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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
蔡元培 (1868一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著名教育家。曾任光複會會長, 赴法留學，回國後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中央研究院院長。1917年起任北京大學校長。1932年與宋慶齡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40年3月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一生致力於科學與民主，反對封建專製。他被毛澤東譽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其74年的人生曆程，先後經曆了清政府時代、南京臨時政府時代、北洋政府時代和國民黨政府時代，一路經曆風雨，始終信守愛國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於廢除封建主義的教育製度，奠定了我國新式教育製度的基礎，為我國教育、文化、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富有開創性的貢獻。
他提出了“五育”(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並舉的教育方針和“尚自然”、“展個性”的兒童教育主張。他試圖通過貧兒院的試驗和推廣，逐步以學前兒童公共教育替代當時的家庭教育，最終實現學前兒童公育的理想。
他是我國近現代美育的倡導者，主張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三方麵實施美育，設想通過胎教院、育嬰院、幼稚園三級機構實施學前兒童美育：把胎教作為美育的起點；讓嬰兒及其母親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藝術美構成的環境之中；認為幼稚園的美育一方麵通過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專題”進行，另一方麵則要充分利用其他課內涵的美育因素，如“計算、說話，也要從排列上、音調上迎合它們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與語法。”教育論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選》、《蔡元培教育論著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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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蔡元培先生的孤獨》
在北大未名湖畔一個幽暗的角落裏，有一尊半身的銅像屹立在青鬆之間。
這裏是北大的一方淨土。他守護著這方淨土，一如他生前。他注視著這些孩子，一如他生前。他勉勵著這群老師，一如他生前。
而他孤獨的身影，在曆史發黃的書頁裏，拖得很長很長。
他就是北大的老校長蔡元培。
在他之前之後，北大的校長走馬燈似地輪轉了多少人，個個是英才俊傑，但是隻要一提起北大校長，讓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蔡元培校長。正如編輯《追憶蔡元培》一書的北大學子鄭勇所說：“未名湖畔叢樹幽林間，蔡元培塑像謙和地獨守一片淨土，引領著每次瞻拜每次肅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曆史傳統和今日的格局氣象中，蔡元培更內化為一種象征與啟示。無論歲月的塵埃如何起落飛揚，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無論時間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動搖了多少權威的根基，既非權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卻不減風神依舊，因為有後來者‘以口為碑，以心為碑，以文為碑’（林語堂《想念蔡元培先生》)。”
耐人尋味的是，北大校慶期間，幾乎所有的紀念蔡元培的活動都由民間發起：北大紐約校友會鄭重通過決議，建議將蔡元培先生暫居香港的陵墓遷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議將北大紅樓的孑民紀念館定為國家文物重點保護；有北大畢業生創辦的北京國林風圖書中心舉辦蔡元培專題講座……而最隆重的則是北大師生自編自演的話劇《蔡元培》。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民間的活動。由幾位退休的老教授發起，無數的同學匯聚起來。從一年以前他們就開始了艱辛的奔波，幾經周折，終於上演了。最後一場表演，由於種種原因，禮堂的燈光道具都被迫撤除，本來演出就此終止，但是同學們還是堅持著演完了最後一場。那一場是所有演 出中演得最成功的一場。而話劇中有一幕打動了無數人的心弦，那一幕是驚心動魄的一幕——在那最艱難的時刻，蔡元培先生身心交瘁，獨自坐在黑暗中，自言自語說道：“誰又理解我呢？”
是的，誰理解他呢？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紛飛，黃沙撲麵。一輛四輪馬車駛進北京大學的校門，徐徐穿過校園內的馬路。這時，早有兩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兩側，向這位剛剛被任命為北大校長的傳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長緩緩地走下馬車，摘下他的禮帽，向這些雜工們鞠躬回禮。在場的許多人都驚呆了：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過的事情。北大是一所等級森嚴的官辦大學，校長是內閣大臣的待遇，從來就不把工友放在眼裏。今天的新校長怎麽了？
