，菅首相隻能黯然謝幕。這是他個人政治生涯的失敗，也是整個日本國家，特別是已經徹底僵化的官僚體製的恥辱。日本由此暴露出一個失去未來的國家的本來麵目。但是，生活還要繼續。新首相的選擇，成為日本下一步發展的風向標。
一個新籌劃，在2010年底開始，已經在緊鑼密鼓地推開了。
這個新籌劃就是，接受既成事實，不再謀求日本在東亞獨立合作發展中的主導地位，而是適應中國成為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和政治合作的核心的事實，利用美國不甘心完全退出東亞的心理，與東亞各國內部的精神美國人呼應，共同擁戴美國和中國爭奪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和政治合作的主導地位。在這個過程中，在東北亞地區，中國與美國的任何角力，日本都要堅定站在美國陣營，在美國的庇護下，向中國“亮劍”；在東南亞方向，一直延伸到印度洋，當各個國家的精神美國人不甘心接受中國的領導，裹挾自己的政府，引入美國的力量，與中國展開博弈時，日本也要在一邊給予精神的鼓勵和聲援。
這樣的籌劃，不是為了真的配合美國重建對東亞的主導地位，而是把美國的力量拉在東亞，整合各個東亞國家內部的精神美國人，包括中國大陸的精神美國人，既是狐假虎威，向中國謀求利益最大化，也是在中美之間的鬥而不破的關係中不斷製造對立和隔閡。待到中國和美國之間需要修複這種對立和隔閡，日本就可以發揮自己在兩國的政經人脈資源，起到一個溝通的橋梁的地位，安心收一筆“對縫兒”的收益。這是日本目前“最現實”的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