像蔡元培這樣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禮，在當時的北大乃至中國都是罕見的現象。這不是一件小事，北大的新生由此細節開始。蔡元培希望通過這一行為開風氣之先，使得這所聲名狼藉的國立大學煥發生機。此後，他每天進學校時，都要向站在大門旁邊的工友們鞠躬致敬。久而久之，這成了他的習慣。他的這一行為，是對北大官氣的一個反撥，是一麵如何做人的旗幟。他首先從自己做起。
蔡元培辦北大，將北大作為自己的孩子來看待，北大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北大是他的一個輝煌的文化理想。從此，北大與蔡元培如同血肉般聯係在一起。
1917年12月17日，北大慶祝20周年校慶的時候，一位音樂家在校慶大會上唱出了一首熱情洋溢的歌曲：“春明起講台，春風盡異才，滄海動風雷，弦誦無妨礙。到如今費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時幸遇先生蔡，從頭細算，匆匆歲月，已是廿年來。”上任不到一年的蔡元培，就已經將自己融 化到了北大裏麵。他的繼任者們，有許多人在追隨他，但心有餘而力不足；而更多的人不僅不是獻身於北大，而是把辦學校當作晉升的一個途徑了。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可以說是一片烏煙瘴氣，“學生對於專任教員，不甚歡迎，較為認真的，且被反對；對於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別歡迎。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也不討厭。因有師生關係，畢業時仍可為奧援。所以學生於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別預備外，對於學術並沒有何等興會。”針對這樣的情況，蔡元培首先確立北大的辦學方針：究竟什麽是“大學”？大學培養的是什麽樣的人才？他清醒地意識到，如果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其他細枝末節的問題就無從談起。
大學的靈魂是“兼容並包”
什麽是大學？蔡元培理想的大學是他在德國觀察到的大學，即擁有獨立地位的、追求純粹學問的一個思想與知識的生產、交流和傳播的機構。早在100年以前，德國著名教育家洪堡就提出：“學術應該是自由的、純粹的，是不應該包含任何功利主義思想的。”洪堡尤其反對大學教育的功能隻是為了就業，他認為大學是“對各學科進行研究的機構”。蔡元培力圖引進德國的教育理念，糾正中國自古以來就根深蒂固的“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教育模式，他就像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懷著單純的理想，無私的心靈和堅貞的信念出發了。他的夢想在北大隻是得到了部分的實現，但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在他捧起的雙手中慢慢成形了。
大學的靈魂是“兼容並包”。蔡元培執掌北大的時代，差不多實現了“和而不同”。
蔣夢麟先生在《苦難與風流》中寫道，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著長辮，心裏眷戀帝製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談。”
新潮社的骨幹楊振聲回憶說：“可能有一些學生正埋頭閱讀《文選》中李善那些字體極小的評注，而窗外另一些學生卻在大聲地朗讀拜倫的詩歌。在房間的某個角落，一些學生可能會因古典桐城學派的優美散文而不住點頭稱道，而在另一個角落，其他幾個學生則可能正討論娜拉離家後 會怎樣生活。”這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風格在同一個地方交錯重疊的現象，在北大的曆史上、甚至在中國的曆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
當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學術研究的自由。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說：“主張學術研究自由，可是並不主張假借學術的名義，作任何違背真理的宣傳，不隻是不主張，而且反對。”他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堅持認為，教育事業應當完全交給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隻有教育獨立出來，才能使教育方針保持一貫而不會因政權的交替而屢屢變遷，這樣的教育才可能有實效，學術才可能有發展，學者才可能成為獨立的“知識分子”。
培養人格：大學教育的最終目的
“兼容並包”的前提是自身的獨立，而獨立的支撐點則是人格的完整。所以，蔡元培特別關注大學教育對人格的培養。1917年1月9日，他在北大的就職演說中談到：“諸君為大學生，地位甚高，肩負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己且為人輕辱，更何足以感人。”大學是精英的聖地，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的人們的一個棲居在所。當時還是一名普通學生的羅家倫，後來回憶聽到蔡元培先生講話時的感覺說：“那深邃、無畏而又強烈震撼人們心靈深處的聲音驅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烏雲，它不僅賦予了北京大學一個新的靈魂，而且激勵了全國的青年。”
把人格的培養作為大學教育的最終目的，在當時的中國看起來有些迂闊，但這恰恰是大學的真義所在。蔡元培多次說：“人言有良社會斯有良大學，吾謂有良大學斯有良社會。”
他把因果關係顛倒過來。中國社會麵臨的最大的問題是社會道德的淪喪，是人心的死滅，所以大學有責任去扭轉這種趨向。培養健全的人格，甚至比第一流的研究成果還要重要。
在蔡元培先生看來，道德教育是國民教育之根本，一個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內容。他指出：“公民道德為中堅，舊世界觀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軍國民教育及實利主義，則必以道德為根本。”他呼喚一代新型的知識分子的誕生，這將是具備了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純潔的道德情操，具備了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以及敏銳的審美能力的一代人，他們就是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
蔡元培既是一個理想主義氣質很濃重的人，又是一個實幹家。他采取了種種措施，讓自己的理念在北大得以貫徹下去。美國學者魏定熙特別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創辦《北京大學日刊》的意義。《北京大學日刊》定期報道關於評議會和教職工會議的情況，使校方負責的內部事務公開化，從而取得了學生的信任。顧頡剛回憶說：“如果學生們的建議有助於學校的進步，而且這些建議又是可行的話，那麽它們將登載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這將是促成校方把這些建議付諸於實施。這樣，學生與學校之間就不再有距離感，而且，長期以來他們所深惡痛絕的校方的官僚習氣將不複存在。”這是一個利用輿論的力量進行監督的典型例子。這樣的做法，對於一般的領導人來說，無疑是自找麻煩。而對於蔡元培先生而言，則是“泰山不讓寸土，乃成其大”。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運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為，真正能夠領會其實質的，罕有人在。即使是陳獨秀、胡適、沈兼士這些他的親密朋友，也未能全麵理解他的大學理念。他是孤獨的，他的思想與時代相差太遠，時代所給予他施展的餘地隻有方寸之大。他執掌北大期間，北大獲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這隻是曇 花一現，隨著他的離去，北大很快沉寂下來，正如魯迅先生歎惜的那樣，20年代中期以後的北大，“射一支響箭也沒有一點回音”。這在中國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運。說蔡先生幸運，是因為他在新舊政權交接的空檔裏出任北大校長，可謂把握了千鈞一發的時機。蔡元培先生沒能夠建構起一整套製度平台，僅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撐北大的發展，這同樣是一種“中國特色”。他憑借的是自己的聲望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以及南方軍事力量對北洋政府的牽製。陳平原教授指出，“北伐成功，國民黨統一中國，開始實行‘黨化教育’，教育界的情況於是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不隻是‘教育獨立’的口號被禁止，連大學課程的設置也都必須接受檢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嚴峻的挑戰，自由表達政見的文化空間也岌岌可危。不識時務的胡適之，繼續‘妄談人權’、‘批評黨國’，受到了政府的嚴重警告，險些兒被‘肉體解決’。蔡元培名氣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樣無法挽狂瀾於既倒。”於是，蔡元培的北大成了一個永恒的神話，被一代一代表達人追憶和講述。
說蔡先生不幸，是因為環顧世界各大名校，沒有哪位校長對他所供職的大學產生過如此深刻的影響，也沒有哪所大學像北大一樣如此深刻地依賴一位校長。校以人名，這本身並非正常的情況。正常的情況是應當創設一套完整的製度，讓它在創始人離開之後依然能夠按部就班地運轉。但是，中國的環境沒有為蔡元培提供這麽一個條件。北大離不開蔡元培，是蔡元培的驕傲，也是北大的悲哀。
1949年以後的北大，能夠架構人格平台的校長恐怕隻有馬寅初一人——而馬寅初的人格已經不再受到有關方麵的尊重，所以，他更不能夠完成蔡元培先生的使命。在後半個世紀裏。
北大既缺乏人格平台，又沒有製度平台來保障，其狀況就可想而知了。到了世紀之交，我們才發現我們最需要的還是蔡元培。而需要蔡元培的北大是可憐的北大。一百年了，北大依然隻有蔡元培先生的精神資源可以吸取，這難道不是一種遺憾嗎？
“從明天起照常上課”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間，北大學生運動開始萌芽。他與學生運動的關係，一直被後人所誤解。許多人把他描述成學生運動的積極支持者，這是對曆史的改寫。蔡元培本人並不支持學生運動，從“五四”運動一開始，他就對群眾的運動的負麵作用有清醒的認識，對過度參與政治活動傷害學術研究和大學獨立有清醒的認識。
當時的一名北大學生曹建對“五四”時蔡元培先生的言行有生動的回憶：學生被捕之後，大家聚集在三院禮堂裏，束手無策。忽然聽見腳步聲從外麵傳來，眾人仰首張望，原來是蔡元培校長。一群學生害怕受到先生的斥責，另一些學生則歡呼，有的甚至放聲大哭。先生從容走上講台，怡言溫詞地對大家說：“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當的同情。”還沒有說完，全場呼聲雷動。先生接著說：“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關於善後處理事宜也由我辦理，隻希望你們聽我一句話就好了。”這句話是什麽呢？就是“從明天起照常上課”。
而蔡元培先生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一文中也寫到：“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麵，應以求學為第一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20歲以上者，對於組織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阻止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在蔡元培的辭職信中，他批評了北京的政治文化，認為它是一種毒素，會傷害接觸它的每一個人。北大在這種毒素的包圍之下，生存是困難的。
同樣，蔣夢麟先生在《西潮》裏也詳細寫到蔡元培校長的態度：“他說，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但是學生們示威，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乎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嚐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這就是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有人說他隨時準備鼓勵學生鬧風潮，那是太歪曲事實了。”蔡元培有一句名言“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然而，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裂隙，這一裂隙有時小、有時大，隨著中國政治局勢的變化而變化，而並非先生所想象中的理想狀態。兩者孰重孰輕呢？
學生運動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以及為學術而學術的理念之間有相當的矛盾之處。蔡元培先生自己也並沒有完全找到一條真正的中庸之道來。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學生中掀起了反對日本軍閥侵略的怒潮。當國民黨中央正在南京開會時，學生擁到中央黨部前麵。蔡元培先生挺身而出，向群眾宣講讀書與救國兩不忘的道理，首先得使自己成為抗日建國的有用人才。不料因人聲嘈雜，先生的聲音又不很宏大，再加上許多學生並不認識先生，先生差點被莽撞的學生毆打。先生因此深感學生運動領導權的失墮，為之極其惋惜。
其實，這就是現代大學精神的內在衝突：大學處在社會當中，怎樣做到既獨立於社會，又影響和引導社會？大學不是一個桃花源，大學與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尤其在近現代中國社會裏，現實環境相當惡劣，空談學術中立無異於緣木求魚。蔡元培提倡的是一種超功利的關懷，這種 關懷超乎於任何黨派、團體的利益之上，具有形而上的味道，是由人的與生俱來的對自由的渴望驅動的。這種關懷的實施卻是相當困難的，像蔡元培先生這樣崇高人格的人才可能實踐它，因此，它的操作性就停留在一個很低的層麵上。其他的大學中人，都自覺不自覺地把介入現實與個我利益結合起來，使大學參與社會這一行為本身趨向於功利化。
蔡元培的心目中考慮的問題是：學生怎樣擔當公民義務？不是應不應該參加學生運動，而是以怎樣的心態參加學生運動。
1918年，蔡元培為學生刊物《國民雜誌》撰稿時寫道：“讓學生們承擔國民的義務是《國民雜誌》宣揚的觀點。但是如果學生的職責僅僅是讀書的話，他們又怎能犧牲用於學習的時間和精力去承擔平民百姓應有的義務呢？答案是：學生是被他們自己拳拳的愛國熱忱所驅動。這個國家的大部分民眾對國家的命運漠不關心，似乎國家的前途與他們毫無關係，但還是有一部分社會中堅把為國家服務視為己任。理解這種愛國情操並真誠地為國家強大而努力奮鬥的人畢竟隻占少數。如果學生不能幫助這少數愛國誌士去喚醒麻木的民眾，那又有誰能行呢？學生們寧願犧牲自己的學習時間和精力來辦好這個誌在救國的雜誌，他們的誠摯不能不令人欽佩。”顯然，他肯定了學生的參與精神，並意識到在現代中國這一特定時空中，再來當隱士是不可能的了。他看到了學生身上的朝氣和活力，而且被其深深地感動。
在1920年所作的一次題為《學生的責任和快樂》的演講中，蔡元培則從另一個角度闡明自己的觀點：“我再回溯到五四運動以後，我們一般學子受了這種感觸，其中由自覺到覺人的很不少，至若學生去歲幹預政治問題，本是不對的事情，不過當此一發千鈞的時候，我們一般有智識的人，如果不肯犧牲自己的光陰，去喚醒一般民眾，那麽，中國更無振興的希望了。但是現在各位的犧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習以為常，永荒學業，那就錯了。還有一層，現在各位為社會服務，這也算分內的事情，不一定要人家知道，隻要求其如何能盡自己的責任，並且不要以此為出風頭，沽名譽的器具。……對於讀書和做事，都要有一種誠心，凡事隻要求其盡責在我，不可過於責人。”對企圖通過學生運動獲取名利的人，先生是不以為然的。
20年代以後，中國政局風雲變幻，蔡元培先生永遠地離開了北大，他知道自己已經無能為力。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病故於香港九龍，那是抗戰最艱苦的歲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孤島上，千名北大弟子為老校長執紼。
死後的世界，更不是先生所能左右的。此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被束之高閣。50、60年代對教育領域的若幹次批判，均對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有所衝擊。直到近年，竟然還有人將蔡元培教育思想看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重要表現，一時之間，在蔡元培為之耗盡心血的地方，甚至談“蔡”色變。有人企圖創造出一個徹底清除了蔡元培及其精神的“新北大”。這當然是不可能成功的。而蔡元培先生仍然安息在遙遠的南國，在香港仔的“華人永遠墳場”。先生的墓依山而建，山青而水秀。
但是，學子們還是忘不了老校長。近年來，一直有將蔡元培墓遷回北大，讓老校長安息在未名湖畔的建議。然而，偌大一個校園，至今依然沒有蔡元培先生的墓。
先生不回來也好，省得他回來看到那麽多讓他傷心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依然是孤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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